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内容提要：我国世界史学科长期以来基本上沿用苏联体系，苏联体系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曾经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有它固有的弱点，一是其时代性很强，而其时代背景现在已基本消失了；二是它包容性较小，容不下当代历史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探讨建立新的学科体系的问题。本文主张以现代化为主线建立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因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现代化。本文提出若以现代化为主线重新观察，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

一、“世界史”的含义

什么是“世界史”？这个问题早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但为了讨论世界近现代史的体系问题，似乎还需要从这里说起。

关于世界史的含义，向来有两种理解。一种把它理解成“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这是一种“整体史”（universal history）或“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观念；另一种把它看成是各国历史的相加（history of all countries），事实上是一种组合起来的国别史。

持第一种理解倾向的国内学者可以吴于廑为代表。吴先生在逝世前曾多次表达世界史是一种“整体史”的思想。他曾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也就是说，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过程。齐世荣也主张这样看待世界史。齐世荣先生说“人类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按照他的想法：在世界成为“全球一体”之前不可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他说：只有到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的撰写到这时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

在西方史学界最能代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种思想的大概要算斯塔夫里阿诺斯，他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还特意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说法作为该书第一章的卷头语：“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有趣的是：巴勒克拉夫又以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他自己那本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全书卷首语。赫伊津加曾经说：“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对此，巴勒克拉夫评论说：“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史学界）的主要特征之一。”

作为著名的史学史专家，巴勒克拉夫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必须用“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由此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世界历史”，确实只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

马克思曾经对“世界的历史”和全球化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如果说在19世纪，大工业还仅仅“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到20世纪，它就算真正完成了世界史的形成过程。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到世界的整体中来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上提出的会议主题，就是如何研究“全球史”。

从理论上说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真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其指导历史研究的人却并不多，成功的作品就更少。对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国别研究是他们的专长，而且在国别研究中，他们感兴趣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专题。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努力构建“整体的”世界史，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世界史”只不过是组合起来的国别史。书写真正的“世界史”并不容易，“世界史”要求把握世界各地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缺失使多数“世界史”作品流为一团散沙。

实际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撰写“世界史”的努力自古就有，被尊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其《历史》就称得上是西方第一部“世界史”。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阿已经把“世界”看成了“整体”，在他看来：各地方发生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以，“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

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所谓世界史，按照我的理解，它不同于一切国家的历史组合，不是脆弱的拼凑，而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它贯穿古今，各民族在其中只起辅助的作用。各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叙述，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序列的从属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出的贡献的时间和程度来叙述。”这种“理想的”世界史很少有人真的能写出来，比如波利比阿的作品基本上是当时“世界”的国际关系史，而阿克顿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则是典型的各国历史的堆砌，并且以西欧为中心。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知道，“世界史”在专业圈子里，是历史这一大学科范畴下的分支学科，它是有严格的学科含义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而不仅是一个个单个的“国家”。但是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同时也在一般的公众理解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而且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外决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一本西方人编写的“世界史”著作中，绝对不会没有他本国的历史，而且一定对它大书特书。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的《世界通史》，现代人普遍承认，实际上在兰克所标榜的“客观历史”中，普鲁士中心论是他的基本主题。

中国人把“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国人自古就缺乏“世界”的概念，其“天下”观把中国视为中心，在它周围有一些番邦蛮国。这种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虽有记载“异域”的传统，但这不是书写“世界史”，而是对异邦风物的注意，常常出于猎奇心理加以记录。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雄独霸的局面相当少见，自希腊以降诸强并立的情况就几乎不断。如此之下，西方文化从来就承认多民族、多国家的“世界”格局，西方史学传统也就更多地承认“世界”的存在，因此更多地关注它们各自时代的“世界历史”，比如希罗多德、波利比阿记载希腊、罗马时代的“世界史”，兰克和阿克顿则记载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史”。

中国人关注“世界”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的介绍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早介绍西方历史的是一些翻译书籍，直至1949年，研究性的工作仍旧少而又少。专门研究“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是站不住的，许多在国外留学、以所在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回国后几乎全都要改做中国史。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特殊背景，194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家，因此“西洋史”这个名称又盛为流行，取代了具有较大内涵的“外国史”。长期以来，非中国的历史都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西洋史”来表示，可想而知，这个概念和“世界史”的应有含义相去有何等之远。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历史学界何以把“中国史”和“世界史”截然分开，并且不能够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史”概念。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得益于建国初期“全盘苏化”的政策导向。在苏联，“外国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研究“外国”历史而享誉学界的人不在少数。并且，苏联存在着公认意义上的“世界史”概念，苏联科学院耗时十年编撰的《世界通史》10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的历史，其涵盖面包括俄、苏在内的世界各地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国在引进苏联的“外国史”之后，一方面接受了“外国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又给它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即“世界史”。这以后，“世界史”在中国就专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历史，它既做不到涵盖整个“世界”，又不具备西方“世界史”的严格定义，实在是词不达意，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很特别。但在引进这门学科的本意即建立统一的历史学体系方面，它却是完全成功的。下面就来谈谈世界史的体系问题。

二、“世界史”的体系

德巴里说：目前撰写世界史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巴勒克拉夫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的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实际上，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堆积在一起，写成一部“世界史”，这并不难；难的是形成一个体系。有体系的“世界史”就能最低限度地体现历史的整体性，没有体系的“世界史”哪怕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最事无巨细地复述出来，它仍然是一团散沙。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编写的《人类史》，这部动用了大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集体创作的鸿篇巨著，由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结果虽然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史料”，但“显然没有提供令人清晰易懂的模式”。齐世荣曾这样评论20世纪国际史坛出现的几部超大型世界史著作（包括《人类史》、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等）：这些著作虽内容丰富，撰写者都学有所长，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实际上，缺乏体系的“世界史”一向并不少见，18世纪英国曾编过一部几十卷的《世界史》，但其破碎的程度，一如两个世纪以后的《人类史》。19世纪兰克和阿克顿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倾向，只不过大小程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体系”是世界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体系”？在我看来，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换句话说，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没有体系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堆积，其中堆积的知识越多，内容就越破碎。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巴勒克拉夫曾经问：如果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不是知识的堆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件应该写进“世界史”，因为它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事实又不具备这种重要性呢？他还问：如果如塔尔蒙所言：重要不重要取决于它是否关系到“有意义的整体”，那么衡量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似乎把世界史学家推进了因果循环的绝境；但事实上，以“体系”为角度观察历史，有意义和没有意义都排列得清清楚楚。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穷尽这些细节；使用哪些史实来叙述历史，以及能否把历史重建为整体，其关键都在于“体系”。

唐纳德·凯利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一种视野的意识，在这种视野之内进行历史探寻”；建立体系就是自觉地运用这种“视野的意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因此可以说：建立体系就是建立判断的标准，确定“历史重要性”的依据；同时，建立体系也意味着对某些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解答，比如说，历史是否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发展的方向等等。由此可知，体系问题不仅对世界史重要；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着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任何历史学有体系就能做到条分缕析，没有体系就会变得庞杂无章。

西方“世界史”编纂并不缺乏建立“体系”的传统。在中世纪，从圣奥古斯丁开始，就形成一套用神学来解释历史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人类历史只是上帝的意志在尘世的展现，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用历史本身来揭示人类历史是如何无可回避地按照上帝的安排在人间展开的，从而证明上帝无所不在。

启蒙时期，世界史的神学体系被打破了，伏尔泰用他的著作（如《论通史及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来确立以人类社会自身为线索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企图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这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进步”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后一个历史阶段必然超越前一个。这种历史观成为18、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使它显得更加有道理。

在众多历史学家中，还有人把自然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连成一条线，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自然进化的必然延伸。在这方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是一个例子，他的书从宇宙和地球的形成写起，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顺便提一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属于进步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循序递进，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以马克思的方法来书写历史，也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20世纪，有人对进步的历史观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历史未必是直线发展，文明有生有死，就如人的生命一样。各种文明生的生，死的死，相互交替，此生彼灭。因此历史运动毋宁说是循环的状态，并非随时间进展就一定进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文明生死的原因，寻找规律，揭示历史变迁的规律。这样，就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史体系，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斯宾格勒曾经这样概括循环的历史观念，他说：“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汤因比则构建了21种“文明”的生死循环轨迹，他同样试图说明，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依照这种逻辑书写的“世界史”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尽管汤因比并未能避免堆积各国的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的“世界史”起步很晚，而且在含义上与国际学术界不尽相同，在“体系”构建方面也有其特殊背景。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史”形成后基本借用外来体系，尚未来得及创建自己的体系。迄今为止，中国世界史学界认真尝试建立体系的是吴于廑，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连续发表论文，阐明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最终把世界连接成一体。吴于廑的思想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于一部《世界史》。

三、苏联体系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建立的，当时引进苏联的学科，同时也引进了苏联的体系。引进苏联体系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整个历史学乃至思想界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

苏联体系是一个大宏观系统，它确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逐一更替，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遵照这个体系，苏联历史书（不仅是“世界史”、而且是一切历史书）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判断历史事实是否“重要”并应否收入史书撰写的标准，就是它是不是体现了“阶级斗争”。这样，历史书写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书，历史变成了完全的阶级斗争史。这个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最终形成的，在斯大林时代，这是不可背离的官方意识形态。

苏联体系在中国盛行几十年，曾经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它的存在及重要性也得不到学界及社会其它方面的承认。没有这个体系，以及对这个体系的社会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的世界史学科队伍，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也难以明确地分工。没有这个体系，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成就是不可能这么大的，建国后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大批学术成果就都没有存在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世界史学者都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因为这个体系而从中国史学科中正式分离出来。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中国世界史学科独特的含义：它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历史，它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的”历史。时至今日，“世界史”仍然与“中国史”相对，在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和人们的一般概念中都是这样。

尽管苏联体系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这个体系有其明显的弱点，现在，它已经不能够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代的要求了，因此应该对它做重新的审视。

苏联体系的弱点如下：

（一）这个体系是在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十月革命刚完成不久，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苏维埃政府需要一种历史学说，为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同时，苏共党内也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其正当性似乎也需要得到历史学的支持。因此，在一个以“斗争”为主题的时代就形成了一个以“斗争”为主线的学科体系，阶级斗争几乎成为整本历史教科书的惟一内容。类似的历史条件在新中国建立后也存在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阶级斗争”一直是国家生活的主题，因此苏联体系的流行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体系的建立和占优势与这个时代背景切切相关。但现在，这些背景都已不复存在了，本来让人感到很有道理的说法已经与社会的现实相距太远，体系丧失了它的时代性，其现实吸引力也大为缩小。

（二）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个体系的涵盖面不广，伸缩性不大，难以作自我调节。体系的基线是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来贯穿整部历史。人类自从有阶级以来，一切时代都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但若把这个命题解释为“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这样说就未免太狭窄，把过多的内涵从丰富的历史过程中抹煞掉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张，人类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数新研究对象落入历史学的视角，本来很狭窄的历史研究范围，如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至多再加上经济史等等，已容纳不下膨胀的历史学研究了。苏联体系在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围内似乎能够以一条线（阶级斗争的线）贯穿历史教科书，现在则因其容量小、伸缩性不够，而无法适应新的研究需要，无法把人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如妇女史、环境史等等纳入到阶级斗争的线条上去，因此，苏联体系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苏联体系受到冲击并被突破，应该是正常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本文将探讨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因此在以下叙述中，将仅限于谈世界近现代史问题。

中国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做出多种尝试；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建立体系，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基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时代，同时现代化又是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共同发展的趋势。因此我认为，用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就此，我想做进一步发挥：

第一，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对此人们已无可异议。中国的现代化来自历史的不可规避性，来自中国自身的觉醒。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而世界史学科恰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丰富的知识和积极的思考。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正反映当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一个有价值的学科体系要么具有时代的特征，要么具有民族或地域的特色。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新学科体系，就有可能创建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一派之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长久以来一直是沿用外来体系的；现在它已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可以尝试创建自己的体系了。

第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这是创建新学科体系的科学依据。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但我们一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文明方式的一次转换；现代化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引发了社会的整体变动，从而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现代化是新文明取代旧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化，就可以看出：在过去五六百年时间里，世界确实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在运动的。

以上两点理由就为我们以现代化为主题创建新的学科体系奠定了时代与学术的基础。

四、构建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学科体系

下面谈一谈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下，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就是构成新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熟，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瓦解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中世纪西欧，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结构的存在，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中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不断瓦解农业文明。这些事件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精神的扩展，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其中民族国家的形成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现代化才得到有形的载体，才有可能起动。与西欧相比，世界其它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也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些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比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莫卧尔王朝的建立、满族的入关等等，但这些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因此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在我看来，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当准备阶段的各种因素大体上具备时（这在西欧各国都差不多），谁先在政治领域迈出第一步，谁就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对西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我们看到，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所有这些摆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无非是争取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起步早，有些国家起步迟，有些国家比较顺利，有些国家相对艰难，于是在现代化的时机与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政治条件的成熟给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工业革命是在这种背景下起动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但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一浪推一浪，社会经济全面变动，现代化在动荡中迅猛推进。

当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为争夺殖民地，欧洲国家激烈竞争；同时，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为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总之，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西欧的某一个角落开始现代化，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此时，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生产能力几十倍增加，物质财富惊人地积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地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但同时西方社会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贫富不均，价值失衡，社会冲突频起，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社会就永远处于不稳定之中，于是各种“修补”问题的尝试不断出现。总之，在这个阶段上，社会进入全方位变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汇聚成全面的社会转型。尽管各国变化的方式和道路可以不同，但发展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一两个国家的特殊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的政治，阶级的社会结构，阶级的文化，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由此我们理解诸如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骚乱与抗议，社会改良活动等等。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就在西方国家向“成熟的”的现代社会迈进的时候，现代化的浪潮也冲向全世界，造成了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西方国家从地理大发现时期起就开始全球性的殖民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原有的文明形式（通常是农业文明形式）和社会结构（通常是农业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作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新出现的工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它所征服的地区，使其取得谋求现代化的手段，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

不过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在反抗中，西方的优势得以体现，非西方国家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于是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原有的文明积淀越深，转变的过程就越艰苦，“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越加剧烈，社会动荡的规模也就越大、越悲惨。这就是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根源，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这是一种反方向的“现代化”，我把它叫做“反现代化”。“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从那个时候起，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标志着“现代社会”可能正在发生质变。从经济结构看，工业生产的比例显著降低，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服务”正在成为主导性的经济部门。从政治结构看，超国家的政治层面已经出现，工业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政治单元即民族国家已遭遇挑战，主权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民主的内涵也在悄悄转变。从社会方面看，变动的趋势也很明显，社会分层、阶级结构、婚姻关系、工作方式以及生活、娱乐、购物、饮食等等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特征，“全球化”更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术语。总之，西方社会是不是正在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发展？这是个人们正拭目以待的问题。也许，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总之，回观世界五六百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我认为现代化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应该是一件可行的事。以上粗略地勾画了这一设想，不成熟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节选自《世界历史》 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