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

经过宋徽宗一蔡京集团二十余年的腐朽统治，至宣和年间，,赵宋王朝已经危如累卵,覆灭之灾随时可能降临。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6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宋钦宗从乃父手中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继基本上灭亡了辽朝、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自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下诏攻宋后,即分别派遣斡离不和粘罕统东西两路人马，攻打太原和燕山，北宋兵败，童贯自太原逃回京城开封。十二月中，金兵继续南下,宋廷急遣通直郎、陕西转运判官李邺以给事中的名义使金求和。几乎与之同时,金人京遣使赴宋,称“(金)皇帝已命国相与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军两路侵入”。而白时中、李邦彦、蔡攸等人“俱失色”,不敢应对。当白时中问及如何才能使金人“缓师”时,金使“因大言曰:不过割地称臣尔!’”白时中等人再一次瞠目结舌。金使咄咄逼人的气势，表明了金人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决心。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仓猝,不可枝梧。边臣若预为振举,则谓之'张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旧宴安,号为无事,则纲目日见颓废,有不胜举之忧。”他还进一步披露说：“又为将者,多是膏梁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张舜民被贬往定州在徽宗独理政事之初,看来北宋王朝在河北方面的军备不振是由来已久的。经过宋徽宗集团长时期的腐朽统治后,其情形又如何,这不难想象。

如果说张舜民所云尚不足以说明宋徽宗统治时期河朔一代的情形,那么,李纲在钦宗时出任枢密副使后所说的一段话,则足以反映宋徽宗时期北方边备的状况：

不过,李纲还没有谈及北宋军队内部的情况。在这方面,靖康年间有人作了更为明确、详尽的揭露：“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词,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因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宣和间,有人使金南返后透露:“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载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藉此可见,宣和之末,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宋钦宗即位之后,金军也并没有给他留出举行登极大典的时间。靖康元年正月间——距宋饮宗即位仅14日，金军兵临北来的都城汴京城下，斡离不对宋方派遣的求和代表李悦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金银、绢得各以千万计,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次月,宋廷经过与斡离不反复交涉,同意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金兵撤离汴京。

从以上所述的情形可见，宋钦宗即位之后，如何迅速理顺政事,重振军备,有效地抵御南犯之敌，使北未王朝免于灭亡之灾，这已成为宋钦宗即位伊始的燃眉之急。

金军退师之后,北宋君臣经过一番惊恐,稍稍获得了喘息之机。按理说来，值此北宋王朝生死存亡之际,宋廷满朝文武应该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抓紧时机,整军经武，以备不测之祸了。出人意料的是,宋廷“日罢兵,如太平无事之时"。统治集团内部故态复萌,承继哲宗、徽宗以来朋党倾轧之余绪，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混乱。由于此轮政治混乱发生在北宋亡国之前,已不可能充分展开，我们姑称之曰“靖康党论”,“靖康党论”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国是之争

面对北宋王朝随时有可能遭到覆灭的险恶局面，又鉴于前此数十年间绵延不息的党祸产生的巨大灾难,有的官僚士大夫开始清醒，提出一些相对客观、公允的看法;有的则仍狃于陈说，以其固有的偏见对既往的派别之争论一短长;更有甚者,则用一根祸国殃民的线索,将王安石与熙丰变法、章惇与绍圣之政、蔡京与崇宁党禁以及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简单地申连起来,极力为元祐之政正名，草率地进行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

当宋廷内部的纠纷展开之后,能较为理智地评价各朝所行法制者,有当时的御史中丞陈过庭、监察御史余应求等人。余应求指出:“今陛下克绍太上皇之美意,已赠司马光等官及尊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谓如党人之未殁与其子孙可录用者，愿令有司录具以闻。夫太祖、太宗与熙宁、元祐、绍圣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捐益因革,不可偏废,愿诏朝廷置司讲画,取其得于中者而行之。”余应求是以当时北宋王朝所面临的特殊局势为背景来考虑问题的。他力图通过调和的办法解决各种矛盾，避免再出现偏执、极端的作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比较委婉地将蔡京所奉行的“绍述”之政与前此熙丰、绍圣所行之政区别开来，进而提出了“取其得于中者”的取舍原则。毫无疑问，这在当时确不失为平息矛盾的良策。而陈过庭,则更明确地将蔡京的所谓“绍述”与熙丰完全分开,并着力鞭挞了宋徽宗—蔡京集团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显然,陈过庭也是希望朝廷以蔡京、王黼等人为鞭挞对象,不必过于牵强枝蔓的。当时的兵部尚书孙傅,曾给祖宗之法、熙丰之法、崇观之法下过明快的断语:“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此种观点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虽然这种说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至少也使人明确了"熙丰法”与“崇观法”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无可取之处。如果当时朝廷、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大夫能综合以上的观点,按照这种思路尽快去确立新的经国之制,应该说是较为可行而且是有利于北宋王朝的统治的。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不这样认为,其情感淹没了理智,在上疏议政中流露出严重的情绪化趋向。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程颐的弟子杨时,他认为:

杨时貌似力图正本清源,但这段文字中，其政治偏见却显而易见。他明知“蔡京用事二十余载”,只是“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却又将蔡京与王安石强加穿凿附会,认为“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种论事的方式,与元祐党人的论事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他所提出的观点，显然不能解决当时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会引起更多不合时宜的争端。

但同是一个杨时,以前似乎也曾有过一些中肯的意见。在徽宗统治时期,他曾对熙宁之初将“祖宗之法纷更殆尽”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但同时也对“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不以为然,建议徽宗:“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益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显然,这种看法才是有利于北宋王朝统治的。但当钦宗即位，政治气氛改变之后,杨时却抛弃了这些看法,摇身一变而完全成为元祐党人的代言人。如果杨时之流的议政者得以执学国柄,如果金兵能让北宋王朝的统治继续苟延，可以想见，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相倾是决不会停止的。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持有与杨时相同看法者，也颇有其人。曾经“累章极论”时政的左正言崔𬸘曾于元符末上书,极论司马光之忠,章惇之奸,被免官,后屏居不仕十余年,钦宗时重返宋廷,其奏章中也始终充满着情绪化的极端言辞。他认为:“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秦山。”基于此种认识,他同样将章惇、蔡京所倡之“绍述”与王安石变法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痛斥。又如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论反正“六事”,其中有云:“臣观今日祖宗宽大之政,泯灭而未举;王安石刻急之法,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胡舜陟将崇宁、大观以来蔡京所行之法,直接视为“王安石刻急之法”,对于当时的北宋王朝来说,此种诡激的言论无疑有着极大的危害。

蔡京等“六贼”的祸国殃民之罪是罄竹难书的，为济其奸，凡所欲为,则无不打着“绍述"的幌子进行,而实际上则全都与王安石变法无涉。“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自为纷更,未有一事合于熙宁者”。当徽宗去位之后,一些官员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对蔡京一伙进行政治上的清算,这不仅应当,而且也是应当的;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究竟如何，鉴于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也有必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蔡京的所谓“绍述”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究竟有何种联系，这也不是不可以理智地进行探讨。然而,这些评估、探讨和批判应该不带偏见,公允、执中。更何况,当时“事势迫急,夷狄寇边，日有变故,乃宗社安危之秋”（李纲语），明智的有识之士，只能着眼于对蔡京一伙的批判和清算,而应将后两者留待它日进行。显然,杨时等人的言行,并不利于当时的北宋王朝。

2.学术之辨

李朴在徽宗即位之初曾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李朴所云说明了当时国是与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靖康中,国事之争与学术之辨是同时展开的。靖康元年五月,左谏议大夫冯澥上疏指出：国家自崇、观以来,行贡试之法，而乡举里选徒蹈虚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学教养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务为轻浮，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无后至当，煽以成风。附王氏之学则丑诋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则讥诮王氏之学,流风至今,颓敝莫回，兹今日之大惠也。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钦宗即位之后,所谓的“学术之辨”,其焦点则是王氏新学与元祐学术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场纷争是因有人上疏谈及科举取士的有关问题时引发出来的。靖康之初,有臣僚上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这篇奏疏虽然有禁王安石《字说》的建议,但其主要意图,则是救弊与调和。当上述所有建议下礼部详议时,则马上引来了激烈的反应,时为谏议大夫兼祭酒的杨时,仍是这种争辩中的核心人物。据《宋史》卷428《杨时传》,杨时当时曾上有一疏,略云:

该疏中,杨时还特举两例,说明蔡京启人主之侈心，“以侈糜为事”,应奉局、花石纲之出现,是王安石直接导出来的,因此,他要求钦宗“追夺(王安石)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

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两宋之交理学的重要传人。而程颐则名列“元祐奸党”,晚年著述、讲学均受到严密的监视与控制,故杨时在其奏疏中,对王氏之学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心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臣僚上言”已经明确提出要禁《字说》,对《三经新义》,也只是采用其“不背圣人旨意”者,杨时却坚持将王氏之学斥为“邪说淫辞”,全盘否定，采取一概骂倒的作法,这种极端和偏颇的态度，表明杨时已经丧失了学者应有的理性与宽容,也同样是有害而不足取的。

《宋史》卷428《杨时传》称,杨时上疏之后,“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冯澥是如何“力主王氏”而“诋时”的，《宋史》未详载,而《靖康要录》卷 5靖康元年五月十日记事中则备录冯所云，兹引如下:

从内容上看,这里冯澥所指“上言”的“臣僚”,显然就是杨时无疑，以上所引的文字,当然也就是《宋史》所说的冯澥诋毁杨时的那篇奏疏。我们可以看到,该疏议论平实、中肯,不带偏见,语气、措辞也颇温和,完全是着眼于宋王朝的大局来立论，根本谈不上甚么“力主王氏”,也没有什么“诋时”的内容。然而冯澥的这些中肯意见,却为杨时所不能容忍，更为《宋史》的作者肆意歪曲。

当时站在杨时一边的,还有崔𬸘、李光等人。崔𬸘回顾了数十年间蔡京培植党与“更持政柄,互秉钧轴”的历史,然后断章取义,对冯澥进行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攻击,最后他说:“观澥之意,不过欲以熙宁、元丰之法为治,缘澥乃熙、丰人材”。且不论崔𬸘这里所使用的逻辑是何等的荒谬,其议论是何等的悖于义理和事实,我们要先看看冯是否为“熙丰人材”。

冯澥之父冯山,熙宁末,邓绾荐为台官,不就，退居20年后,由范祖禹荐于朝。冯澥本人靖康以前的仕宦生涯，《宋史》只用了十余字一笔带过,最后载以“澥为文师苏轼,论西事与蔡京忤”,元祐党人张庭坚去世后，“澥力振其家”云云,如果硬要按崔𬸘的作法,将同僚分属为熙丰或者元祐，那么,说冯澥为“元祐人材"倒更为允当。而崔𬸘仅因为冯澥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归于所谓“熙丰人材”之列。

其实,当此北宋王朝国步维艰之时,即便真有所谓“熙丰人材”出来以公正的方式处理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顺体应变,也是无可厚非的,无奈崔𬸘等人的志趣并不在此。非常清楚,其目的不过是为进一步挑起纷争张本。由《靖康要录》同卷所载，当时的御史李光,亦曾附和论奏过“冯澥推尊王安石之举,盅惑人心”,但宋钦宗非但没有对杨时、崔𬸘李光所云予以重视,反而还擢冯澥为吏部侍郎。对此，崔𬸘再次上疏进行了论奏:

在这篇弹章中,崔鹏极尽诬枉罗织、牵强附会之能事，以致将冯澥说成了蔡京之余党。

事实上,当崔𬸘这类诡激沽誉的弹章抛出之前,宋廷确曾将杨时断然废黜“王氏之学"的主张采纳并试图施行过,其结果则是在太学出现了“学官相诟于上,诸生相殴于下”的情形:“学正冯楫、杨言以为是,博士雷观痛诋以为非,喧争纠纷,甚于街童巷妇之相詈辱者”;“致使诸生集众直造祭酒(杨时时为此官)位,次欲见而诋之。时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时中斋生姓叶者,党王氏之学;止善斋生姓沈者,党苏氏之学,至相殴击,其人稍众。”杨时、崔𬸘等人的偏激行为,直接导致了新的轩然大波。对此,御史中丞陈过庭亦发表过意见，他说:

鉴于杨时自以为是、擅作主张而引起的混乱，陈过庭建议道:“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杨时偏见曲说,德不足以服众;学正冯楫、博士雷观轻浮争竞，大失生儒之体,欲乞指挥并行斥责。”陈过庭并不是“熙丰人材”,钦宗即位后,他与杨时曾一起上疏“乞改正宣仁皇后谤史”，对蔡京的胡作非为亦深恶痛绝。为防止杨时的“偏见曲说”产生更大的混乱,陈过庭的看法与建议显然都是合情合理的。

宋廷迫于已经出现骚乱的压力，罢免了杨时和其他学官,但是,由杨时而引发的这场学术之辨并没有结果。直到靖康元年九月，侍御史李光仍固守偏见,以“公肆诞谩,无复忌惮”之类的言辞弹击与之异议者,要求宋廷以元祐之学为是,以王氏新学为非;以司马光为优,以王安石为劣。据他说,不然则会“鼓惑民听,人心一失,不可复收,非朝廷之福也。”这种不识时务的胡搅蛮缠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分矣”。这场争辨宋廷难以平息，只好由金军来平息。就在李光喋喋不休地辩说元祐之学与王氏之学孰优孰劣的同月，再次大举南下的金兵攻陷了太原府，北宋王朝的末日已是指日可待了!

3.用人之争

宋徽宗“内禅”之后,宋钦宗所接管的,基本上是一个由贪官污吏所构成的官僚集团。徐处仁对现存的官僚队伍作过下列说明:“昔蔡京用事之初,恶元祐臣僚之不右已也，首为党论以禁锢之，既而京与郑居中、王黼相继当国,各立说以相倾,凡二十年。缙绅士大夫除托附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诸近习,道士之外,未有不经此三人除用者。” 由这段史料可以推知,从总体上说,整个统治集团是十分腐败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经此三人除用者,未必尽为贪官污吏，一定还有些或具有应务之才、或在德行上略有可称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不仅是宋徽宗—蔡京集团装点门面的需要,也是这一集团为了保证长久享乐的需要。宋钦宗即位之后,要除旧布新,设法躲避日益迫近的亡国之灾，就得甄别、任用一批真正有补于国事的官员,重建新的统治集团,这是当时的宋廷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了跳出蔡京、郑居中、王黼织成的党羽圈子，宋廷着实颇费了一番心机。钦宗即位之后,在仓促之际重新起用了一批崇、观以来落泊在外的官员。又依杨时等人的建议,宋钦宗令吏部、刑部开具出元祐党人的职位、姓名,对死者进行褒崇,对生者予以牵复,对其子孙,也尽可能予以起用。正如宋钦宗对吕好问所云:“卿元祐子孙,朕特用卿,令天下知联所向”。宋钦宗的用意,乃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增强对赵宋统治的向心力，同时也藉此收罗一批统治人才。

然而,宋廷欲应付当时的危局，仅靠以上的方式显然难以满足统治需要。一则是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找到足够数量的官僚士大夫以重建整个统治集团;二则是重新起用的官员并非均怀济世之才，元祐党人的子孙也是如此。而像杨时、崔𬸘、李光之类徒善攻讦的官员,虽曰“忠谠可嘉”,实则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所以,宋钦宗在录用所谓“元祐子孙”的同时,还有“不欲专崇元祐”的想法。那么,是否可以从现存的官僚队伍中选用一些有用之才呢?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但是,宋廷又马上因此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

当蔡京、郑居中、王黼先后被贬责后,徐处仁上疏痛切地指出了蔡京等三人结党营私，“致朝廷不纲,金兵内侮”的事实,他希望“各所引用之人,自当革新易意,勿怀私恩,勿仇私忿,实效赤心,尽忠朝廷”,同赴国难,同时也提出了如下的建议:“陛下开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门，实用人才,无有适莫;刑赏所加,视其功罪,而无容从于其间,使朋党之论消于未形,则朝廷有安静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缙绅之福也。”徐处仁希望宋廷在国事维艰的情况下,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刑有罪而赏有功,逐渐消释党同伐异的陋习。但事实上，此类的正确意见是没有被采纳的。

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宋廷对李纲的态度。李纲是两宋之交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靖康元年正月曾为东京留守和亲征行营使，组织过开封保卫战,三月间,除知枢密院事。《宋史》是这样评价他的:“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扰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这些评价显然有溢美、夸大之辞,但至少也可说明:李纲在两宋之交确为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言者却一再对其予以弹奏,说他“专主用兵之议,而元无成算奇画”“冒内禅之功以自名”,“假爵录以市私恩”等等,“乞行黜责”。后来又弹奏他“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死党”,结果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李纲被罢免,有宋钦宗认为他“得士民心”功高震主的因素,但他曾为蔡京所荐引,当然也成为弹奏者的重要口实。

不仅仅是李纲,几乎所有为蔡京、郑居中、王黼所引荐过的官员也都遭到了排斥,而这些官员并非都与蔡京等人为一丘之貉,相反,其中不少人是颇有才行和政声的。对这种无视历史原因的极端作法,起居郎胡安国在当时有过长篇的讽谏，兹赘引如下:

胡安国所列举的叶梦得等三人，也只是原有官僚队伍中的代表,而此类官员亦必还有不少。宋廷对这部分人不加区别，一概弃而不用，这实际上也是自我削弱统治的一种方式。

由用人之争枝蔓开来，又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其它混乱。如靖康元年七月,徐处仁在街市印卖的文字中发现了一些反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的奏章,其中有太学正吴若所上一书,书中言及徐处仁“尝以十事留蔡京”。据此,徐处仁“长疏辨诬，且力言朋党事”，并将所有吴学正书随札子进是“乞下有司诘问”,称“苟有其实,不敢逃罪;若吴学正造为此言,以相侵诬,亦乞略加究辨,以警观望附会、妄言希进之人;若鬻书者托其姓名,妄行印造，则亦乞治其罪。”为防嫌止谤,徐处仁亦不得不请求“解罢机务,守本官致仕,以全晚节”。又据《宋宰辅编年录》卷13靖康元年九月戊辰载:唐恪作宰相后,首言“蔡京、王黼、童贯之徒,其党甚众,不宜深治失人心”,论者亦以其“为三贼之党”,等等,不一而足。

据余应求统计，在宋钦宗即位后的头三个月内，“凡用四宰相,九执政,列侍从者十余人”,他将其原因归结为“用人太易”。殊不知,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朋党之论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所造成频繁的人事变动，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军国大计的决策。吏部侍郎程振对此有云:“柄臣不和,议论多,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为非而止。”当时的宋廷出现这种局面是令人痛惜的,但明了了以上所述的情形之后,却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宋钦宗在位不足一年半,而有关国是、学术、用人之党论,竟贯穿了宋钦宗在位期间的整整一年时间。其间,立足于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危局,持论平实公允的官员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像杨时那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热衷于极端诡激之言行的论者却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甚而连宋钦宗也对其无可奈何。据《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七月,宋钦宗曾对滥赏旧党及其子孙导致聚讼纷纭颁下一诏，略云:“朕即位以来,广辟言路,台章交至,多至滥赏,因欲澄革,以除蠹弊,然岁月既久,干涉者众,真伪混淆,难以究治……况今边方驿骚,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众以修武德,岂不美哉?”其中即可见宋廷内部狃于党论、宋钦宗在大敌当前欲专修“武德”而不能的无奈心情。

那些极力为旧党正名的官僚士大夫，似乎也是着眼于宋王朝的长久统治来立论的。他们的活动，特别是揭露、批驳宋徽宗集团的活动,确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些人“积二十年抑郁不平之气,伸眉吐舌发于一日之间”,全然置灭种亡国的空前民族危机而不顾，始终沉溺在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当中,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因此,这些看似忠君爱国、实则大谬不然的举动在当时就受到过辛辣的讥刺:

能以此精辟、生动、切中要害的语言对当时的朝政进行概括者,决非什么“轻薄子”,而乃真正的有识之士;而那些慷慨激昂的极端论者,则是远不及这些“轻薄子”的。直到金完颜亮贞元三年(1155年)，当身陷金国的北宋遗臣忆及宋钦宗靖康元年的朝政时,仍悲叹不已:“奈何斡离不退师之后，庙堂方争立党论,略无远谋。不争边境之虚实,方争立法之新旧;不辨军实之强弱，而辨党之正邪。……”《宣和遗事》的作者,是将上述情形与“二圣之所以蒙尘于沙漠,九庙之所以沧辱于腥膻”作为因果关系来考虑的,足见当时的党论对北宋王朝的覆灭有何等重大的影响!

其实,降至宣和,北宋王朝已经完全腐烂、分崩离析,即使没有金军的南下,赵姓江山的崩溃也已是指日可待。但是,靖康间的严重内耗毫无疑问也促成了北宋王朝的早日覆灭。因此，被南宋君臣引为亡国之耻的“靖康之难”虽是金兵所致,但北宋君臣的所作所为也是导致这一灾难的重要原因。北宋王朝的亡国悲剧毫无疑问为我们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特殊的政权结构、运作机制及其政治后果提供了典型的个案。（节选自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