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山东大学历史系有过“八马同槽”的鼎盛时代，张维华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执教于山东大学的时代，不仅为该校在史学界赢得了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东大学在古史研究和中西交通史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研究领域广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原籍山东省寿光市。他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辞世。
一、人品高尚的治史大家张维华教授
张维华以《文史通义》的“史德篇”中的“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来劝诫和警省他的学生，他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张维华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维华出成果最多的时期。在他逝世的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维华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张维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二、张维华教授的史学研究
1957年反右时，张维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段时间内曾被剥夺了教课的权利，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但他仍挤出时间写了不少长篇论文，如《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公案》等。1964年赴京参加了由中华书局组织的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张维华承担了《陈书》的校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维华任中西交通研究室主任；继之，国家教委又批准设立中西交通硕士学位点，张维华亲自授课指导研究生。
教学之余，又撰写了有关秦汉史、中西交通史、文化史、治学经验等论文十余篇；张维华的旧著也先后整理问世。其中有的是初次出版，如《中国长城建置考》《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等。分别由中华书局、齐鲁书社相继出版；有的是重版，如《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因年久失传，更名《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外，张维华还主编了七百多万字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由齐鲁书社出版。六十年代初，张维华曾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中国古代经济史，并编写了教材，同时还陆续写了专论若干篇，如《试沦曹魏屯田和西晋占田上的某些问题》、《对于<初学记宝器部·绢第九>所引<晋故事>一文的考释》《对两税法的考释》《唐中期以后的地主庄田经济》《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宋代地租形态》和《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等，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实进行了考释，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维华是我国早期研究中外关系，中西交通史的少数专家之一，几乎将大半生的精力用于这个领域。明清时期的中西关系史是张维华最早的研究课题。张维华最先写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臣第一次来华考》，刊于燕大《史学年报》，引起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刊于《通报》；继之又在陈垣等师长的指导下仿效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写作四国注释。《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该书采用溯源、辑补、比评三种方法，是一本深具功力的明代中西交通史专著。
中西交通专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是1939年至1944年在成都齐鲁大学时写成的，由于战乱未及出版。当张维华任教女子师范学院时曾石印五、六十部，作为教材发给学生；解放后，不少看过书稿的同志都劝张维华付梓，可直到八十年代初，张维华已是耄耋之年，才在助手的协助下重新修订，198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为目前国内史学此领域屈指可数的专著之—。书中提出不少理论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对某些史料的考证也成了不可改易的定论。
张维华的另一本中外关系的专著《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是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1957年出版。张维华在《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中指出：明代海外贸易是在很久的传统上继承发展起来的，活动范围很广，东至日本、琉球，西至波斯、阿拉伯和非洲东岸。明代海外贸易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朝贡贸易，二是私人贸易。前者盛于永宣间，从正统至正德呈现衰落现象，至嘉靖几乎完全衰败。隆庆时部分开禁，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东来促使朝贡贸易无法维持；另一方面是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逐渐冲击了明政权对外贸易的控制。到明后期外出经商的华人已同南洋居民联合与殖民者开展了斗争。海外贸易推动了中国人，特别南部沿海之民移居南洋，交流了生产经验和技术。
秦汉史是张维华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赢得秦汉史学者们的交口称赞，曾被聘为秦汉史研究会的顾问。主要研究成果为《汉史论集》《论汉武帝》两部专著及十数篇论文。抗战期间，张维华颠沛流离，且教学任务繁重，资料有限，只能专攻《史记》和《汉书》。在读《汉书·匈奴传》时，注意到武帝时中国与匈奴关系紧张，兵争不休，而到元帝时就缓和多了。原因很多，而王昭君出嫁应是原因之一，于是写了《王昭君下嫁匈奴考》一文，说明通婚不失为民族间走向融合之一途。
以后又陆续撰写了几组分量重、观点新、影响深远的文章，《西汉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所论均系汉代中西交通，亦即汉通西域和汉与匈奴的关系。汉通西域与明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关系方面的两件大事，影响深远。张维华对西域的屯田、建官、都护职权、历次人选、都护所属诸国等作了详尽的考证。此文刊于齐鲁、金陵、华西大学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张维华又撰写了一批秦汉史论文。第一组是关于黄老政治思想，如《释“黄老”之称》《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等，分别刊登在《文史哲》和《中国社会科学》。这些文章大多是应杂志社之约而写的，是张维华几十年研究秦汉史之精华，特别是《西汉初年黄老的政治思想》学术价值很高。张维华反复指出：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思想是适应汉初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即政治上的约法省禁，社会上的休养生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并吸收了其他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新道家思想。代表黄老政治思想的是司马炎的《六家要旨》。张维华以“虚”、“因”、“静”三字对其进行归纳，强调要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去理解，才能看到黄老政治思想的整体。还指出，尽管道家思想有很多属于消极的东西，对社会发展缺乏促进作用，但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还有它一定的用处，不可一概而论。这些都是极深刻的结论。
另一组是关于司马迁的研究，张维华对司马迁的研究颇具独到之处，先后发表了《司马迁的史学》《司马迁与<史记>》和《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等。首先。张维华指出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在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历史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使司马迁破除了一些旧传统、旧观念，产生了新思想、新认识。司马迁之所以能完成《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固然有赖于他的家学渊源，更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
张维华在历史地理方面计有专著《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及《明辽东边墙建置沿革考》等文。《齐长城考》发表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后又陆续写了《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汉边塞》等文，至六十年代初又增写了《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及《秦统一后之长城》等文，共八篇，合成一册，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山东地方文献、地方史特别是地方学术史，是张维华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曾撰《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术公案》等长文，这些均对地方史研究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三、张维华教授的学术贡献
张维华利用上百种中西文资料，纠正了四国传中不少讹传的史实，补充了许多罕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勾勒出明中晚期中国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的概貌。所以《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并非简单仿古，而实际上是一本内容翔实、体例严谨、深具功力的明代中西交通史专著。
首先，找出《明史》中四传作者所据史料的来源，详加排列，对其失误错讹之处，参照其他记载一一厘正。如荷兰传记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船经吕宋至澳门，税使为李道。而据《广东通志》等书考出其时李风在广东任税使，而李道当时为湖口税使，李道为李风之误。
其次，在四国传中所用资料之外，作者据涉猎所及亦均一一录出，缀于本传有关记事之下。经如此排比发现了许多问题，如佛郎机铳之传入中国，传谓在嘉靖二年，然《殊域周咨录》言为正德间事，而据王守仁著《书佛郎机铳造事》，则可上推至正德五年。
再次，运用西文史籍中有关明季欧亚诸国与我国交往的大量记载，同我国的史料相互对照。当时的西方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非常重视发展海外势力，探险家、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纷纷东来，将其见闻以日记、书信、著作等形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研究中西交往的珍贵资料，可以弥补中文资料的简略和讹误。注释一书在这方面运用较多，勘出不少错误，当然也并非不加甄别地盲从西文。对被西方殖民者故意歪曲之处，总是力辩其诬。如葡人侵占澳门，西文书籍多谓葡人助剿海盗有功，明政权“畀之以居”。张维华先生据俞大猷《集兵船以攻叛兵》及《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两文指出：“当时通贡尚且不许，何得有畀地而居之事。”再如荷兰占我台湾，西文多谓中国默许，且缔有条约，可是证以《两朝从信录》所载南居益渡海捣巢之文，则知“西人所言，纯系矫饰”。
注释出版后引起学术界注目。洪业先生在1935年所撰《考利马窦的世界地图》中说：“两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荷兰、意大利亚四国传注释》，既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伟文与明史传勘校，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也是可喜的贡献。”后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和日人和田清所著《中国史》等，都曾引证此书，成了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著作。1982年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张维华先生写序并更名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国社会科学》为此书出版发表了书评。（节选自《文史月刊》2012年第8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