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及概念，是经历漫长的过程而渐进发展和最终定型的，但是难以否认我们古代多民族国家正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或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前身，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是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中国的内地和边疆组成的广袤疆土至今一直是汉族和蒙、回、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共同栖息的家园。汉地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人也只是中国人数最多的一部分。
有些“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念亟待纠正。比如，前一阵网上有所谓“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流传颇广。这一说法只承认汉族所建王朝的正统，而漠视和否认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荒谬偏见。持这一说法者，似乎远不及600多年前“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开明豁达。朱元璋承认南宋灭亡后是胡、汉轮流坐天下，承认元是宋以后的正统王朝，他建立的明朝混一华夷，继承的是元朝的正统。因为他本人也是元朝的遗民。如此看来，中国历史常见的华与夷，其实就是指谓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非单一的华夏秩序，而是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并存且不断发展的华夷秩序。
从西晋灭亡开始，拓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竞相进入或入主中原。13世纪以后又呈现胡、汉轮流坐天下的新的华夷格局。一般认为，元代是中华大致替代华夏概念演变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华夷并存秩序随而向涵盖或混合华夷的中华秩序演进。华夏过去是相对于夷狄而言的。到了元代以后，胡、汉轮流主中华，蒙元和满清都先后进入中华正统王朝系列，华夏改称中华就顺理成章的了。此时的中华，不仅是华夏概念的替代，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可涵盖或混合华夷整体。到民国初，进而形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的概念。
面对五千年的华夷并存的秩序，儒家“大一统”思想内部长期运行着华夷观和正统观的讨论探索。这也是中国边疆研究不能回避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华夷观，儒家向来有两派。一个是以春秋公羊派为代表，它是主张华夷之变的，变是变化的变。主张“用夏变夷”，用夏化夷。夏和夷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行之有道，夷可以变成夏，行之无道，夏也会变成夷。春秋公羊派的说法，在唐代、元代乃至清代是占上风的，故而这三个王朝处理华夷问题都比较开明。另一个是华夷之辨说，讲华夷之辨，华就是华，夷就是夷，华是礼仪之邦，夷为野蛮族群，华和夷对抗，冰炭不相容。东晋南朝、南宋和明朝等汉民族政权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压抑或进攻甚至造成生存危机的场合，往往是华夷之辨说相当盛行。
我们从长时段看，第一种华夷之变说，比较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符合历史辩证法。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华夏和夷狄，都看作变化之中的族群，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符合历史事实。自古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其不断发展的历程，其间汉族和少数民族确实是既有文化差异及冲突，又互相依存影响，汉人文化不断影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也部分影响了汉人，而且彼此都在渗透和融汇。华夷之辨说，把华夷关系当做一个固定的、敌我的、水火般的关系，显然是保守和不切实际的。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华夷之辨说偶尔会和爱国及民族感情交织纠缠在一起。譬如岳飞《满江红》词里“壮志饥餐胡虏肉”，在抵御外族群侵犯的道义层面又值得尊重和同情，实难完全否定。
华夷观往往牵涉到正统观，很多时候是和正统观密不可分。关于正统观，士大夫们长期存在争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观，简单地说就是奉何者为正统王朝，使用何者的正朔年号。这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等分裂对峙时期是个政治文化上的大问题。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为华夷之辨说所派生，一概视汉族政权为正统，少数民族为非正统和僭伪。两晋南朝，包括南宋，这种说法颇风靡。按照这种陈腐说法，崖山之战以后似乎就没有中国了；第二种说法是谁占据中原，谁就是正统。这在占据中原的曹魏和北朝，包括金朝，都奉行此说；第三种说法是：谁拥有大道，施行儒家之道，谁就是正统。这和公羊派的华夷之变说相契合，谁拥有道，谁就是夏，谁就是正统。金、元、清三朝，汉族士大夫出仕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就奉行这种正统观。忽必烈行汉法，康熙等也采用很多汉地儒家的方法来治理中国，有些地方甚至比明朝治理得还好。于是，大多数汉族士大夫就认同元朝和清朝为正统，甚至对于剃发易衣冠也能忍受。元、清两个政权下的汉族士大夫，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权衡之后，基本上都是受这种正统说的引导，出仕做官，与蒙古、满族贵族合作的。这一说法，在程朱理学大行其道之际，越来越有市场。包括清雍正皇帝撰写《大义觉迷录》，完全是运用这一正统理论来论证驳斥那些反满复明的士人。认为，清朝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比朱明王朝还要奉行儒家的大道。清朝拥有了道，也就拥有正统。那些不分有道无道一味反清者，其实是违背大道。雍正用这一套说辞驳倒说服了很多有反满情绪的汉族士人，遂使清朝统治者在华夷和正统上很快占据了主动。当然，对少数固守反满复明论者，清朝统治者还有另一手——大兴文字狱。总的来说，雍正等是从正统名分层面基本驳倒了一批狭隘反满的士大夫，把大多数的汉族士大夫拉拢过来，借此来解决清初有关华夷正统的舆情争端。
谈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千年儒家文化大一统问题。我们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其主导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在儒家主导或主体文化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其他文化，并不是绝对的儒家文化大一统。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光说儒家，东汉以后还有道教和佛教。追溯到战国诸子百家，最有代表性的至少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驾齐驱，都很辉煌。我认为，政治大一统，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潮流，应当予以肯定。文化的大一统，就不见得是好现象。《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文化上还是多元一些为好，这样，源头活水可能更多些，更有利于争鸣交流和发展繁荣。诸子百家的东西，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荟萃和繁荣巅峰。而“独尊儒术”以后的东西就不见得有多少精华和文化繁荣了。
就我们研究边疆问题而言，特别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儒释道文化的多元并存。至少是近800年，有两种由少数民族承载或信奉的文化：喇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是和汉族儒释道文化的并存的，我们必须予以格外关注。第一个是以西藏为首，包括蒙古及满族的喇嘛教文化。元明清三朝，藏族、蒙古及满族都先后在这个文化圈里。西藏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藏族是我们的兄弟民族。据四川大学学者在西藏高原的考古发现，吐蕃民族历史同样非常悠久，吐蕃文明也可以上溯到五千年以前，与古老的汉族文明应该是东西交相辉映。第二个是伊斯兰教或回族文化。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穆斯林，还有宁夏、甘肃、云南的回族以及内地的回族。无论喇嘛教文化抑或伊斯兰教文化，都和我们传统汉族儒释道文化不是一回事。不能片面地认为汉族儒释道文化先进，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落后，而不去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不认真研究边疆的多元文化。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隔膜，不同宗教间的冲突碰撞，需要加以理性引导与彼此沟通化解。这在汉唐之际还不算复杂，因为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尚未大规模东传。那时候，更常见的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间的差异隔膜。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传》里讲的匈奴人收继婚问题。直到13世纪的蒙古，跨代的收继在蒙古皇族和姻亲部落依然较多。北方民族大多停留在父权制的阶段，带有许多家庭奴隶制的残余。当一个男子的势力强大后，作为父权制家长，他周围就会聚集一群附属民及家内奴隶，包括妻室、儿女。如果这位男性家长死后，妻子改嫁，儿女和其他附属民及奴隶就容易离散，整个父权制家庭群体都将消泯。司马迁“恶种姓之失也”，可谓一语中的。匈奴人等北方民族盛行的收继婚，实乃维护延续整个父权制家庭群体的手段，寓有保存其“种姓”、“宗种”的功能。这和汉人宗法制的农耕社会，差异很大。所以，收继婚是自古以来北方民族中的较为普遍习俗，似乎不能用汉地伦理道德去苛求批评。这就是文化隔膜差异。需要彼此包容、沟通，互相谅解认同。
元明清以来西藏、蒙古和满族以喇嘛教为精神纽带，建立起元朝皇帝与萨迦派帝师之间施主和福田关系，建立起清朝皇帝与达赖班禅之间施主和福田关系。萨迦派帝师和达赖班禅分别承认大元皇帝、大清皇帝是尘世的最高君主，大元皇帝、大清皇帝相应承认对方是上师和佛教最高领袖。在这一点上，喇嘛教在维护元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显然要比儒教大的多。
清朝统治中国的成功之处，就是承认和重视文化多元，积极吸纳先进文化。首先是汉化儒化走得很远，在文化上几乎与广大汉人毫无二致，水乳交融；第二就是适应和重视边疆多元文化，在治理边疆和处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洞悉边情，因势利导，精心善待，因俗而治，效果颇佳。洞悉边情，就是对西南、西藏、新疆、蒙古、东北，尤其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还有内地的回族，真正地了解其文化和宗教是怎么回事，怎么跟其信奉的宗教打交道才能处理好与该民族的关系，怎么才能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便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这是最基础的。清康熙、雍正和乾隆诸帝都通晓汉、蒙、藏等多种语言，清朝皇帝实录一概以满、汉、蒙三种语言书写。多数满族皇帝对回疆、西藏和蒙古的事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煞费苦心。
从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朱批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是传统王朝里面最重视边疆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且处理最成功的一个，清朝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中间，树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和标杆。因势利导，就是依据具体时势采取适宜应对策略。清人弄懂了藏传佛教教规教派及活佛转世等是怎么回事，就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处理藏区特殊复杂的事务。精心善待，清人对西藏和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及文化习俗，各种策略的运用，娴熟周密。诸如满蒙联姻、盟旗制度、内外札萨克、王公封爵、驻藏大臣、回疆伯克制、改土归流、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行围，包括对喇嘛教的笼络等等。对反叛者和归顺者，分别采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不同政策。所以，有清一代，蒙古诸部心甘情愿地充当为清人拱卫北疆的长城。科尔沁部铁帽子亲王僧格林沁一生拼死替清廷戎马疆场，镇压太平军、抗击“八国联军”，屡建奇功，最后战死在平定捻军的疆场。足见，清人上述三条方略，成效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照搬清人的政策，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历史条件与环境已发生变化。但清人的重视边疆多元文化及相关方略，是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借鉴的。（节选自《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