林徽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要说清楚，就不能不说说她周围的一群人。这群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像胡适、徐志摩、金岳霖等，还有常出现在陆小曼的Party上、沙龙上的一群人--主修艺术，留学回来的刘海粟、徐悲鸿等。以林为中心，这些人经常集合在她家的客厅，谈天论地谈古论今。别小看这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其实涵盖了当时文学艺术界最重要的人物。这群人中没有女的，林徽因身边没有女的，也许是性格原因吧，女的都不大喜欢她。她只有一个闺蜜，是一个美国人叫费慰梅，后来给她写了一个传记 《Liang and Lin》。费慰梅的丈夫叫费正清，夫妇俩都是林、梁两位的好朋友。费正清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夫妇俩来。林徽因就费慰梅一个女性朋友，两个人说英语，叽叽喳喳的。然而，同时代的女知识分子都与其势同水火，冰心那时候还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当时林正陪梁先生在五台山考察，他们考察五台山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唐代的古建筑，回来的时候，林徽因顺便带了几坛醋（山西产醋嘛），回来就看到报纸上冰心写的那篇文章。《我们太太的客厅》写得特别有意思，说在林的客厅里，大家是不说中文的，要说法语，还要吻手，大诗人单膝跪在地上，大建筑师在旁边端茶倒水，大哲学家如何如何，总而言之，挤对了她一番。结果林徽因直接派司机给冰心送过去两坛醋，冰心的沙龙于是变成另外一群作家--土鳖作家的沙龙，虽然冰心自己是个海归。
纵观林的这一生，还是很幸福的。作为女人，有那么多男人爱；作为学者，有那么辉煌的成绩，而且她离开的时间也好，1955年，要是再晚个10年，她也会遇到噩梦。若有遗憾，应该是没跟她一生中唯一的女性朋友费慰梅打声招呼就走了。梁先生刚刚去世一个月，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就跟着尼克松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就找他俩，结果得知，林徽因十几年前就去世了，梁先生也于一个月前离开了。他们托周总理找梁再冰，找来以后，费慰梅特别伤心。费慰梅相当于她干妈，从小看着她长大的，梁再冰跟费正清、费慰梅一起吃了顿饭，吃饭时梁再冰一句话都没说，不但不叫叔叔阿姨，也不看他们俩，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说。
客观的说一下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它最初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7日第2期至第10期，后收入小说集《冬儿姑娘》（北新书局1935年5月初版）。文中内容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文中的“我们太太”是一个受男人环绕，爱出风头，工于心计的女人。可以说，对她身边的男人，“我们太太”几乎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间。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的这篇小说可说是上乘之作，情景与人物的描写，白描可入画，语言可传神，似得“红楼”真传。小说脱去冰心贯有的自我抒写风格，通篇充满了调侃与暗喻。在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中，描写了十余个人物，着墨不多，却是栩栩如生，个个鲜活。她用看似温婉和调侃的笔调娓娓道来，实则却是在进行讽刺和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冰心和林徽因积怨已久。吴文藻(冰心的先生)和梁思成在清华时曾经是室友，冰心与林徽因经常去他们宿舍玩。越沟通越看不上对方，两人之间的互相不喜欢是深远并划时代的。新中国成立后，柯灵编撰《民国女作家文集》，林徽因的儿子死活不给版权，于是这套书没有林徽因的作品，原因就是文集名誉主编是冰心。
《我们太太的客厅》原文：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来，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啭，屋子的一切，便好似蒙在鲛觚之中的那般波动，软艳！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旅德期间的花季林徽因) 图文无关
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北墙中间是壁炉，左右两边上段是短窗，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上面整齐的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有一套黄皮金字的，远看以为定是莎翁全集；近看却是汤姆司·哈代。我们的太太嗤的一声笑了，说：“莎士比亚，这个旧人，谁耐烦看那些个！”问的人脸红了。旁边几本是E.E.Cummings的诗，和Aldous Huxley的小说，问的人简直没有听见过这几个名字，也不敢再往下看。
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满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旁边一个红木架子支的大铜盘，盘上摆着茶具。盘侧还有一个尖塔似的小架子，上下大小的盘子，盛着各色的细点。
地上是“皇宫花园”式的繁花细叶的毯子。中间放着一个很矮的大圆桌，桌上供着一大碗枝叶横斜的黄寿丹。四围搁着三四只小凳子，六七个软垫子，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脸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我们的太太四下里看着，口里唤着Daisy，外面便走进一个十七八的丫头，浓眉大眼的，面色倒很白，双颊也很红润——客人们谈话里也短不了提到我们的Daisy。当客厅中大家闭目凝神的舒适的坐着，听着诗人们诵着长诗的时候，Daisy从外面轻轻的进来，黑皮高跟鞋，黑丝袜子，身上是黑绸子衣裙，硬白的领和袖，前襟系着雪白的围裙，剪的崭齐的又黑又厚的头发，低眉垂目的，捧进一炉香，或是一只药碗，轻轻的放在桌上，或是倚着椅背，俯在太太耳边，低低的说一两句话，太太抬头微微的一笑，这些情景也时常使这听诗的人，暂时，完全的把耳边的诗句放走。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Mrs. is in bed, can I take any message？”——
太太说：“你看你还不换衣裳去！把彬彬的衣裳也换好，回头客人来了，把她带到这里来喝茶。”Daisy答应了一声，向后走了。
——彬彬就是画上抱着我们太太的颈项的女儿。她生在意大利。我们的太太和先生的蜜月旅行，几乎延长到两年。我们的先生是银行家，有的是钱，为着要博娇妻的欢心，我们的先生在旅途中到处逗留，并不敢提起回国的话，虽然他对于太太所欣赏的一切，毫不感觉兴味。我们的太太在种种集会游宴之中，和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争执着，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静听，往往倦到入睡。我们太太娇嗔的眼波，也每每把他从蒙卑中惊醒，茫然四顾，引得人们有时失笑。我们的太太这时真悔极了，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但是丈夫终久不比情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对于我们的太太，也有极大的好处。这些小小的露丑，太太对着她最忠诚的爱慕者虽然常常怨抑的细诉着，而在大庭广众之间，也只是以漠然的苦笑了之。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她虽然极爱彬彬，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
三麻子扮关公，打着红脸，威风凛凛。跟前的那个小马童，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配衬关公。关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一连翻起十来个筋斗。我们的彬彬，便是那个小马童——
远远的门铃响了几声，接着外院橐橐的皮鞋声，Daisy在小院里扬声说：“陶先生到。”一面开着门，侧着身子，把客人往里让。
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我们的太太在“二八芳龄”的时候，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陶先生脑中，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他便躲坐在屋角，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在众人未到之先，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
太太笑说：“你找个地方坐下，试验作的如何了？还在提倡科学救国罢？”陶先生仍旧垴坼的含糊的答应了一声，帽子放在膝上，很端正的坐在屋角的一张圈椅里。他的心微微的跳着，在恐惧欢喜这独对的一刹那。
看他依旧说不上话来，我们的太太又好笑又觉得索然，微吁了一口气，懒懒的站起。彬彬已从门外跳了进来，一头的黑发散垂着，浅绿色的衣服，上面穿着细白绒衣，线绿边的白袜子，黑漆皮鞋。彬彬衣服的绿色，是正在我们太太的衣服和镯子颜色中间的一种色调，Daisy是懂得以太太的衣服为标准而打扮彬彬的。
看见彬彬进来，陶先生似乎舒畅了许多，赶紧站起过来拉住彬彬的手。太太又懒懒地坐下，掠一掠头发说：“彬彬，你同陶叔叔玩罢。陶叔叔整天研究化学，你问他猪肝和菠菜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维他命ABCD？平常妈妈劝你吃这些个，你总不听……”
外面Daisy又扬声说：“袁小姐到。”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站了起来。
——袁小姐是个画家，又是个诗人，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也是这“沙龙”中的唯一女客人。当时当地的画家女诗人当然不止袁小姐一个，而被我们的太太所赏识而极口称扬的却只有她一人！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而不守旧，不琐碎，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画家，诗人，却都多数不在我们太太的眼里，全数不在我们太太的嘴里，虽然有极少数是在我们太太的心里。
我们的太太说，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在我们太太口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而袁小姐却从来没受过我们太太的批评。我们的太太在客人前极口替她揄扬，辩护，说她自然，豪爽，她自有她真正的美！
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年轻时虽以之自傲，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无脂粉气，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
袁小姐挺着胸，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气吁吁的坐下，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一面从袖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拭着额汗。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长才过膝，橙黄色的的丝袜子，豆腐皮似的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浑身上下，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
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侧坐在袁小姐的旁边，问：“别气急败坏的，你告诉我，是受了哪个批评家的气？”袁小姐喘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说：“什么批评家，是一群混蛋！刚才我忽然如有所使，吃完饭，脸也没洗，一口气跑到天坛去画画。刚安好画具，起了几笔，四围便哄上一大群丘八。起初还是远远的看，后来越挤越近，指手画脚的，蒜臭，汗臭，熏得人要死。我越画越不耐烦，最后我匆匆的收拾了，提起画箱就走，这一群大爷还笑嘻嘻的远远的把我送出园门。你看气人不？把我一腔的灵感，生生的撵走了！”
我们的太太笑了：“这是一班普罗的欣赏家呀，你应当欢迎他们才是！快好好的歇一歇。你那幅玉泉山塔的画带来了没有？一会儿好让我们赏鉴赏鉴。”
陶先生和彬彬痴痴的望着她俩。
太太招呼陶先生说：“你过来谈谈，你正需要这么一个和你正相反的朋友，一个艺术家，一个女人，一个豪爽的谈话者……”陶先生嗫嚅着往前走了一步，院子里已走进一群人。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都回过头来，陶先生拉着彬彬的手赶紧的便溜到门外去。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的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我们的太太正和一位政治学者招呼，回头看见，便嗔着诗人说：“你真是！搅他作什么？我这里是个自由的天地，各人应该挑着自己心爱的事去作。”哲学家抱歉似的，鞠躬笑着说：“书呆子真没有办法！到哪里都是先翻人家的书。”诗人在一旁嗤嗤的笑着。
太太回身问着政治学者：“你们这些人还说什么创造舆论？近来的市政越来越不像样了。自来水把我们喝病了还不算，那天我同袁小姐到玉泉山去画画，这一道的汽车，险些没有把我们颠死！亏那站上的巡警还有脸拦住我们的车，问我们要车捐！我问他：‘你们把这些捐钱用到哪里去了，你看这刀山般的汽车道！’真是，尽让我们来说话是不行的呀，你们这些‘政治家’！”太太一口气说完，回身自己点着一支烟，坐了下去，又问袁小姐：“是不是？你说？”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
大家都笑了！我们的太太也不禁嗤的笑了，回头叫道：“Daisy看茶！”
Daisy轻盈的蹑着脚尖进来，递过杯盘，便递着糕点。门外有两个白长衫，黑缎子坎肩的仆人，屏声静气的在伺候传递着汤水。
我们的太太捧着茶杯，走到文学教授面前。文学教授正和袁小姐讲着前天北海的画展，看见太太过来，赶紧握着茶巾站起。我们的太太笑说：“快别起来，我只问你一句话，我举荐的那个诗学教授怎么样？”一面便侧坐在袁小姐的椅沿。
文学教授站着笑说：“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他虽然年轻，谈锋却健，很会说笑话，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看见他的告假条子。”袁小姐忽然笑说：“你们说的是小施呀？他哪里有病！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来回的走着。”
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便敛容说：“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同他自己的一本诗，上门求见，我看他写的还不坏，便让他在这里念了几次，以后他也很凄切的告诉我，说他是如何的潦倒。我想也许你们文学系里，容得下这么一个人，没想到……”我们的太太微微的摇一摇头，咽住不说了，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到窗前，指头抚着杯沿，心不在焉的向着窗外唤道：“彬彬，你进来。”
彬彬两手牵着衣角，笑嘻嘻的走进，挪到我们太太跟前，仰着头说：“妈妈，陶叔叔叫我告诉你，说他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早上他还来带我上公园去。”我们的太太从沉思中微笑说：“他倒有工夫——彬彬，你看这些个客人，你也不招呼一声！”彬彬笑着向大家说了一声：“您好！”
诗人坐在书桌前面，连着椅子转了过来，右手两指夹着烟卷，左手招着我们的太太，说：“美，这玻璃底下的画，又是新的罢？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我们的太太拉着彬彬的手，走到桌前，说：“金老先生倒是隔天一来，他催的紧，我也只好敷衍敷衍。春天一到，我的臂腕又有些作酸，真有些不耐烦了。”哲学家还在看着《妇女论》，听了便合上书，微笑说：“太太，我看你也太要强了，身体本来不很好，又要什么都会，什么都做，依我说，一个女人，看看书，陪陪孩子……”我们的太太笑了起来，说：“你看的是叔本华的《妇女论》呀，又骂开女人了，女人便怎样？看看书，陪陪孩子，就算一生的事业吗？你趁早搁下叔本华，看一看萧伯纳罢。萧老头子借着女杰周安的口里，向你们这一班男人大声疾呼的说：‘这些女人的事情，一般的女人都能作，但没有一个女人能做我的事情……’”回头又问着文学教授说：“对不对？是不是他说过这几句话？”文学教授赶紧说：“是。”哲学家忽然大笑了，他似乎觉得很滑稽。
彬彬挣脱了我们太太的手，拉了袁小姐，又走到院子里去。政治学者和文学教授也走了出去，在树下低低的谈着话。
小院的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发光的金黄的卷发，短短的堆在耳边，颈际，深棕色的小呢帽子，一瓣西瓜皮似的歪歪的扣在发上。身上脚上是一色的浅棕色的衣裳鞋袜。左臂弯里挂着一件深棕色的春大衣，右手带着浅棕色的皮手套，拿着一只深棕色的大皮夹子。一身的春意，一脸的笑容，深蓝色眼里发出媚艳的光，左颊上有一个很深的笑涡。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这时哲学家也走了出来。诗人正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纸来，伸铺在桌上，同我们的太太一同俯了下去。轻轻的念着，笑着，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立刻站了起来，满面是笑，刚要叫唤，回头看见我们的太太，也望着窗外，微蹙着眉尖，便敛了笑容，轻轻的拍着我们太太的肩：“美，你先往下看，我先出去同她应酬应酬去。”说着便走出去——登时院子里便满了人声。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去年冬天她丈夫在美国死了，她才回去，不想这么几天，她又回来了。我真怕她，麻雀似的，整天嘁嘁喳喳的说个不完！我常说，她丈夫是大糖商，想垄断一切的糖业，她呢，也到处想垄断一切的听众！”袁小姐默然，坐了下去，端起一杯茶来喝着。
在袁小姐以前，露西是我们太太唯一的女友。前年露西到北平的第二天，文学教授便带她来拜访我们的太太，谈得很投机。事后我们的太太对人说露西聪明有礼；露西对人说一个外国人到北平，若不见见我们的太太，是个缺憾。于是在种种的集会之中，她们总是形影相随，过了有好几个月，以后却渐渐的冷淡了下去。有人说也许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太太客厅中的人物，在某剧场公演《威尼斯商人》，我们的太太饰小姐，露西饰丫鬟。剧后我们的太太看到报上有人批评，说露西发音，表情，身段，无一不佳，在剧中简直是“喧婢夺主”。我们的太太当时并不曾表示什么，而在此后请客的知单上，便常常略去了露西的名字。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诗人拉着露西进来，后面跟着那一群人。露西咯咯的笑着，左手推着诗人的臂膀说：“你放手，我还没见主人呢。”我们的太太微笑着站了起来，一面也伸出手来，一面说：“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所以我也没有出去接你。”露西早已又回过头去，看着袁小姐，笑说：“这位是谁，请哪一位给介绍介绍。”诗人赶紧过来笑说：“等我来，这位是袁小姐，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露西连忙伸手和袁小姐把握，说：“久仰，久仰，今天是您读诗罢，我幸得躬逢其盛。”袁小姐踧踖着，搓着手说：“不，不，我今天是来听诗，”一面指着诗人：“他倒是有一篇长诗要念。”露西已自挑了一张矮椅坐下，背倚着矮桌子，两腿直伸着放在软垫上，一面笑说：“来，来，念出来让我们听听，让我也洗一洗行旅的尘秽。”一面自己点上一支烟抽着，很娇慵的慢慢的便闭上眼睛。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于是他念：
给——
我昨夜梦登最高的峰上，
地下没有一盏灯，天上没有一颗星。
我只觉得身边有个你——
冰凉的是你的手，跳动的是……
露西忽然睁开眼睛，笑得几乎连椅子翻了过去，两手乱摇着说：
“不必念了，底下等我来念——‘跳动的是你的心’，‘星，心，轻，亲，’你又在凑韵……”这一串银铃似的笑声，把这屋里静寂的空气完全搅散了。大家都笑了，政治学者大笑着，站了起来，指着露西，说：“秩序！秩序！你这淘气鬼。”
袁小姐一个人没有笑，只看着我们的太太。太太坐起来，正要说话，诗人已笑嘻嘻的卷起诗稿，从沙发边爬到露西椅旁，拿纸卷打着露西的头，说：“你是怎么回事，尽拆我的台！”露西仍笑着用夹着纸烟的手，扶着帽子：“小心，你，我的新帽子！……”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一面站起来，走到哲学家面前。哲学家坐着不动，只微笑着抬头，指着露西的背影，声音很轻，说：“女人，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么？”我们的太太忽然很柔媚的笑了一笑，便坐在哲学家的旁边。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哪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彬彬答应一声，又欢天喜地的跳了出去。露西向着政治学者点头挤眼一笑。
Daisy在门外说：“小姐，周大夫到。”一面带进一个客人来，随手把沙发旁边的大灯捻亮了。在暮色与灯光之中，进来的一位，三十岁上下，穿着西装，矮矮胖胖的个子，脸上满堆着使人信任的笑容。一进门便搓着手，笑着连连点头鞠躬说：“袁小姐好，柯太太好，大家都好。我来的真巧，又见着这许多人。”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上前，伸手和大夫把握，说：“也可说是不巧，你又碰着这许多人，又该骂我不休息尽见客了。”周大夫弯着腰从Daisy手里接过一根烟来，自己点着，连忙笑着说：“哪里！哪里！我的职务总仿佛是妨碍人家交谊似的，其实我也是不得已。若说太太你呢，前天刚刚伤风，论理也该……”诗人笑着走过来，拍着大夫的肩膀，说：“又是这一套老话，坐下，我问你，这两天生意该好罢，时令伤寒的人多极了，我到处找朋友，差不多个个都在伤风。”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露西正和袁小姐谈话，回头便笑着说：“我们的太太病了，你治，你若得了‘湿气’，谁给你治！”大家又笑了起来，这次袁小姐也看着露西笑了。
小院门外有人声，一个仆人走到屋门口，Daisy连忙迎了出去，低低的说了几句话。仆人出去，Daisy又转身进来，先看着周大夫微微的笑了一笑，才对我们的太太说：“吹笛子的杨先生来了，问小姐今晚上还练习不练习昆曲。我回了他了，说不唱了，客厅里客还未散，周大夫也在这里……”文学教授笑对周大夫说：“你看你多煞风景，否则我们又有耳福了。”周大夫连忙站起，笑说：“我该走了，又是我的不是，我本来也没有说什么，我只说过与其学唱还不如学弹，到底不伤气。她的身子你们也知道……”文学教授敛了笑容，回身对我们的太太说：“为您自己打算呢，自然我们应该劝您把这些事都撇开，不过我们都是‘人’，有时太自私了，只顾到自己的眼福，耳福……”我们的太太微微的笑着，向着文学教授弯了弯腰，正要说话，露西在一边忽然笑起来，接了下去，说：“别忘了还有口福！”大家也大笑起来，又似乎觉得不好，赶紧收住，我们的太太敛了笑容，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周大夫从腰袋里拉出表来一看，说：“我真该走了，我本来是出诊，路过你们门口，看见有许多车子，顺便走进来看看……”我们的太太笑了，说：“是不是？我说你是来检查。”一面说着，周大夫已拿起帽子。露西也站了起来说：“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说着看着文学教授和政治学者，于是大家都纷纷的离座。露西笑对袁小姐说：“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你也参加我们的晚饭么？”袁小姐踌躇着，看着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太太扶着椅背，手指按着嘴唇，打了一个呵欠，懒懒的说：“我也要出去的，不留你了。”诗人连忙从后面替袁小姐披上纱巾。
露西对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客人都带走了，我知道你一会儿要去听戏，中间也要休息休息的。”我们的太太从眼梢瞥了露西一下，没有言语，便回过头去。
哲学家从书架上又取下几本书，同《妇女论》磊在一起，挟在臂里，笑着向我们的太太说：“这几本书可否借我一读，迟日我再送来。”我们的太太笑着看了哲学家一眼说：“你先把上次借去的书送回来再说！也没见我的书都是好的，你一般的也有这些书。”哲学家笑说：“你的版本好多了，我是穷人，买不起善本，只好沾你的光。”
大家寻衣觅帽，都已走到廊上。Daisy开着门，两个仆人垂手站在阶边，大家纷纷的向我们的太太道谢告别。太太似乎乏了，只微笑着点头，走到小院门口，便站住了。诗人站在太太背后，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露西回头说：“别忘了今晚六国饭店还有西班牙跳舞！”我们的太太看着诗人说：“你也走好了，还等什么？”诗人笑着，没有答应，只把客人往外送。
诗人进来时，客厅里又已收拾过了，壁炉里燃上松枝。屋里没有灯，我们的太太抱膝坐在炉火微光之前，懒懒的，听见诗人进来，头也不抬。诗人也没有言语，轻轻的拉过一个垫子，便坐在太太旁边，轻轻的说：“这微光，这你，这一切，又是一首诗！”太太不答。
屋里静得只听见松枝爆裂的声音，——Daisy轻轻的走到门口，看了一看，又轻轻的退了回去。
诗人轻轻的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叩着笼儿，说：“太静了，连最活泼的金丝雀也不叫了。”我们的太太这时才看了诗人一眼，歪着头说：“金丝雀现在不高兴！”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的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诗人用手轻轻托住我们太太的臂肘，说：“你还换衣服不？你进去罢，我在这里等你。”说着已轻轻的把我们的太太推到客厅门外，从甬道墙上摘下一件黑色的斗篷来，替她披在肩上。我们的太太把斗篷往身上一裹，头也不回的走到后面去了。
诗人退进客厅里，伸了一伸腰，点上一支烟，捻亮了灯，坐在沙发上，随后拿起一本诗来。正在翻看，听见门外汽车响，又听见脚步声走入内院来，诗人连忙放下书站起。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诗人也坐下，说：“美好了，下午还有茶客，她一会儿还听戏去。”
这时我们的太太已拉着彬彬的手过来。身上已换了黑色洒花丝绒的长衣，肩臂之间，隐约的露着玉肌，脚底下是肉色丝袜子，青缎高跟鞋。重施脂粉，也点上口红，显得容光焕发。彬彬是大红绸子衣服，乳色的领袖，白丝袜，黑漆皮鞋。进门看见我们的先生，便跳了过去，抱住笑道：“爸爸，妈妈带我听戏去。”我们的先生没有说什么，只把彬彬抱在膝上，摩抚着。
我们的太太仍旧站着，手扶着椅背，有意无意的问我们的先生：“娘叫我去听杨小楼，也在那边吃晚饭，你和我们一块儿去罢？”我们的先生看着诗人，踌躇的说：“我想我不去了，你们去罢。我今天有点倦，银行里开会整开了一下午；刚才孙经理还请我和他到六国饭店去看西班牙跳舞，我辞了他，我想着你不大舒服，我自己去也没有……”
我们的太太听着，忽然看了诗人一眼，一回身便侧坐在先生的身旁，扶着先生的臂腕，幽幽的说：“我本来也不一定要去，因为娘那边已约下了人，只好去应酬一下，你既然牺牲了西班牙跳舞来陪我，我也愿意牺牲杨小楼来陪你。我也倦，我们只在家里守着炉火坐坐也好！”
我们的先生愕然了，从来未曾受过这样的温存！他受宠若惊的正要说话，我们的太太赶紧说：“你不用劝我，我一定不去了！我倦得很，只要你陪着我！”说着歪了下去，俯在先生的肩上，眼里竟然有了泪光。
诗人默然站起来，把烟头扔在炉里。我们的先生也默然，只轻轻的拍着太太的肩背。彬彬本来只坐在父亲膝上，睁着大眼，很悬心的听着他们说话，至此便溜了下来，走到我们太太跟前，说：“妈妈，你不去了，我呢？”我们的先生抬头看着诗人说：“美倦了不去，由她罢，你带彬彬去，怎么样？”诗人还不及回答，我们的太太已连忙坐了起来，说：“别烦他了！人家还有饭局呢！”先生说：“既如此，彬彬也不用去了，小孩子太睡晚了，到底不好。”
Daisy站在门口，臂上带着太太和彬彬的大衣。听到这里便微笑着进来，俯了下去，在彬彬耳边，轻轻的说了几句话。彬彬忍着泪，低头向父亲和母亲说了声“明天见”，便牵着Daisy的手出去。
我们的太太隔窗唤着Daisy，说：“你再打电话告诉老姨太太，说我又觉得不大舒服，不能来了。也吩咐厨房里把我们的饭开到这里来罢，这里有火，暖和些。”Daisy一面答应着便走了。
诗人拍了拍身上的烟灰，对我们的太太说：“那么我走了，明天见罢。我还要回去写几封信，我也太懒，晚上屋子里又冷，总不想拿笔，总挨朋友们的骂。”我们的先生站了起来，说：“你不是有饭局么，怎么又到冷屋子里去写信？若如此，就在我们这里用了晚饭再走。”诗人凝神看着炉火，回头笑说：“不用晚饭了，我也吃不下。我已住惯了冷屋子，正是‘惭惯了单寒羁旅’！”他一面笑着吟哦着，往外就走。我们的太太忽然站起，要叫住诗人，诗人有我们的先生送着，已走出小院门口了。
门外是暮色逼人，诗人叫来了拱腰缩颈站在墙隅的车夫，一步跨上车去，伸直了腿，深深的向天嘘了一口气，说：“走，六国饭店！”
竟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夜。
文章内容对号入座的原因
小说连载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当时副刊的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沈从文。沈从文对冰心当然是尊重的，但从感情上说，或者从文人的圈子而言，他不属于冰心的燕京派，而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人走得更近。小说连载时，作为小说家沈从文，自然能掂量出它的分量，但也可能感觉到了些什么，因为沈从文便是进出“太太客厅”的重要一员，并且将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蚕》的作者——萧乾，带进了“太太客厅”。显然，不知道沈从文以什么方式，向尚在山西做文物调查的林徽因传递了某些信息。林徽因也是读了作品的，才有了她的得意之作，诚如她自己向李健吾所言，送给冰心一坛山西老陈醋。“吃醋”在中国是有明确指向的，你调侃太太客厅，我让你“醋上”加醋。是不是真有其事，无从考察，但文人之间的战法还是符合林徽因身份的。包括萧乾、陈意等人，认同作品是讽刺林徽因，应该说基本出自林徽因的自认或他议。而后人以至网络时代的指认与指责，一般认为，以才貌而言，冰心都敌不过林徽因，林徽因在“太太客厅”大出风头，冰心觉得不爽，于是出此损招，挖苦、讽刺、宣泄一通。
冰心两性观念的传统与严谨，她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在初入文坛时便已确立，并且未因成名、未因时空转换而有所变化。她在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明确主张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对于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被外界造得沸沸扬扬，冰心既不理解，更不认同。尤其是对徐志摩四处“拈花惹草”的举动，对他在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持谴责的态度。其实，冰心大可不必动容，因为任何人与任何家庭，都有各自的生活与生存方式，冰心的过错在于扮演了“拯救者”，以诗文方式，无意间介入了林徽因的私生活、影响了他人的生活方式。冰心虽然留学美国，懂得尊重他人个性与私生活，但对林徽因与徐志摩，似乎没有把握住自己。
1930年冬，林徽因因病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来年初被诊断为肺结核，医生认为必须马上疗养。这时的梁思成尚留沈阳，徐志摩恰恰也从上海来回北平之间，开始在北大等校兼职执教。林徽因遵医嘱，来到西郊香山进行疗养。恰如冰心在青山沙穰疗养院疗养一样，自然有不少人上山探望，徐志摩自然是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本来就有一些“浮言”，这香山病中的浮言，就更甚了。加上林徽因病中无聊，开始写诗，徐志摩又大作“欣赏状”，这就使得浮言从嘴上游到纸上，加上许多的不知情，又加上传播八卦时添油加醋的陋习，所以，浮言入冰心之耳，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样儿的了。因而，当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通过沈从文向她邀稿的时候，冰心写了一首长诗《我劝你》，与林徽因的诗《激昂》，同时出现在刚创刊的《北斗》上，《我劝你》还成了创刊号的重头作品。这是一首什么诗呢？恰如标题所言，一首明明白白的劝诫诗，具有强烈的劝导与说教意味。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在这首诗里，冰心的劝告对象显然是一名已婚女性，她美丽高贵，却身陷婚外恋情中，且对象还是一名浪漫诗人。冰心对女子发出警告，劝她不要真诚和心软，因为诗人是在用充满剧情和诗意的美丽谎言投合她的爱好。冰心还暗示如果继续这场爱情的游戏，女子的‘好人’丈夫将会离去，女子也将停留于迷途不得返，而这场游戏却只是诗人无穷游戏的一场，因为诗人又寻到了‘一双眼睛’”。（黄艳芬《“教婆”应为冰心》，《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这是后人的研究，在当时，联系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浮言，人们很容易产生联想。对于诗的寓意、寓指，丁玲写信告诉了代为邀稿的沈从文自己的看法。沈从文则又写信给徐志摩，不指名的称诗的作者为“教婆”，并且对“教婆”的说教不以为然，信中说：“我这里留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显然，林徽因怎么会接受劝诫呢？林徽因是一个会接受劝告的人吗？恰在此时，徐志摩飞机失事，又是因为赶来听林徽因的演讲，文坛一片哗然、惋惜，痛失诗人也感叹诗人。冰心便是那不同声音中的一个，在给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写信时，表达了她的谴责之情：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冰心致梁实秋）冰心的信并不是当年写的，而是一年之后，文坛一些人又在沸沸扬扬地纪念时，说给梁实秋听的，并且他们还可能曾就《我劝你》有过话语，所以信中有“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的诗”的文字。信中“‘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冰心用了引号，不是一句虚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文洁若陪同萧乾去看望冰心，谈到费正清书中写到徐志摩当年在英国怎样热烈追求过林徽因。冰心说：“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接着，冰心随手在案头的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十个字：“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并回忆说：“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来看望过。这两句话就是徐志摩当时写下来的。他用了‘骷髅’、‘磷光’这样一些字眼，说明他当时已心灰意冷。”8天之后，徐志摩鲁境失事。作为写给梁实秋的私人信件，当然不是发表之作，但是，也不可能仅是梁实秋一人可以看到，熟人之间互相传阅信件也是常事，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时，这种传阅的可能性更大。那时，沈从文也在青岛山大任教，所以，林徽因知道信的内容，也是可能的，而冰心的这些话，与她当时对徐志摩的悼念、思念，真是冰火不相容的。一年不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出来了。由于有了这些前嫌，林徽因的感情波澜可想而知。但她毕竟是大家闺秀，表达感情的方式显得相当地节制而艺术。但也真正地结怨了，绝交是不用说的，并且一有机会，便要说上几句。
“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迁到大后方，林徽因、梁思成的营造学社迁到昆明郊外，冰心吴文藻在一年之后也去了云南。1940年秋，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校友的名义，邀请冰心到重庆参加抗日，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恰遇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人类学讲座受阻，所以，决定全家迁至重庆。冰心要“搬家”，要到“到重庆做官”，一时惊动四邻。羡慕、嫉妒、议论与不屑，在云大、在西南联大、在昆明传来传去。林徽因向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写信，借此相讥：“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 “Icy Heart” 即是冰心，一个带有贬义性质的英文直译，此时，连直呼其名都不愿意，可见情绪之强烈。这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既是《我们太太的客厅》结怨的延续，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实：“我们将乘卡车去四川，三十一个人，从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挤一个车厢，一家只准带八十公斤行李……”强烈的反差，令心气高傲的林徽因难以接受而又无可奈何。正如她自己所说，这就是生活。
不仅是林徽因向她的朋友圈子说冰心，她的朋友圈子里的人，有时为了林徽因也拿冰心来说事。1941年12月3日，傅斯年来到李庄镇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才知道不但林徽因长期患的肺结核加重，而梁思成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一病不起，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傅斯年闻听大骇，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挽救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生命。于是，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这本来是一件善事，但信中却也把冰心拿来垫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在冰心与林徽因的关系中，这里始终有一个人在中间起作用，就是多次提到的沈从文，林徽因称之为的“沈二哥”。沈从文因为在“北漂”最艰难的时刻，得到了徐志摩的相助，从此感念在心，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立即从青岛赶赴现场，其情感人。因为徐志摩而交好林徽因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他不可能对恩师的人生与两性观念持反对的态度，而自己早年与丁玲、胡也频之间的友情，也表示了他与徐志摩的观念相通。因而，尽管他在文学上视冰心为前辈，但在生活观念尤其是两性观念上，显然不是冰心的同道，因而，有关冰心作品的传说以及他对冰心作品的感受，便可能带上某种情绪而传递给了对方，“沈二哥”在徐志摩、林徽因、丁玲等人之间，真正成了他自称的“乡下人”。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萧乾最早说过《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写林徽因，因为萧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稿子由他编发，而他与冰心的关系亲近，称其为“大姐”，他的话可信度似乎毋庸置疑。有的传记中还有具体的描写，说冰心写完几页便被萧乾取走几页，所以才断断续续在报纸上连载一月有余。这完全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传说。1933年9月，也就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写作与发表的时间，萧乾刚刚从辅仁大学英语系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他的小说《蚕》尚未发表。那时文艺副刊的主编是杨振声、沈从文，后者也是刚刚从青岛大学的教职位上聘入。萧乾进入《大公报》是燕大毕业后的1935年，并且开始不是主编《文艺》副刊，而是《小公园》。但是一般的读者不去做此深究，而研究者也忽略了基本的事实，所以，所谓由萧乾发布的“信息”，便在大众中传来传去，以至转到对当事者人格人品的好恶上来。
作品与真实生活的区别
《我们太太的客厅》确实是一篇小说，小说便是虚构，起码不是写真写实。比如最重要的客厅场景，小说用了1072个字来描写。从全景式的环境描写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西式建筑，一个中西合璧的客厅，软纱帘子下有张小小的书桌，桌上有墨碗、毛笔与宣纸，挂着的笼子里有金丝鸟；北墙的中间是壁炉，南边是法国式的长窗，有大沙发，地上是“皇宫花园”式的地毯，书架上是精装的尚未翻译的E.E.Cummings的诗，和Aldous Huxley的小说。女主人公是社交名媛，满墙挂的是颇为自恋的“我们太太”的玉照。根据林徽因年表，他们定居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在1931年10月。在这座四合院中，才有了“太太客厅”。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道：北总布胡同三号靠近东城墙根，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来间屋子。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和爹爹住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同客厅（玄关部分）之间有隔扇。西头是他们的图画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母亲不爱做家务事，但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也没有讲到“太太客厅”的事，真实的场景与冰心描写的太太客厅大相其异。而与梁思成、林徽因同居于北总布胡同的金岳霖在写到这段生活时，也没有提到“太太客厅”，而是说聚会是在他的院子里进行的：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小说中的人物设置与现实中聚会的人物有别，当然哲学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等，要对号入座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与小说描写却是无关，包括对太太的描写，而且诗人，林徽因搬进北总布胡同后的一月余，徐志摩便飞机失事，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出席过太太客厅的聚会。太太客厅的沙龙式的聚会，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在1931年之后吧。三十年代的北平，虽然经历了“九一八”东三省沦陷的伤痛，但古城依然，文化气氛甚浓，教授的薪俸也高，可请车夫、厨子、保姆等，知识分子小圈子的聚餐与聚会现象相当普遍，这种聚会有的是吃饭、有的是聊天，有的是商量如何郊游之类，像冰心在燕京大学有“星期五叙餐会”，慈慧殿3号有“读诗会”，来今雨轩有茶会等，只是各自的叫法不一。冰心从聚会中看出了教授、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诗人们，在国难日重的情景下，依然那么空虚度日、无聊无求，便是有感而发了。于是，小说的构成元素是从北平聚会、沙龙中，杂取种种，合成一处，比如描写客厅中墙上的照片，便是取自陆小曼，但小说也仅是用了陆小曼客厅的照片元素，作品的描写并不限于这个客厅。场景如此，人物亦然。但是，冰心的小说在虚构的同时，却使用了几个重要的元素，这就给对号入座者提供了“依据”，也给后人造成了误读。这几个重要的元素是：“太太的客厅”这个名词，京城聚会处不少，但用“太太客厅”这个词作为聚会或沙龙的名称，却是有特指的可能。有文字称，那时京城的知识界，无人不知“太太客厅”，那就是林徽因北总布胡同的客厅。冰心可能是考虑到小说讽刺语言的基调，以一个佣人的口吻炫耀着我们的太太，讲述着我们太太客厅的故事，只有用这个叙述角度与口吻，才与作者的构思相协调，但这个称谓，却造成了某些特指，由于这个特指，作品中的所有讽刺与调侃、暧昧含情与大方离去，都与“太太”有了关系了。“太太客厅”描写的人物，科学家、哲学教授、文学教授、政治家、诗人等，也与现实中的人物容易形成对应，尤其是诗人，那见面时的描写：“诗人微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是很容易让人认出这个诗人就是徐志摩，不仅是举动，“那一片光明的云彩”，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徐志摩的情诗《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的意象。再就是太太女儿的名字，冰心顺手便用了“彬彬”，也是犯下一忌，因为林徽因的女儿“再冰”，平日也被唤做“冰冰”。好了，一个作品中埋下了这么一些的“危险”元素，麻烦是免不了的。“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到后代。”（陈学勇《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员。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3年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日本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于1951年返回中国。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