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白崇禧之子，1937年出生，回族，作家。幼年在父亲的影响下，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1952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后考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其间与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发表月梦玉卿嫂等多篇小说。1963年，前往美国艾奥瓦大学留学，随后进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部教授中国语言文学。1964年，因芝加哥之死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的推崇，开始在华人文坛崭露头角，尔后蜚声海内外。
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抑郁而终，白先勇因身在美国未能送别。父亲去世多年后，白先勇逐渐开始追忆往事，翻阅档案，为父亲白崇禧撰文立传。晚年转而致力于改编、推广昆曲，2005年编排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引起轰动，许多美国戏剧行家观看后表示：『这是1930年梅兰芳来美演出后，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国最大规模及最轰动的演出。』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
1924年与李宗仁合作统一广西，二人合称“李白”，成为国民党桂系骨干。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于战场上多次力挫军阀孙传芳。北伐之后，成为中国西南军政的统领者之一，割据一方，实力堪与蒋介石相抗衡。
抗日战争爆发后，白崇禧与李宗仁一致摒弃前嫌，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共同抗日，受命掌控国民党最高军权，人称“战神”。先后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多场战役，战功显著。
解放战争初期，曾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部队，但终因受蒋介石猜忌而功败垂成。1949年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退居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闲职，从此一蹶不振。1966年12月2日，在台北家中去世。
我父亲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都是回族。据白家的族谱记载，白家最早的先祖叫做伯克鲁丁，是元朝的官员，一直到明朝，这个家族才改称汉姓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在这个家里也被严格地保留了下来。
白先勇：“我父亲是非常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一直遵守到底，不过我们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我们家从小都遵守教规，不吃猪肉的。尤其在台湾，我父亲比较有时间，就到清真寺去主麻，每个礼拜他都会去，斋戒的时候也会守斋。”
在大陆的时候，白崇禧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长，算是中国伊斯兰教界领袖。来到台湾后，白崇禧继续担任台湾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发扬伊斯兰教文化。对于身处低谷的白崇禧来说，虔诚的宗教信仰是内心莫大的安慰。
战斗在抗日前线，曾高唱“怒发冲冠”
正如白先勇所说，白崇禧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在硝烟弥漫的近代中国，白崇禧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也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尽管桂系与蒋介石曾多次开战，甚至在双方矛盾最为激化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下令抓到白崇禧就处死，但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都会派白崇禧出马。事实证明，他离不开这位卓越的军事人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便电召身在桂林的白崇禧“共赴国难”。白崇禧的部属、亲人担心此行会对他不利，纷纷劝他不要去，只有夫人马佩璋鼓励他自己拿主意。白崇禧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
于是，白崇禧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1937年8月4日，他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参与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第二天，日本报纸立刻作了报道，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随后白崇禧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等要职。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人硬拼难以持久，白崇禧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些建议都被蒋介石采纳。
抗日战争初期，白崇禧撰写的《游击战纲要》一书，还被作为国军军事学校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他所制定的对日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各战区作战的参考。
1938年，随着日军进攻的加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此时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已沦陷。身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面对并不乐观的战场形势，也是日夜操劳，蒋介石侍从副官居亦侨后来回忆说：“我常见白崇禧由于睡眠很少，眼睛布满血丝，忙得腰酸背疼，坐在汽车里还用拳头捶打腰部。”
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日军更加不可一世，准备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会师武汉。在这场战役中，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成为日军首要攻取的目标。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鲁、豫、皖、苏四省交界处，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津浦、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日军占领徐州，中国大半江山必将失守，因此徐州战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抗战大局。
1938年2月，国民政府与日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史称徐州会战。此时第五战区的负责人是李宗仁，他带领的装备落后的杂牌部队，成为阻挡日军进攻的主要力量。战前，白崇禧随同蒋介石来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抗战。
白先勇：“台儿庄战役之前，他跟蒋介石飞到徐州去，蒋介石让我父亲在徐州就待下来了，帮助李宗仁指挥打这个台儿庄。前期的军队调动都是我父亲在进行的，因为他当时是副参谋总长。其实当时的参谋总长是何应钦，但是真正的军事幕僚都是我父亲跟蒋介石这边的，所以好多决策都是我父亲在做。
那时候李宗仁的军队不够，我父亲说服了蒋介石，把军队调到徐州去，调到第五战区帮助李宗仁打那一仗。其实我父亲很多策略的成功，都是跟李宗仁合作促成的。他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军队的调度。
我父亲有一个长处就是善于部署大的军队，他自己说的，军队越大，他越能够成功地进行战略部署。百万军队调动起来，挥洒自如，我觉得光是想象就颇有大将之风。”
台儿庄一战，中国投入兵力将近10万人，日军投入约3万人。双方激战半个多月，中国军队以伤亡近3万人的代价，毙敌1万余人，缴获坦克、大炮、战车、装甲车、机枪等大量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胜利，也是当时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更是日军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战场上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
白先勇：“这仗打完下来以后，日本人被激怒了。日本人头一次吃了大败仗，非同小可，所以就倾巢而出派大军来反击。这下子我父亲就决定下来，跟李宗仁说快撤，不正面迎击。要把军队整体保持下来，撤掉让日本人扑空。所以打了个胜仗以后马上撤退，当时我父亲为了部署这个撤退，几天几夜都没能合眼，所以撤退的时候，他坐在马上睡着了，好几次都从马背上掉下来，摔到田里头。
当时打仗打得虽然很惨烈，但是撤退很及时，没有让日本人报复成功，重要的是把军队也保持住了，所以那一仗打得是相当漂亮。台儿庄一战以后，全国士气大振，那时候在武汉多少万人上街游行，把父亲跟李宗仁的大相片拉着满大街去游行。”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则迁往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6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再次投入12个师团，以35万余人的总兵力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负责江北防务。
因为指挥徐州会战昼夜辛苦，李宗仁牙病复发，十分痛苦。最后不得不住院动手术进行治疗。从1938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官职务，为减轻正面守军的压力，白崇禧以部分兵力夹击敌人后方，同时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中日双方又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
（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此后，日军虽然最终得以攻占武汉，但其以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达成迅速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由此受挫。抗日战争也进入残酷的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下辖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第四战区和第九战区，彰显了对白崇禧的器重，正如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所说：“蒋介石几乎把半个中国交给了白，信任之专，一时无两。”
八年抗战，身负重任的白崇禧始终奔波在前线，与家人见面的次数十分有限。偶尔回家，也是为了探望自己年迈的老母亲。对于幼年的白先勇来说，因为长年见不到父亲，父亲几乎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符号。但是父子间不多的见面，总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有一回不知道父亲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一起去乡下探望祖母。我们坐在汽车里一路颠簸前行，远处还不时传来轰隆的炮火声，父亲突然扯开嗓门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我们受到感染，一路跟着唱。
现在想来，当时那首歌应该是我父亲根据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又是如此艰难，父亲教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多么悲壮的情景啊！”
父亲每次谈到四平街会战他都跺脚
尽管白崇禧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蒋桂之间的矛盾却让蒋介石始终放不下，对白崇禧可谓“爱其才，却恨其不能彻底臣服”，因此对白崇禧的任用也难免有所顾忌。这一点从四平街会战时，白崇禧突然调任国防部长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却毗邻东北地区。鉴于东北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蒋介石担心共产党会抢先进入东北，并依托苏联的支持，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急于收复东北。
日本投降的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东北主权应由苏联方面交给国民政府。10月初，国民政府派员进驻长春，与苏联交涉具体接收事宜。通过协商，双方商定苏军撤退延至1946年2月1日。
根据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与英美达成的协议，中国东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一贯执行不进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也明确表示不能让美国的一兵一卒进入东北地区。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反苏亲美的倾向，让苏联大为不满。尤其是在1945年9月，美军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前往东北，使苏联怀疑美国有染指东北的企图。为了抵制美蒋联合，苏联暗中扶助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控制东北。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10万共产党部队开赴东北。
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让苏联更加不满。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苏联撤军一直拖延到1946年3月8日，并突然离开，不向国民政府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去东北，完成接收工作。同时苏联却为共产党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并明确表示援助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开战。
1946年4月，苏联军队从四平街撤退。3天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武装攻占了这个处于南北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张学良前部下刘翰东等人则成了俘虏。四平街会战就此展开。这场从4月18日一直打到5月18日的战争，也成为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第一个重大回合的军事较量。
白先勇：“那时候两边都差不多有10万的军队吧。1946年，两边正胶着的时候，蒋介石派我父亲去督战。我父亲就飞到沈阳，给他们开完军事会议就亲自上前线去了，跟杜聿明他们一起督战。
那时候的东北政治部主任是余纪中，他当时也在场。我后来见过他，他亲口跟我讲了很多。他说我父亲一去的时候士气大振，那些（国民党）军队就往前打，就把四平街攻下来了，我父亲就力主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地方，把东北打下来，把林彪军队打出东北。我父亲说他也希望能够在东北指挥，亲自督战指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同时要求他立刻返回南京。”
四平之战，共产党损失上万人，原本还准备继续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没有想到，“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林彪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东北重镇长春。很快，共产党的部队就退过了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作好了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面对共产党的撤退，白崇禧主张乘胜追击，他认为，对共产党军队“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
攻下四平和长春以后，蒋介石却坚信不会有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此时的他对共产党依然抱着轻视的态度，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而且蒋介石深感白崇禧的才干越突出，对自己的威胁越大，因此，他将白崇禧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名义上是军事系统的最高决策人，实际上却远离了战场。对于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蒋介石自然也没有采纳。
1946年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休战命令。正是这一纸休战令，使东北的共产党部队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并得以继续占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发展壮大，由守势转入攻势，不仅夺得了整个东北，更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解放战争的结局。这是蒋介石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白先勇：“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谈过三次，每次谈到这个事情都跺脚的。我父亲不是很容易喜怒形于色的人，我没看到过他对过去的事有什么情绪，但是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跺脚。他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他向蒋介石建议应该乘胜追击。而且孙立人的新一军当时已经到松花江了，直逼哈尔滨，胜利已经在望了，可以过去了。
蒋介石呢，说你回南京当你的国防部长去吧。一定要我父亲回南京。我父亲觉得，这是整个战略上最大失策的一次。后来我们果然也看到一些文件，毛泽东已经下令，准备要从哈尔滨撤退了，要放弃哈尔滨了。后来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说这是他在国共大战里头最大的一次错误。”
父亲晚年很寂寞，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
1949年10月15日，起义的白崇禧旧部给白崇禧发来电报，告知：“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白崇禧回电：“余已决心与党国共存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除了准备对历史有所交代以外，不作其他任何考虑。”
11月初，解放军开始进攻贵州及广东南路，对广西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至11月底，广西大部分解放，桂系精锐几乎全部被歼灭，只余3万余人退入越南。进入越南后，全体人员立即被解除武装，被送到一个小岛上，1952年才被运往台湾。失去兵力的白崇禧被迫退守海南岛，12月底，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台湾。
白先勇：“我父亲跟中共军队打仗，从广西打到海南。他和林彪一路打下来，打到广西，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撤退到海南，在海南岛还在等广西的军队撤退出来会合。那是我父亲的军队，都是我父亲带出来的。最后都没有出来，在广西没有出来。后来蒋介石就派人请我父亲去台湾。”
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但两人从来不和。北伐结束后，白崇禧的桂系和蒋介石的部队在战场上曾多次交锋。虽然战争都以桂系失败而告终，却也让蒋介石吃了不少苦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双方虽然暂时达成和解，但矛盾始终存在。因此在很多人看来，白崇禧此去台湾，前途未卜。
白先勇：“到台湾去是我父亲一生非常关键的决定之一。那时候中美协防也没签，台湾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蒋介石要我父亲到台湾去，我父亲下了个决定就去了。其实他也知道到台湾会怎样，毕竟他跟蒋介石相处了那么几十年，心里面很清楚蒋介石是怎样的人。我问过他，到台湾去是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吧。我问，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他是去跟国民党共存亡！”
18岁参加学生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国民党，白崇禧从一名普通的下级军官，最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副参谋总长、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他的一生都是和中华民国息息相关的。
白先勇：“他自己跟我讲就说，他是向历史交代。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只好撤到台湾去了。对于他自己，我觉得他是这个看法：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已经完成了一生的历史，最后选择到台湾。我想父亲他是一个聪明人，到台湾去的处境如何这一点必然也考虑到了，他是觉得到台湾去可能还有贡献，在军事上他还可以发挥一些才能。我想他的伤感不是个人的。父亲在晚年很寂寞，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和失落。我观察到也感受到他的感伤，我想这跟整个国民党的存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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