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窝”的文化阐释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北宋前期著名哲学家、易学家和诗人，著作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等。邵雍一生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道家思想因素，开创性地进行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为宋代理学和诗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史·邵雍传》载：“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邵雍将所居之地称为“安乐窝”。邵雍早年随父邵古由河北范阳迁至河南共城百源苏门山（今河南辉县），皇祐元年（1049)，他又迁居洛阳。在今河南辉县苏门山和洛阳市区，均有明确标识的邵雍故居“安乐窝”遗迹。

（一）邵雍独创“安乐窝”话语

“安乐窝”是邵雍的一个独创性话语，这并非主观揣测，而是基于以下几点：

1.《四库全书》对于“安乐窝”概念的记载表明，“安乐窝”最初为邵雍之语。在《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中，选取“经、史、子、集”四个数据库，输入关键词“安乐窝”进行检索，发现共有535处，其中经部11处、史部78处、子部175处、集部271处。通过对上述535处原典逐一分析，发现“安乐窝”一词除了与邵雍有关外，其余均出自邵雍之后的作品，也就是说，邵雍之前没有出现“安乐窝”这一概念。

2.《康熙字典》对“窝”的解释是：“窝，穴居也，藏也，窟也。凡别墅独处皆名窝。宋邵雍有安乐窝。”暗含“安乐窝为邵雍所专有”之意。

3.《国语辞典》（黎锦熙等编撰，民国37年重印本）对“安乐窝”的解释是：(1）谓最安稳快乐之存身地；(2）在河南洛阳县天津桥南，宋邵雍曾居此，自称安乐先生。这两个解释一是意指，一是实指。意指正是邵雍取名之本意，实指正是邵雍故居遗址。

4.《辞海》（夏征农、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对“安乐窝”的解释是：“宋邵雍隐苏门山中，自称安乐先生，称所居为‘安乐窝’，后迁洛阳天津桥南，仍用此名。……后指安逸的生活住所。”不仅直接表明“安乐窝”源于邵雍，而且还明确指出“安乐窝”已成为“安逸的生活住所”的代名词。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康熙字典》是我国古代字书的集大成，《国语辞典》和《辞海》也属于比较权威的辞书，以此考察“安乐窝”词语，应该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得出“安乐窝是邵雍的独创性话语”的结论。

（二）邵雍对于“安乐窝”的阐释

邵雍《安乐窝铭》曰：“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康宁？”“安乐窝”正是上述第一、二、四句首字。邵雍认为自己的“安”源于北宋太平盛世，“乐”源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窝”之康宁源于“王政平”和“年谷登”。在邵雍看来，自己的“安乐窝”并非脱离于现实之外，而是与宋王朝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尽管邵雍科考失败未能置身于北宋官僚体制之内，但未见一般意义上对于时政的不满和抨击，而是体现出“家国一体”的认同感，表现出相当的政治高度和学术视野。

究竟什么样的条件才称得上是“安乐窝”呢？邵雍在《无名公传》中说：“所寝之室，谓之‘安乐窝’，不求过美，惟求冬暖夏凉”。不需要有亭台楼阁之壮丽，不需要有奇花名木之繁盛，邵雍惟一的要求是“冬暖夏凉”，这其实是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功能——抵御烈日风寒。在名园遍布的洛阳，邵雍的“安乐窝”可谓是简而又简。邵雍还在《瓮牖吟》诗中对“安乐窝”的标准作出具体描述：“墙高于牖，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血胸中，充塞宇宙。”墙无须过高，高过窗即可；房间无须过大，一室容身即可；衣被无须华丽，暖身御寒即可；食物无须玉盘珍馐，藜羹充腹即可。对邵雍而言，“安乐窝”最大的功用是“气血胸中，充塞宇宙”，即是说让满腹才华、满腹豪情拥有一个可以承载和寄托的空间。由此可见，邵雍的“安乐窝”，不仅是现实世界遮风挡雨、安身休憩之处，更是理想世界追求精神和乐、心灵自由之所。

（三）邵雍“安乐窝”话语的影响

“安乐窝”话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宋洛阳市民对“安乐窝”浓厚的兴趣，二是北宋洛阳官僚群体对“安乐窝”的集体回应。《宋史·邵雍传》载：“雍春秋时，出游城中，……士大夫家识其车者，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邵雍去世时，洛人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市民仿照邵雍“安乐窝”，在自家宅院建屋，称为“行窝”。洛阳市民为邵雍建“行窝”以候其至，足见对邵雍的敬重与崇拜。

唐明邦先生说：“这座远近闻名的安乐窝，实际上成为当时洛阳封建士大夫等高人雅士谈今论古、吟风弄月的雅集之地”。《宋史·邵雍传》载，“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吕希哲也说，“四方之学者与士大夫之过洛者，莫不慕其风而造其庐”，可见“安乐窝”的强大吸引力。邵雍交游圈中的司马光、二程、富弼等人造访“安乐窝”更为常事。司马光晚年居洛阳，在“独乐园”专心著书，与邵雍时相过从；程颐说：“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论”（《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富弼晚年所居“富郑公园”与“安乐窝”相近，交往频繁；吕希哲更是直言“予屡造其隐居”。熙宁六年（1073)，邵雍作诗《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程颢、任逵、吕希哲等分别有《和安乐窝中好打乖吟》之作，纷纷赞许邵雍无意仕途、安于林泉的志向与操守。

（一）“安乐窝”话语与北宋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之关系

邵雍终身未仕，始终处于北宋官僚体制之外，这一点与体制内士人有很大不同。邵雍外于体制，既有年轻时代向心科举、事与愿违的成分，又有晚年反复辞官、自外于体制的成分。邵雍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稳定的俸禄来源，却能够提出“安乐窝”话语，这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表明邵雍知足常乐、安贫乐道，二是表明科考并非士人成功的惟一路径，落榜士人也能走向成功。邵雍在野但不隐居，不同于一般的与政府疏离的隐士，也不同于隐以求仕走终南捷径的隐士，而是以积极的心态融入体制，并与宋王朝实现良好的合作。

“安乐窝”话语源于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满意。邵雍曾总结了“宋朝自古所无者五”，《邵氏闻见录》载曰：“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为此，邵雍作诗《观盛化吟》:“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所谓“五事”，邵雍在诗后明确注明指上述“自古所无者五”。邵雍认为宋朝之教化昌明，帝尧而下不曾有，而“吾曹养拙赖明时”，即是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士庶直接受益于此。

“安乐窝”话语正是根源于上述“宋朝自古所无者五”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社会环境则依赖于北宋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所提供的制度保障。王育济先生在为徐红《北宋进士研究》所作序言中指出：“宋代政治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理性化和人性化的程度较高，其制度、政策中所体现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比较明显。这不是说它没有野蛮、暴戾、残酷、‘相斫’的一面，更不是说它已经脱退了王朝政治的‘专制底色’；而是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其他王朝——无论是它之前的汉唐，还是它之后的元明清——相比，宋代政治可能要更阳光、更温润一些。”邵雍所谓“革命之日，市不易肆”，是指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开创了“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所谓“克服天下在即位后”，是指宋太祖取得皇位后，逐步采取措施，安定天下，其中“杯酒释兵权”堪称典范。赵匡胤“采取这样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历代深感棘手的处理开国功臣问题”。所谓“未尝杀一无罪”，是指宋代“百年不诛杀大臣”“不杀谏官”“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以文字狱罪人”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指出：“祖宗以来，世传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所谓“百年方四叶”，是指宋朝建立一百年间，方才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政权平稳更替，政治局面安定。所谓“百年无心腹患”，这又何尝不是宋代政治昌明所致。由此可见，邵雍的“安乐窝”话语与宋代政治有密切关系，它既是宋代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长期浸润作用的结果，又是这种社会语境的真实反映。

（二）“安乐窝”话语与北宋士人境遇之关系

邵雍洛阳天津桥南的“安乐窝”住宅是众人接济的结果。邵雍迁居洛阳后，“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后来门生为其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嘉祐七年（1062)，王宣徽为洛阳府尹，“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韬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之”，富弼又“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熙宁初，王安石行买官田之法，邵雍所居之地为官地，按规定应该卖出，但“榜三月，人不忍买”。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等认为“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于是，“司马温公而下，集钱买之”。邵雍晚年在这个“安乐窝”居住，直至去世，前后有十六年之久。

邵雍的经济来源主要有讲学收入、田地收入和为人占卜。迁洛之前，邵雍与父亲邵古在伊川县平等村“安乐书院”以讲学为生。迁洛后初寓天宫寺三学院，仍以讲学为生。后居所安定，开始居家讲学。另据邵伯温记载：“赵谏议借田于汝州叶县，后王不疑、周乡又买田于河南延秋村。康节复还叶县之田。”也就是说，邵雍先后有汝州叶县和河南延秋村之田可供耕种。邵雍还有诗《谢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户帖仍依原韵》，“户帖”是中国古代户口及土地赋役的重要籍册文书，宋敏修曾为商州太守，与邵雍交游甚密，赠送户帖或许是对邵雍的特殊关照。除上述外，邵雍还应当有部分占卜收入。邵雍是易学家，往往能够言中未来之事，所谓“四方之学者与士大夫之过洛者，莫不慕其风而造其庐”，以及洛人自建“行窝”，这与占卜之事应该有所关联。综上所述，讲学是邵雍的主要收入来源，叶县、延秋村和天柱山之田提供基本食物来源，占卜收入当属贴补家用。这一切，是体制外的邵雍提出“安乐窝”话语的基本物质条件。

除上述物质条件外，士人身份对邵雍意义重大。邵雍说“生身有五乐”，其中“三乐为士人”，士人身份是邵雍的重要精神支撑。北宋士人交游崇尚“序齿不序官”，《邵氏闻见录》载，“司马温公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游，尝曰：‘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于是司马光“以兄事邵雍”。欧阳修对邵雍非常敬重，“熙宁初，欧阳文忠公为参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来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将行，语叔弼曰：‘到洛唯可见邵先生，为致吾向慕之意’”。王安石也曾说：“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北宋士人以道相高，有才学和德行就会受到尊重，无论处身体制内外。邵雍以士人身份，依托自身才华，成功融入了体制内士人交游圈，这在以往朝代是不多见的。士人身份带给邵雍的社会地位归属感、愉悦感和满足感，是提出“安乐窝”话语的重要条件。

北宋士人良好的生活境遇，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宋代实行“崇文抑武”“以儒治国”方略，士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宋太祖开国之初即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为政理念。邓小南先生曾指出，赵宋的政策，特别是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这一原则，在太宗时期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且最终成为赵宋“祖宗家法”之重要内容。张其凡先生则指出，“有宋一代，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是宋仁宗朝，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而邵雍生活的主要年代正是宋仁宗朝。宋代的“重文崇儒”政策使得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士人阶层的意见自由，为士人生活、交游和学术活动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保障。邵雍尽管处身体制之外，但作为成就突出的士人，仍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第二，宋代兴学设校，书院兴起，为士人从事讲学提供了有利条件。邵雍完整经历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也部分地经历了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此两次宰相兴学，使宋代官学和私学有较大发展，士人讲学也渐成风尚。邵雍通过讲学，逐渐确立了学术地位和个人声望，“安乐窝”话语可以说是邵雍才华彰显、实现自身价值后的愉悦表达。故此，邵雍尽管没有进入北宋官僚系统，但晚年有房可住，有地可种，有园可游，无生存之虞。更重要的是，北宋士人“以道相高”“年德为贵”的价值取向，为德才兼备的邵雍带来相当的心理舒适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北宋士大夫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可以选择这样以知识与思想的拥有，赢得生活来源、居住空间、社会声望以及文化认同的道路”，邵雍的“安乐窝”话语正是北宋士人此种境遇的一个缩影。

（三）“安乐窝”话语与北宋儒释道融合之关系

邵雍“安乐窝”话语的核心是“安乐”，既有儒家之安乐，也有道家之安乐。邵雍在《伊川击壤集》自序中说：“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明确说年轻时代致力于“儒术”，恪守儒家思想。所谓“人世之乐”“名教之乐”，显然是指儒家之乐。在写给宰相韩绛的诗中，邵雍说“人虽不堪忧，已亦不改安”，这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孔颜之乐”如出一辙。邵雍其他诗句如“一箪鸡黍一瓢酒，谁羡王公食万钱”“自有吾儒乐，人多不肯循”“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等，均是儒家安乐思想的表现。

邵雍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邵雍所说的“儒风一变至于道”。邵雍由儒至道的转变并非偶然，与其家学和师学渊源密切相关。邵雍的父亲邵古信奉道家，崇尚无为，被称为“隐君子”。邵古崇尚三国隐士孙登，曾对邵雍说：“若闻孙登之为人乎？吾所尚也”。真宗乾兴元年（1022)，邵古举家迁至孙登隐居地河南苏门山，躬耕以养，邵雍时年十一岁。邵雍的师学渊源也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邵雍弟子晁说之称：“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邵雍师事李之才，继承了陈抟—种放—穆休—李之才学术支脉的象数学传统，道家倾向极为明显。

由上可见，“安乐窝”话语是邵雍儒道安乐思想的结合，进一步追源的话，则与北宋儒释道融合的社会氛围紧密相关。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宋初统治者也顺势推进三教合一。宋太祖命以增修学宇、塑先圣先师像、学校教授儒家经典等措施表明崇儒的态度，以召见道士苏澄隐等表明重视道教，以修废寺、禁毁佛像等措施保护佛教。宋太宗亦重视道家，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为此两次召见华山道士陈抟，并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宋真宗继续推行既有思想路线，宣扬三教合一思想，并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经过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的积极推动，到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归宿，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三教合一已经成为社会思潮，北宋士人或信奉儒道，或信奉儒释，或儒释道俱信，单纯信奉其中之一者已为数不多。邵雍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自然也受到三教合一社会思潮的影响。邵雍《自作真赞》曰：“松桂操行，莺花文才。江山气度，风月情怀。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逍遥安乐的儒道境界跃然纸上。邵雍儒道兼综的人格特质是北宋社会儒释道融合的结果，而“安乐窝”话语正是这种语境的真实反映。

（四）“安乐窝”话语与北宋洛阳人文氛围之关系

尽管邵雍迁居洛阳之前的住所也称为“安乐窝”，但“安乐窝”话语的影响力则发端于迁居洛阳后。邵雍居住洛阳期间，完成了《皇极经世书》和《伊川击壤集》，奠定了在宋代理学和诗学中的地位；居洛期间，结识了一大批中上层官僚，特别是与因反对熙宁变法辞官或致仕归洛的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交游甚密，开创了体制外士人与体制内官僚交游的范例。洛阳成就了邵雍，“安乐窝”也随之声名远扬。

迁居洛阳，无疑是邵雍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正确的人生选择。邵雍一生成就的取得应该说得益于洛阳浓厚的人文氛围，其原因有二：第一，洛阳千古帝都，士人云集，为邵雍交游士人提供了先天之便利。邵雍认为，洛阳是“文物四方贤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居天地之中，有终天之王气在焉。……声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义，不此而化”。事实的确如此。“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士人云集为邵雍交游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邵雍以儒道贯通的学识和洒脱乐观的人格魅力，建构起了与洛阳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游网络，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交游圈。在邵雍交游圈中，“安乐窝”就是经常被提及的话题，这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司马光《传家集》《二程集》，以及《伊川击壤集》等文献中多有体现。第二，“洛社”的存在。洛社是以洛阳文人士大夫为中心组成的非正式社交组织，成员多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士大夫。洛社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诗会活动，对于提升洛阳文化氛围，甚至是影响宋王朝的政治运作，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从《伊川击壤集》可以看出，邵雍多次参与了洛社的活动，如《和祖龙图见寄》《十六日依韵酬福昌令有寄》《代书寄篆悴张都官》《代书寄祖龙图》《依韵和王安之判监少卿》《依韵和镇戎倅龚章屯田》《和李文思早秋五首》等诗中均有关于洛社交游的描述。对此，王利民先生说：“洛阳文人群体浓厚的结社唱和风气，不仅给邵雍提供了磨砺诗才的场合，而且使他在士大夫的群体中得到温暖和身份认同，获得了社会资本。”而在此过程中，“安乐窝”作为邵雍的符号性话语，在洛阳士人群体交游和结社唱和中不断得以强化和传播。

“安乐窝”是北宋体制外士人邵雍的一个独创性话语。这个话语看似简单质朴，其实根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着北宋社会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安乐窝”话语是北宋政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表现，而这则源于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深刻浸润。邵雍科考失败，尽管也有痛苦和迷茫，但最终作出的选择是以积极的心态融入体制。这种对于体制的“自觉融入”，是对宋初太平政治和对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其次，“安乐窝”话语是北宋士人良好生活境遇的愉悦表达，而这则源于北宋统治者“以儒治国”“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为政理念。北宋士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是外于体制，也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邵雍的“安乐窝”话语正是此种环境下精神富足的产物。再次，“安乐窝”话语是邵雍对儒道两家的“安乐”思想兼收并蓄的产物，而这则源于北宋儒释道融合的社会环境。儒家的积极有为与道家的虚静无为、儒家的孔颜之乐与道家的知足常乐，在邵雍身上做到了和谐统一。邵雍儒道兼综是儒释道融合社会背景下的典型个案，也是他提出“安乐窝”话语的思想根源。最后，“安乐窝”话语与洛阳密不可分。洛阳名园遍布，士人云集，有结社唱和之传统，这为邵雍提供了交游才俊、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在此过程中，作为邵雍标志性符号的“安乐窝”话语也得以广泛传播。（节选自邵明华《“安乐窝”的文化阐释——对于邵雍话语及其语境的学术考察》，原文刊于《 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