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有名的侠义女子，她是被戴笠视为女子典范的奇人。抗日战争期间，她为抗日战争捐赠了三架战斗机；解放战争期间，她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特科元老多次接触，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她就是施剑翘，一个众说纷纭，被称为戴笠座上宾的女人。她本不属于戴笠的复兴社，却帮着复兴社做了一件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想做，却始终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整个过程中，复兴社的特务们谁也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只是，如果没有复兴社特务们的成全，施剑翘在成功刺杀孙传芳之后，就难免要忍受近十年的牢狱之苦。那么，复兴社到底是如何“成全”施剑翘的呢？
当年在军统工作过的沈醉，曾经在1961年写过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名叫“施剑翘”的女子，说这位女子曾是戴笠的座上宾。无独有偶，蒋介石的一个手下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后，一直寄居天津，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一直与日本人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密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那么，施剑翘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呢？而她刺杀孙传芳，究竟是不是军统授命所为呢？在1963年，施剑翘本人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一再向组织澄清：她与戴笠从无瓜葛，刺杀孙传芳只为报杀父之仇，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值得让蒋介石的手下以及沈醉将军八卦的女子，想来也不是等闲之辈，那么这个施剑翘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名取“空谷幽兰”之意。施谷兰身材匀称，端庄大方，美丽贤淑，饱读诗书，1905年生于山东，其父施从滨曾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北洋军阀孙传芳跟奉系军阀张宗昌展开了一场战斗，施从滨奉张宗昌之命抵抗孙传芳，在安徽固镇被孙传芳的队伍团团围住，最终，施从滨的部队，包括施从滨本人在内，大部分被俘。
俘虏施从滨之后，孙传芳曾多次劝降，因当时施从滨在军中威望颇高，加上平日里为人忠厚，宽宏大量，所以深得人心，孙传芳便假意劝降施从滨，以服人心。当时施从滨六十有余，距离七十古来稀不远矣，想想自己去日无多，再想想家中妻女尚小，无奈之下，为了保全性命，只得投降了孙传芳。
据说，施从滨在投降孙传芳之后，立刻就被孙传芳召见，孙传芳当场就任命他为安徽省督办。当时，孙传芳还满脸堆笑地握着施从滨的双手说：“施老兄，您现在就是安徽省督办了，快去上任吧！”
施从滨领命之后，欣欣然地去了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去上任。谁料，施从滨刚到火车站，就被“笑面虎”孙传芳派出的心腹给暗杀了。
孙传芳杀了施从滨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命人将施从滨斩首示众，并将首级高悬于蚌埠车站的站牌之上，同时曝尸三天三夜，并命人日夜轮班看守，不准施从滨的手下以及施从滨的家人来收尸。
施从滨投降后仍被杀害，并被残忍地曝尸三天的残酷事件，引起了当地红十字会的不满，但是红十字会也不敢公然反抗孙传芳的暴行，只得在施从滨的尸体被曝晒了三天之后，出面将施从滨的尸体草草收殓了事。
施从滨的尸体被红十字会收殓后，孙传芳仍不罢休，他派人日夜看守施从滨的葬身之处，并命令看守不许施家人来祭奠，一旦发现施家人前来祭奠，便立刻杀掉。最后，施从滨的三弟，也就是施谷兰的三叔，冒着杀头的危险，以同乡的身份把施从滨的尸首运回了老家安徽桐城，安葬之后，施谷兰的三叔又立刻赶往天津，将施从滨的死讯告知施谷兰和她的母亲。直到此时，施谷兰才知道，父亲已被孙传芳杀害，而且惨遭割颅，曝尸三天。当时，听完三叔的叙述，年仅20岁的施谷兰如五雷轰顶，险些晕倒。
少年失怙，已是人生之大不幸，何况父亲死得如此惨烈，换做别家女儿，即使精神不崩溃，也要大哭大喊一番，但年轻的施谷兰却挺了过来，她强忍悲痛，一边安慰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边私下里筹划复仇之事。她愤然写下了：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对人说：“父亲如果是战死沙场，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但他残杀俘虏，死后还悬挂我父亲的头，我与他不共戴天。”
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孙传芳为什么那么残忍地对待施从滨呢？
孙传芳也是个苦孩子出身，但是他迷信武力，嗜血如命，在他看来，一次次的征战不是斗争，而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娱乐，正像他在一封作战电文中所写的那样：“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孙传芳历来残暴成性，他手下曾经有个警卫员因为多领了一袋子军粮，被孙传芳斩首示众。所以，他对施从滨的残忍，并不是因为施从滨如何冒犯了他，而是他的暴虐使然。
最初的时候，施谷兰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是施谷兰的堂兄，从小父母双亡，一直由施从滨抚养，后来仰仗施从滨的扶助，在部队里一路高升。施从滨被害后，施中诚在伯父施从滨的遗像前起誓，发誓即使肝脑涂地也要替伯父报仇。然而，后来，施中诚做了烟台警备司令，重权之后，忙于仕途，竟将替伯父报仇之事放在了脑后，让施谷兰失望不已，甚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堂兄施中诚。
后来，施谷兰又将为父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了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谍报股股长施靖公身上，在施靖公许诺一定为施从滨报仇后，施谷兰嫁给了施靖公。然而，一直到施从滨遇害第十年，施靖公也没有将为施从滨报仇一事提上议事日程，还推说自己很多事情无法放下。最后，伤心欲绝的施谷兰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不辞而别。
后来，施谷兰正式改名为施剑翘，并把两个儿子“大利”、“二利”改名为“佥刃”和“尧羽”，合起来就是“剑翘”。施谷兰有心自己为父报仇，却苦于觅不到孙传芳的踪迹，只得回天津和母亲同住。
真是要吃奶就过来个奶娘，1935年9月，施从滨遇难十周年的时候，施剑翘到天津日租界的一座寺庙里为父祭奠，寺庙里的和尚看施剑翘哭得实在伤心，就劝她皈依佛门，和尚这样对她说：“施主啊，你看，就连孙传芳这样昔日大名鼎鼎、威风八面的军阀，如今都成了佛门弟子，你不如也出家吧。”
听到“孙传芳”这个名字，施剑翘一下子紧张起来，她怕人察觉，就边哭边问和尚：“孙传芳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出家啊？”就这样，问到了孙传芳的踪迹。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见依附张学良不成，就从东北沈阳迁回了天津。孙传芳回天津不久，就听说蒋介石的锦衣卫——复兴社正在四处打探自己的行踪，于是他决定躲进佛门，保个平安。就这样，孙传芳成了天津“居士林”的“首席居士”。孙传芳怕自己的行踪外泄，自然少不了拜托居士林的管理人员和居士等不要透露自己的行踪，但“首席居士”这个名头，却让他名声远扬。
这里说两句闲话，孙传芳当时选择回到天津，就不算一个明智的选择。天津是相声的发源地，天津人都喜欢聊天，这就使得天津成了一个“万事不保密”的地界，这也是后来复兴社的“抗日杀奸团”在天津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很多事情，三两句话就聊出来了。而当时居士林的人因为闲极无聊，尤其喜欢聊天，只要你告诉一个居士一件事情，不用半天，差不多整个天津市就都知道了。所以，让居士林内的人保守秘密，那就等于让孙悟空看守蟠桃园一样，非坏事不可。
就这样，施剑翘没费多大力气就了解了孙传芳的行踪，顺便还摸清了居士林的内外情况。于是，施剑翘扮作虔诚的佛教徒，进居士林暂住，一边暗暗观察孙传芳的情况，一边为报仇做准备。
正好，施剑翘住进居士林没几日，她在日本读军校的弟弟施中杰就来天津探望母亲和姐姐了，他从姐姐嘴里听说了孙传芳的下落，就揣了一把日本军刀，决意手刃孙传芳。弟弟的果敢和无畏，让施剑翘感到莫大的欣喜，然而想到弟弟尚未娶妻生子，万一刺杀不成，自毁前程，不是断了施家的香火吗？恰好此时，施中杰的同学将一把手枪寄存在了施家，施剑翘就拿起了这把手枪，决定亲自去刺杀孙传芳。
在刺杀前，施剑翘请弟弟把母亲接到了南京，并提前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各留了一笔钱，还写好了遗嘱。
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穿一件蓝呢大衣，怀揣手枪，在居士林内做好了刺杀孙传芳的准备。这一天，瓢泼大雨从早晨一直下到了中午，这种天气，按说孙传芳不会到居士林来了，可谁也没想到，孙传芳居然来了。于是施剑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走到孙传芳背后，拔出枪来对孙传芳连开三枪。第一颗子弹由孙传芳后脑勺射入，由前额穿出，脑浆四溅，孙传芳立刻倒地；第二颗子弹由孙传芳的右太阳穴射入，由左额穿出；第三颗子弹由孙传芳腰部射入，由前胸穿出。三枪过后，孙传芳当场死亡。
三枪打完，施剑翘并没有逃走，她对众人说：“大家别怕！我为父报仇，血溅佛堂，实属无奈。大家放心，我虽为女子，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随后就到衙门自首，绝对不连累诸位居士！”施剑翘一边说，还一边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题名为《告国人书》的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施剑翘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连累家人以及诸位同胞。
每张《告国人书》下面都有工整有力的署名“报仇女施剑翘”，每个名字上面都盖有施剑翘鲜红的大拇指印。
不久，警察局的人赶到，看完《告国人书》之后，恭恭敬敬地带走了施剑翘。
施剑翘被捕后，施家人一直设法营救，施中杰聘请了著名律师余其昌、胡学骞为施剑翘出庭辩护；正在山东读大学的妹妹施纫兰专程由济南赶到天津探监并照顾孩子，施剑翘的丈夫施靖公也四处找关系营救施剑翘。此时，所有的舆论导向都一边倒地倾向施剑翘这一边，连复兴社也为营救施剑翘推波助澜。因为此时的施剑翘，已经被戴笠作为榜样来教育复兴社的特工们了。而且，关于施剑翘与戴笠的关系，传来传去不仅传成了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后来还传成了戴笠一直在追求施剑翘！复兴社的各地分社当然不知事情真伪，但“戴老板”支持的人，他们就要大力支持！
尽管孙传芳的家属也在四处上告，并且一再申明，当年孙传芳对施从滨处以极刑的原因是施从滨苛待属下，但谁也不相信这套鬼话。于是，在民众的极力要求下，国民政府免去了施剑翘的死罪，判处施剑翘十年有期徒刑。
施剑翘入狱不久，包括施剑翘的丈夫施靖公在内的施家人四处活动，最终在1936年8月13日，由河北省高等法院改判施剑翘七年监禁。
施剑翘入狱后，有记者前来采访，当记者们问施剑翘狱中的生活情形时，施剑翘幽默地回答：“这里蛮安适的，近来天气渐渐炎热，不过我住在南檐下，非常凉爽，反倒觉得外面燥热难当，身在囹圄，权当是避暑消夏吧。”
施剑翘被改判之后，家人继续奔走，最后求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冯玉祥那里，冯玉祥与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有袍泽之谊，就联合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元老级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上书，营救施剑翘。而全国妇联以及各个社会团体、民主进步组织也纷纷致电政府，要求特赦施剑翘。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这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国民政府公告》写着：“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即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考思，奋力不顾，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之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施剑翘被特赦，还因为当年在平津一带为日本人做事做得最卖力的，除了张敬尧，就是孙传芳。张敬尧死后，孙传芳便进入了复兴社的暗杀名单，只因孙传芳一直躲在天津租界内，深居简出，复兴社不得下手，才把孙传芳留给了施剑翘。施剑翘帮复兴社除了一个祸患，复兴社怎能不做“外援”，促成施剑翘的赦免？
就这样，施剑翘在狱中待了不到十个月，就平安地回到了家中。
施剑翘出狱之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约她到政府工作，但施剑翘不愿附庸权贵，婉言拒绝。冯玉祥听说此事后，连连夸赞施剑翘有骨气。
这里不得不再提一句，1942年，施剑翘拿出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弟妹拿出几乎全部的财产，换来三架崭新的战斗机，捐赠给了抗日部队。
1946年年初，施剑翘创办了以叔叔施从云的名字命名的“从云小学”，专门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解放战争期间，施剑翘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特科的元老多次接触，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施靖公被解放军俘虏，在改造学习期间曾写过很多信给施剑翘，希望夫妻复合，却都被施剑翘回绝了，直到去世，施剑翘一直独身。
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任职期间，她多次对儿女们说：“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宋美龄我见过，蒋经国我也见过，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猝然去世。
20世纪80年代，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事情，被改编成了电影《女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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