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发表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下简称《盛世》）。戴逸先生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他指出历史上从西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昭宣之间约130年和唐太宗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120多年以及清代康雍乾三朝134年“都是能称得上盛世的，也是史学界一般都承认的。不过，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认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盛的盛世。这与传统的观点不一样。”
“康雍乾盛世”通常称为“康乾盛世”，一是因为它由两个双音节构成的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虽然我国和日本一些历史学家早已对此质疑，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出版了《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清朝（1644—1911）268年十帝，位于二、三、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皇帝后仅仅44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从此以后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之中。因此研究清代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三朝。
康雍乾三帝的确都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康熙尤大。三朝最主要的贡献是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统一，将汉、唐、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学习汉文化身体力行，尤其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对加快各民族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改土归流自明成祖永乐11年（1413）就开始做了，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雍正时。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改世袭的土司为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从朝廷到省州府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少数民族百姓的国家观念、统一意识、地域归属感和大民族归属感等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从根本上削弱并逐渐消除了容易被某些头人、外人利用而引发动乱的隐患，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至于《盛世》中提到的“盛世”的其他几项标准，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一、康雍乾之世远不如汉唐盛世
《盛世》强调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经济“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展”，因为“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三亿，道光年间发展为四亿，这以后人口没有大幅度地增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并非好事，实际上道光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更重要的是这样比较并不科学。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下限距康雍乾时（1662—1796年）的上限差一千六百多年。唐代（618—907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有很大进步和人口大大增加是很自然的，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远迈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
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康雍乾三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不具备这种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几乎比今大一倍。
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天宝八年（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康雍乾之世与汉唐盛世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物质生产水平，而是缺乏汉唐所具备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西汉前期一百多年和唐代贞观至开元期间的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多少文化，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一次宴请群臣时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就毫无顾忌地批评刘邦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刘邦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说了一通自己哪些地方不如张良、韩信、萧何，哪些为自己之所长。（《史记·高祖本纪》）
陆贾常引用《诗》、《书》劝说刘邦，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不怿而有惭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上十二篇治国方略，刘邦每看一篇都“称善”，此即著名的《新语》十二篇。（《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东汉前期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具有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士志”。（《后汉书·班超传》）
唐朝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都比较注意纳谏，对臣工比较尊重。杜甫《饮中八仙歌》高度赞扬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在《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之世》）中说，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以下简称《怎样》）中说“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
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然有人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
张廷玉（1672—1755）的遭遇就能证明。《清史稿》列传75说：“张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他历任康熙朝末年内阁学士（清初正三品，雍正八年从二品）、刑部侍郎（同左）。雍正朝先后授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位同宰相，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为新设立的军机处三位大臣之一。乾隆四年进三等伯，加太保，开清朝文臣无爵至侯伯先例。他因年过70多次请求致仕不准。这位三朝元老可谓位极人臣，显赫无比。但是他再“周敏谨慎”也总有想不周全之处，结果差一点惹了大祸。他78岁获准致仕后奏请乾隆，说先帝有遗命许他死后配享太庙，他怕将来不能兑现，请求乾隆给句话。乾隆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颁诏重申雍正遗命，并写诗示意。次日乾隆见张廷玉未亲自来谢恩而是派儿子上殿，大怒，降旨斥责，削去伯爵。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才初祭时张廷玉就请求回老家安徽桐城，乾隆更加愤怒。后来张廷玉举荐的一个姻亲犯罪，乾隆抓住把柄责备张廷玉，并“命尽缴历年班赐诸物”。虽然张廷玉死后还是配享太庙，但这只不过是乾隆遵父皇遗命罢了。张廷玉为有清一代268年中地位最显赫的几位三朝元老之一，乾隆竟然为此区区小事怒斥削爵，岂能容忍他这个皇帝召唤都不来还自称“酒中仙”的文人！
《盛世》说：“康雍乾盛世，中国国力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这是将（综合）国力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GDP）或生产总量了，其实国力的构成比生产总量要复杂得多。
美国学者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指出，182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7%，高居首位。第二是被英国控制多年的印度（当时还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第三法国，第四英国。而印、法、英总共才占26.5%。显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国力的强大，否则中国不会在2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也不能说明印度强于英国，否则印度不会在1849年沦为英国殖民地。而是因为中印面积辽阔、人口最多，而当时英法人口相加还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
乾隆58年（1793）英国国王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官兵700人的使团乘装备64门火炮的战舰来华给乾隆祝83岁大寿。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以为英“夷”来向“天朝大清”朝贡来了。他们7月25日从大沽口登陆，9月8日到达承德行官，两周后经北京从大运河到杭州，再经南昌到广州上船，一路搜集情报，历时五个月。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政局不稳，没有现代工业和兵器工业，中国军队比英国落后三四个世纪。他给内阁的报告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将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48年后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这个结论。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很低，由于中国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尽管从经济总量角度计算微不足道，但在提高综合国力上的贡献惊人。所以中央强调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革命性大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0余年，“大清”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怎样》反驳道：“汉唐也是封建专制社会，‘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也并未出现。那么汉唐‘盛世’又是怎样认定呢？”问题在于汉唐盛世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康雍乾时期则不断落后直至大大落后。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欧洲正处于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时。《怎样》说，“周先生在这里把时间弄错了，肯尼迪书中的统计数字明确指的是1750年，还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夕。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都处在手工业生产时代，并没有大机器与工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思源先生所说‘比清朝先进得多’的欧洲工业。”
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西方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有176O年、1780年等多说。“其实，工业革命是由一系列生产技术的创造革新和社会关系的变动所构成的，很难说哪一个年代可以作为它的开始的绝对标志。”有些学者“把它的开始定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质变虽在18世纪后半期即乾隆中后期，但酝酿则早得多，正好处于康雍乾三朝。何况商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还要早于工业革命。而原来手工业比英国发达得多的康雍乾中国却毫无动静，因此中国在这些方面都越来越落后。落后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由于严酷的思想钳制使中国失去了发现并纠正这种落后的机会。
与其说是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成就了近代化的欧洲，不如说是一大批充满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为欧洲起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康雍乾时期则根本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姚小平先生在《也谈康乾盛世》（以下简称《也谈》）中说：“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康熙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哲学等知识确实很有兴趣，但他不仅没有提倡臣工学习，主要兴趣也不在此：“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目的是为了“讲求治道”。法国传教士白晋说，康熙皇帝“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是当代中国“儒教的教祖”。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并越来越大。“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而康雍乾三朝失去的恰恰就是这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百多年。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态度的180度大转变发人深省：“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人迷了。中国…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但“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1764年伏尔泰说：“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这些都能印证马戛尔尼报告，即清朝的中国远比西方原来估计的还要落后，差好几个世纪。因此康雍乾之世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统治基础上的，是以萎缩民族精神、牺牲国家发展前途为代价的，而且这种万马齐喑的“稳定”极不可靠，在帝国主义入侵下差一点土崩瓦解。鸦片战争英国开始投入的兵力为50艘舰船和3000水兵，4000陆军，两年的战争中英军总共只投入20000人，只被打死500人，结果打得清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全国清军有90多万。
《盛世》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发展得最完善的时期。”制度是否进步“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制度建设上确有改革与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
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只需对乾隆一人负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死了，嘉庆才立即逮捕和珅，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盛世》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而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经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提出并迎刃而解。
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自然科学，只不过历代程度略异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已开始。因此这些均非康雍乾三朝所特有问题。《怎样》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
问题在于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以来历代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规定苛刻，连坐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死去多年者都要开棺戮尸！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处斩。康熙50年（1711）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300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官员这一招最为厉害。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总归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由于各级官员都深怕自己失察而丢命、丢官、降级，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上台后的第二年还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矣…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仅仅过了几个月，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此语出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兢兢业业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朝乾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愿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本传》）。于是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条。年羹尧在狱中上奏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子被斩，其他十五以上子孙发边充军。
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1629—1683）著作的影响。此时不但吕留良已死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已故。由于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吕葆中均被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首。其余兄弟、伯叔、妻妾、女儿以及兄弟之子女妻妾等均受牵连被—一治罪。吕留良已死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严的门人沈在宽以及刊刻和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四人均被斩首，还有一些吕留良的门徒被革去功名，连同妻、子发配三千里外，另有门徒十余人被责打一百大板。吕留良一切著作均被禁毁。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而且清朝建立已近百年，满族的统治已经巩固，按说应当宽文字之禁，不再搞文字狱了。可是恰恰相反，文字狱最厉害的正是乾隆朝。整个清代160余起文字狱，乾隆朝就多达130余起，占80%，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
乾隆16年民人王肇基在同知衙门献上一首恭讼皇太后寿诞的诗联，被山西巡抚发现诗联后面的文字“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处”。乾隆传谕迅速严审。王肇基供称，这是为了“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何敢有一字讪谤”。结果乾隆降诏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于是王肇基被押赴城内交通要道以杖活活打死。
若在文字中不小心写到皇帝的名字，犯了名讳，就有杀头之罪。江西举人王锡侯因编字典《字贯》举例而被处死即为显例。乾隆42年（1777）10月上谕道：“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从宽”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候秋决。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斩监侯，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河南民人刘峨刊刻了一本专门卖给考生讲避讳的书，告诉考生什么字应当避讳，怎么避讳。这样自然就必需把皇帝的名字刻出来，结果竟被斩首！
乾隆朝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普通老百姓也因有禁书而被杀。乾隆朝文字狱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以上皆斩，15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即使已死多年者也被开棺戮尸。
澹归（1614—1680）俗名金堡，浙江杭州人。崇祯13年（1640）年进士，做过知州，明亡后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韶州（韶关）辟丹霞寺住持。他死后95年的乾隆40年（1775），乾隆亲自审阅各地呈缴来的应禁书籍时，发现澹归和尚的《偏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该书为当年的韶州知府高纲募集资金刊刻并作序。由于高纲已死多年，乾隆降诏将其子孙多人捉拿交刑部治罪，各人家中查抄。澹归一切著作均彻底销毁，丹霞寺内所有澹归的碑刻全部推倒打碎，埋骨之塔刨毁，寺僧死者300（一说500）余人。
《也谈》认为：“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有些文人身居高位，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故而极为小心谨慎。因此直接因文字罹祸者似乎不多，但因文网实在过于严密，许多高层文人仍然难逃文祸。
沈德潜（1673—1769）备受乾隆宠幸，乾隆写诗常命沈属和，甚至请他代作。沈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加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入朝赐杖，回故乡苏州后乾隆还为他的诗文集写序，97岁去世后乾隆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备极荣耀。沈死后9年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被人检举“有悖逆语”，罪状之一是引用了吕留良语。乾隆还认为徐有的诗有影射，最有名的是《鹤立鸡群》诗中有“明朝期振翮（hé鸟羽茎，振翮意高飞），一举去清都”两句。其实是反映了作者科举高中和入朝为官的愿望。“朝”可读作cháo和zhao，有两解；而“去”可解作去往或去除。乾隆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而此集前有沈德潜作传，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大怒，“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磨毁移弃）其墓碑。”（《清史稿》列传九十二）连沈德潜这样备受乾隆恩宠的大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的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自不待言。整个朝廷上下如此精神萎靡不振，广大臣工对皇帝只有迎合一途。称其“盛世”，实难苟同。“盛世”的标准中总应该有民族精神振奋这样一个重要指标才是。
明朝虽也有许多失误，但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王阳明（1472—1529）提倡“致良知”，“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阳明全书·卷二》“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诽谤，不管人荣辱。”（卷三）甚至“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卷二）著名思想史学家嵇文甫先生说：“这种大胆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大体说来，阳明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
李贽（1527—1602）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续焚书·卷三》），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尽管李贽被捕入狱，被迫自杀，但毕竟没有灭族，被禁书籍一直有人不断重印，这在康雍乾时代根本不可能。具有改革意识的东林党人尽管受到宦官的镇压，毕竟不象康雍乾时动辄灭族，斗争一直持续到明亡。黄宗羲（1610—1695）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强调“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原臣》。
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残酷的文字狱，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知识分子完全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至少不会失去整整两百多年！《怎样》说：“这个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康雍乾三位可不是一般人，而是独揽军国大权不受任何制约可以对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的皇帝，且掌权长达134年。只要看看与康熙同时代的英王查理二世、法王路易十四和晚于乾隆近百年的日本明治天皇在改变本国面貌上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不把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个人作用看得很大”。
认为康雍乾“盛世”的理由之一是“文化昌盛”，通常被认为的标志是编篡四库全书和经学、小学的繁荣。《四库全书》收书3470种，79018卷，对于保存我国典籍确为一大贡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
乾隆“访求遗书，汇登册府”（38年3月28日上谕）是假，禁毁“违碍”书籍是真。乾隆6年、37年、38年三次下诏征书，甚至假惺惺地表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严厉督促各地督抚查缴。（同上）到次年，各省所进图书达万余种。于是乾隆立即翻脸，斥责各地督抚对“抵触本朝之语”书籍未作“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对“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从乾隆39年到47年（1774—1782）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乾隆一朝，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当时被全毁的书就有2453种，被抽毁的有402种。”
《也谈》引用梁启超关于一国文化进展必需社会尊敬学者、学者生活无忧才行的观点说：“如果我们承认康乾为盛世，则学术的兴旺和社会对学者的礼遇都得到了解释；反之，如果视康乾为黑暗时代，梁启超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同时也无法理解学术何以会繁荣起来。”
小学（语言文字学）和经学按照当代学术分类，只属于11个大类中的文学、哲学或历史学的两个大类中的两个二级学料而已，而且还不能涵盖各自二级学科中的所有分支。因此不论小学与经学多么繁荣，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学术在清代日益严重的衰败。
《也谈》认为，“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基本未受影响；换言之，中国科学迟至清代仍未发达，与政治压迫无大关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满清统治者并不排斥科学。如对西洋新学非但不禁，而且鼓励著译，并将明末以来数十种西书载入《四库全书》”。1662—1976年的康雍乾之世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进展和重大发明，各种应用型发明层出不穷。牛顿（1642—1727）于1687年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1753年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并将它发展为电学理论，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气机。1781年卡文迪什证明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有清一代长达268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甚至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都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时才高涨起来？这不仅不能“表明，科学在专制统治下也能生长”（《也谈》），而且证明康熙对西方科学确实仅只兴趣而已。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当时科学家在西方大量涌现，其实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大量产生思想家。而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
再说，对一个时代的评价除了“盛世”之外未必只有“乱世（黑暗时代）”，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有既非“盛世”又非“乱世”的“较好”、“一般”之世等。我们应从多年来困扰学术研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不要非黑即白，水火不容。编篡四库全书功绩再大，也不能一俊遮百丑。只要想一想康雍乾134年中国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上的损失远远超过一部四库全书，就很难同意康雍乾之世有什么“文化昌盛”。我们在高度评价“乾嘉学派”的治学成就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无数中国文人被迫去钻故纸堆的无奈，这不仅是绝大多数文人的不幸，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尤甚，王公大臣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唯唯喏喏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乾隆47年进士，嘉庆、道光朝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1755—1835），别人问他为官之道，他说，“无他，多磕头，少说话耳。”（17）连宰相都吓得只知道“多磕头，少说话”，岂不万马齐喑！龚自珍（1792—1841）在《已亥杂诗》中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是希望“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处境。而当时离开文字狱最恐怖的乾隆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龚自珍这种具有“更法”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文字狱还如此恐惧，足见康雍乾时的思想专制严酷到了何等程度！
国民素质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精神素质。一个国家只要保持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两次巨大飞跃都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
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质基础，单凭人们的主观思想不会创造出新世界。”其实康雍乾三朝的物质基础远远好于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如果不是那么严酷的文字狱使得人们丝毫不敢有违背朝廷的言论，当时的中国出现思想解放至少是思想活跃是完全可能的。
辛亥革命先驱者已经初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康雍乾以来发展到极致的奴性，努力振奋民族精神。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当时中国人无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伺侯之外无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误国误民的奴性。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就指出：“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人各有已，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胡适在谈到五四精神时说，它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新思潮的意义》）
真正完成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积极因素从康雍乾时期几乎彻底失去并将落后因素发展到极致的奴性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基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不仅被重新激活和大大发扬了，而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基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这种精神面貌康雍乾时期哪里会有！
很显然，没有五四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9月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代表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使中国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为谁都不敢欺负的世界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之所以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出两弹一星，是因为中国人在民族精神中重新掌握了“两弹一星”，中国人民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
二十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它所焕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给中国命运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的。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高潮。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都是方针政策，而任何方针政策都来自于思想。正是邓小平关于“不管白描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指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去实践，不要去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论述，其精神实质都是注重效果，提倡探索，鼓励创造。这种精神是康雍乾时期完全没有而且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现在究竟给康雍乾三朝什么评价并不重要，它毕竟已经过去，重要的是真正总结出它的历史经验。一切对历史的重提都反映了当代史，而当代人的观念和思想方法会影响当代进程。我们应当改变一维的单向线性思维和二维的平面思维方式，提倡三维思维。我们过去习惯于纵向比较，解放后比解放前、今年比去年有哪些提高。改革开放后我们同时注意横向比较了，和其他国家比，和别的地方比。三维思维和二维思维、一维思维的最大区别就是还要从根子上、源头上、本质上去认识问题。它是立体思维，是穿透性思维。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立体的三维世界。
《怎样》说：“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根除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并非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不能进行改革或革命。何况正如《怎样》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甚至超过欧洲。我对康雍乾“盛世”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也非对它完全否定，只不过反对评价过高罢了。（节选自《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