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疑古思潮以及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涉足其中。先贤时彦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积累也颇为丰厚，且时有新见出现，持续不断地推动该论题的深化。以往从思想史、学术史视角展开的讨论最多，焦点多集中在“层累观”的思想来源和古史辨思想与“尧舜抹杀论”的比较研究上。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依然异见分歧，彼此都未能做到餍服人心。笔者希望跳出这一争论漩涡，别择一视角对这场运动进行一种“学术社会史”的考察，主要想从学术实践的层面解答“层累观”是否必然造成古史辨运动？“层累观”如何发展成为一场影响民国史学深远的革命——古史辨运动？
一、“层累观”的萌芽和或将夭折的命运
在既往对古史辨运动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些结论：“层累观”的诞生是在1923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层累观”的诞生导致了古史辨运动的爆发；甚至也有误认为《古史辨》的出版造成了古史辨运动。其实这些观点大都来自于研究者不经意的误会，根源是没有缕清从“层累观”到“古史辨”的历史过程，没有将这一过程放置到当时历史环境中作全息式的考察，更未能对当事人的心理动机和行为方式进行“同情的理解”。
抛开“层累观”思想来源的争议不谈，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顾颉刚在形成“层累观”的过程中，主要从事三个方面的学术工作：第一，与胡适、钱玄同关于疑古辨伪的讨论；第二，“整理国故”，具体是整理“辨伪丛刊”与《诗经》研究；第三，思考商务印书馆《本国史》的撰写并搜集整理材料。“层累观”不是从天而降、一蹴而就的，是顾颉刚在相关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产生并发展成熟的。这些学术活动与当时北大学术生态下“史学社群”中的学术互动密切相关。
从今天所见的资料来看，1920年11月10日左右，胡适致信顾颉刚询问姚际恒《九经通论》是整个古史辨运动的起点。后来顾颉刚将这封48个字的短札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一篇，显然在他看来这是“古史辨”开始的契机。胡适也说：“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顾颉刚在回信中提到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引发胡适倡议出版《国故丛书》，并嘱顾颉刚标点此书。顾颉刚努力求备的个性致使在标点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弄清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和此前学界“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从思想发展而言这是顾颉刚对古代辨伪学史的初步梳理，加深了他对辨伪学的学理认知，也启发了他的疑古思想与勇气。
在讨论中胡适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鼓励顾颉刚，顾颉刚更加鼓足疑古勇气，进一步产生“辨伪史”的想法。关于《古今伪书考》的讨论，在胡适而言目的是整理《国故丛书》来实践“整理国故”的口号，并非推动“疑古运动”，而顾颉刚则作为胡适实施该计划的助手。于是顾颉刚计划以“辨伪丛刊”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并从辨伪书转向了由伪书造成的“历史事实”，即伪事、伪史。顾颉刚对胡适提出要将过去伪造书里面完备的伪史系统加以辨析、改造。顾颉刚由整理“辨伪丛刊”（辨伪书）深入到“辨伪史”，“辨伪”转向“疑古”是这场学术讨论的第一个思想飞跃。
从《古史辨》第一册收录的通信看，胡适因发现《东壁遗书》才从“辨伪书”转换到“辨伪史”，希望顾颉刚超越崔东壁向不信经“进一步着力”，并自述古史观即：
这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非常响亮的告白，诸多研究者认为胡适的“古史观”对古史辨的走向至关重要。但实际上胡适的告白大刀阔斧，延续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截断众流”的气魄，在提出“先疑后信”的基本信念外，并没有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方式上回应“不信经”。
钱玄同加入顾、胡之间的讨论对“层累说”的诞生有直接推动作用，钱玄同个人思想的融入深化了顾颉刚对疑古，尤其是疑经的认识。
收在《古史辨》第一册中的《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是所见的顾颉刚围绕讨论与钱玄同第一次的通信，他表达了“辨伪书”“辨伪事”同时进行的想法，得到钱玄同的赞同。钱氏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辨伪的目的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无关。
钱玄同的态度标志着以整理《国故丛书》开始的议题正式转入以“辨伪疑古”为议题的讨论，兼及“伪书”“伪事”。钱玄同明确指出的辨伪求真理念在此后顾颉刚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强化，成为他实际尊奉的学术准则，也成为疑古运动的一项根本学术精神。林庆彰指出，钱玄同的出场“指导了当时古史考辨运动的方向”。
钱玄同带着对“经”的疑问加入讨论，进一步扩充了顾颉刚的辨伪领域，也指明了“不信经”的学术实践方式。胡适转给顾颉刚的《钱玄同先生论崔述书》中指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钱玄同在1921年11月5日给顾颉刚的《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中强调经部辨伪“《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钱玄同兼通古今文，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对顾颉刚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这对顾颉刚而言提出了“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
此时因为接受商务印书馆编撰历史教科书之请，顾颉刚带着辨伪—疑古的思想进入到上古史领域，这一时期抄录以备作史之用的史料体现了他的“不信经”，在“舜故事与戏剧规格”一则中他记录了根据经书梳理的舜的演变：
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君主。《论语》上，问孝的很多，孔子从没有提起过舜。到孟子时便成了一个孝子了……成了惟一的子道模范人物了。想其缘故，或战国时《尧典》已流行了，大家因“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一语，化出这许多话来。更可孔子时《尧典》还没有，所以孔子口里没有说到类似《尧典》的话。
11月5日顾颉刚将其疑经发现告知钱玄同，内容便是这则札记的具体化。11月8日又致钱玄同《论尧舜伯夷书》，以同样的思想方法考察了尧和伯夷的故事。顾颉刚此时已开始怀疑经书，将经书所载，按照时序看其演化，他将这种方式比作“戏剧规格”。这实际就是“层累观”的萌芽，在1921年11月左右已经形成，体现在他编上古史的思路中则是将《诗》《书》《论语》中的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据他后来说，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建立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假设。
可见，经过接近一年围绕辨伪疑古的讨论，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核心“层累观”已成型。但这并不必然决定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影响中国史学界至深的学术运动“古史辨”的出现，也难说顾颉刚会凭此获得未来在学界立身的“资本原始积累”。
顾颉刚当时认为以钱玄同的资质、胆量和深厚的旧学底子，是推动此事的最佳人选。但与诸多北大学人共同推动的“打冒牌孔家店”（指新文化运动）相比，胡、钱、顾三人合作的“打老牌孔家店”（指疑古辨伪）困难重重，原因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其一，截至此时，讨论局限于胡、钱、顾三人，是属于内部的学术思想交流，不为外界所知，势力单薄；其二，胡、钱、顾三人各自的处境没有为推动学术运动提供机会，胡适太忙，钱玄同太懒，顾颉刚疲于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这场三人古史讨论的结果和顾颉刚萌生的“层累观”的命运随时可能夭折。
二、“蓄意”辩论古史和古史论潮的兴起
1923年2月顾颉刚收到钱玄同“论辨伪及京校状况”的信，此时三人围绕“辨伪疑古”的通信讨论沉寂一年，这封信让顾颉刚对这场讨论的复活甚至酝酿更大的学术运动带来希望。
顾颉刚后来说：“我和他已经一年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于是以一整天的时间“写了一通复书”，“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这封信即1923年2月25日顾颉刚给钱玄同的回信，直接催产了“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所谓“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便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信中顾颉刚围绕尧、舜、禹的历史记载，提出古人对于上古历史不断扩充，亦即“层累”的过程：“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这是顾颉刚首次对外公布“层累观”，也依然是通过私人信件的方式，顾颉刚还觉得“这信恐怕写得凌乱没有条理”，他的目的是希望钱玄同对“层累观”有所评论、指教，亦希望凭借钱玄同来推动“层累观”爆发学术影响。
但是这封信发出两个月都没有收到钱玄同的回复，顾颉刚不想自己两年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的愿望再次落空，所以很想“逼上一逼”，“逼”的方式是在4月27日将信中辩论古史的文字抄寄发表于《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此前近两年半，顾、胡、钱三人交流辨伪疑古学术观点的方式主要是私人函札，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通过现代学术体制下的报刊公开发表，将私人论学放置到公开的学术讨论平台，方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这场讨论的命运和影响，使得存在于几人脑中的思想，顿时成为公开的学术言论，得以有机会引起更多人的讨论和公众的注意。
顾颉刚所谓的“逼一逼”，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他“蓄意”辩论古史的愿望遭遇钱玄同冷淡对待所采取的策略。他在信末说：“所以就把这篇信稿抄在这里，做我发表研究的起点。我自己知道既无学力，又无时间，说不上研究；只希望因了发表这篇，引起了阅者的教导和讨论，使我可以把这事上了轨道去做，那真是快幸极了！”信中所称“阅者”指向钱玄同，也指向更广泛的读者。于是第二天顾颉刚在信后加入了一个《附启》，其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足见其策划发动“古史辨”的良苦用心，但很遗憾因为后来他编《古史辨》时将这段话删去，至今无人注意。《附启》内容如下：
玄同先生：
这封信发后，没有接到回复，使我记挂得很：不知道先生的没空呢？还是这封信没有讨论的价值呢？上一次和先生讨论《论语》上的尧舜伯夷以后，先生说复信已经写了十六张，还没有写完。不知道现在已经写完了没有？如能写完了寄给我，或在《努力》上回复我，不胜感盼之至……
《附启》是用来公开发表的，是向钱玄同“逼宫”，要他作答。当然顾氏还有一封不公开的信给钱玄同，信中更明确了其用意：“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必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
基于对当时学术生态与学术机制的了解，顾颉刚对于“发表”可以引起辩论和自我勉励的作用有很强的自觉，因为辩论将引来更多的关注，既使批评亦有助于自身认识深化、扩大影响，自我勉励对于顾颉刚作为年轻学者的学术自信、学术积累也尤为必要，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针对《附启》顾颉刚解释说：“篇末略施狡狯，并无他故，只是希望先生多多发表意见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顾颉刚接受钱玄同邀约为北大《国学季刊》撰文，曾表示所撰文章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但顾颉刚最终选择将该观点发表在《读书杂志》，也是出于顾颉刚的慎重思考。《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所主办的刊物，胡适任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但胡适执笔《发刊宣言》时因“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对此时他们讨论的“疑古辨伪”避而不谈、秘而不宣。顾颉刚很难利用《国学季刊》推动一场他蓄意已久的辩论。
再者，《国学季刊》属于季刊，规定的发刊时间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倾向发表较为系统成熟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初创阶段发行量不大而学术影响力尚且不够，此时已近四月底，第一卷第二期也恐怕赶不上。而《努力》由胡适创办，以丁文江、蒋梦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是讨论政治、思想、文艺的现代公共媒体。《努力》因为讨论“好人政府”“科玄论战”，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期可发行8000份。《读书杂志》作为副刊，每月第一周发刊，相当于是月刊。其学术影响力和发刊频次正合顾颉刚的心意，因此在致钱玄同的信中他说：“《努力》销路很好，可以造成风气。”
1923年5月6日《读书杂志》第9期刊发《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5月22日顾颉刚收到胡适快信转来的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直到6月18日顾颉刚才收到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此前顾颉刚无法确定会有多少人加入这场讨论，也无法预估这场策划的辩论的效果，有其他人加入讨论在其意料内，但绝不是他最满意的结果。他最希望的是曾经与刘半农唱双簧“炒作”《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王敬轩”——钱玄同能够与他一起合作推动“古史辨运动”。
根据钱玄同日记，他在5月9日就“拟作长信复颉刚论经书事”，因“心绪甚乱，竟不能下笔”，后来在25、26、27日三天完成答书。根据日记前后可见的他与负责《读书杂志》编务的章洛声往来，钱的答书应该是直接交付章发排。高一涵在5月30日致信胡适说：“《读书杂志》暂延一周。”信中没有说明原因，应该是因等待刊发钱玄同的答书，这即是刊发于《读书杂志》第10期的《答顾颉刚先生书》。
顾颉刚为后续《读书杂志》上的讨论颇费经营与策划的苦心。5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顾颉刚说：“答刘君一文，我的意思甚多，连原书当有二万余字。不知十一期的《读书杂志》能出两张否？”意思是希望写完答文与刘掞藜的文章对质，共同发表。6月15日顾颉刚日记记载：“写玄同先生、伯祥、章洛声信，均为《读书杂志》文字一事。”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他对《读书杂志》的讨论规划如下：“《读书杂志》如出两张，共二万六千字，刘君一书七千字，先生再答我书有多少字？我想如有五千字，则共有一万二千字，我应做一万四千字。时间已促（廿二、三号即须发出），不及往返商酌，请先生即作五千字，我即作一万四千字罢。”
从规划来看，顾颉刚计划将钱玄同、刘掞藜和他本人的文章同登一期，以达到辩论的交锋和规模效应，推动辩论走向高潮。但是6月18日顾颉刚收到胡适的来信说：“《读书杂志》难出两张，惟有于第二周再出一张。”同时还有胡适转来的胡堇人的驳论文章。基于情况变化，顾颉刚改变了原有的出刊计划，在6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他说将刘、胡的文章一并刊登，并表示“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
△ 刘掞藜（1899—1935年），字楚贤，湖南新化人。中国历史学家，“南高史地学派”成员，“信古派”代表，被称为“信古派第一干将”。
顾颉刚于6月20、21日赶作了篇幅较短的《答刘胡两先生书》，并寄给了章洛声发排。因为有驳文相继出现，顾颉刚此时对于古史讨论的进行颇有一番信心，对胡适保证“有古史的问题讨论，以后《读书杂志》的稿子不会少，只会多了”。6月25日，在北京的钱玄同就从章洛声处得知：《读书杂志》中将有“刘掞藜与胡堇人二君驳吉冈[颉刚]论古史的文章和顾的答信”。
不过此时尚未排出清样，所以章洛声对钱玄同说“尚欠二千字光景”，希望他补白。当天钱玄同便开始看刘、胡的文章并拟作文，于26、27两日写成《研究国学应该知道的事》，预备同期发表。到30日钱玄同才得知《读书杂志》已经印出，他的文章排不下。最终《读书杂志》第11期刊出了刘、胡的驳文及顾颉刚的回复。顾颉刚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学术应答，而是一个学术广告，以吸引读者持续关注：
最终《读书杂志》8月第12期刊发了钱玄同的《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和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之前三部分。这是钱与顾两位对刘、胡两人驳文的正式回应。至此，顾颉刚成功引发钱玄同在《读书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并有刘、胡驳论文两篇，加上他自己的文章，共同推动了《读书杂志》上辩论的交锋，同时也把这场计划精密的辩论推向了高潮。
第12期发刊后，很快刘掞藜又发来针对顾颉刚论禹的《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此文被刊于第13期，文中刘掞藜说到：“自《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先生那‘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很引起我们的疑问后，在第十期上又读到玄同先生答先生的书”；“及到十一期十二期始有先生答复我们的书”，“第十一期所载，只仅仅表明先生对于古史的态度”；“第十二期始有正式答复我们质问的文字”。还表示因《读书杂志》篇幅有限，对顾颉刚预告的答复之问“早日一睹为快的心陷于渴望的情境”。刘掞藜在信中肯定了辩论疑古问题的价值，乃是尽历史学者的本分，“在下几期《读书杂志》将陆续登载的答书，若有不得不与先生讨论之点，仍当逐期奉商”。
因积极回应并推动辩论，顾颉刚对刘掞藜惺惺相惜，在第14期《读书杂志》中刊登了《启事》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仍希望刘先生陆续辩驳，愈驳得猛厉我愈感谢”，“更希望再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以集众分工的方式，将古史糊涂账弄清楚。
顾颉刚的这番公开喊话颇有煽动性，又体现了他真实的希望。《读书杂志》从第11期开始顾颉刚的原计划应该是一期登钱玄同、顾颉刚的文章，一期登驳论文章，持续保持论战交锋的态势，不断吸引关注与加入论战，双方你来我往辩论式的讨论持续到1923年底的第16期。
此后，因《努力》停刊，加之钱玄同、刘掞藜没有继续提供辩论文章，顾氏也因自己的工作生计不能兼顾，《读书杂志》上的辩论暂告停止。并不希望就此结束讨论的顾颉刚便拉胡适出面圆场，他写信给胡适称《努力》上的“好人政府”“科玄论战”都得到胡适的批评，“古史问题如能即由先生批评一下，那是最好的结束了”。最终延期到1924年2月22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终刊号刊登了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结束了“古史辨运动”在《读书杂志》上的论潮。
顾颉刚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使得原本可能夭折无闻的“层累观”得到了在知识界公开亮相并引起关注的机会，顾颉刚促成《读书杂志》上的古史论潮。虽然没有达到顾颉刚心中所设想的结局，但相较于上一年底“层累观”的命运而言，已是巨大的飞跃。
三、顾颉刚对扩大“古史论争”及学术影响的经营
1923年底顾颉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复职，从这一时期他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可见，他一方面要求生计、一方面又要在学术上开拓，还要应付各种差事，内心承受着生活挤压学术的剧烈痛苦，并为推进古史研究充满焦虑。
回到北大的顾颉刚始终寻找继续推动古史论潮的机会，《国学季刊》进入其视野。1923年6月，顾颉刚曾向胡适、钱玄同表达将自己古史研究成熟的意见刊登于《国学季刊》，推倒“尧、舜、禹在历史上的位置”，“大大的鼓吹辨伪的事”。
“鼓吹”是顾颉刚常常使用的词，意在宣传、广而告之、引起大家的关注，目的是营造一种学术风气。此时《读书杂志》尚未塌台，顾颉刚设想中有两个可供其发表的言论机关：《读书杂志》侧重讨论，《国学季刊》备为发表经过辩驳修正后的研究成果，两者互相配合推动论潮。因此，他回到北大后，胡适邀请他编辑《国学季刊》时，他很积极地答应，并提出办“崔东壁号”。
崔东壁是胡、钱、顾三人疑古讨论中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启发、引导顾颉刚将疑古步步深入的重要历史资源。发起“崔东壁号”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鼓吹辨伪”。顾颉刚非常清楚刊物对于推动学术讨论的便利，1924年初他便以沈兼士邀请他为编委的契机，写信请胡适推荐，“因有此名义，易向人拉稿，其他接洽亦较为便利也”。就在同一天他给钱玄同的信中，便开始为“崔东壁号”向钱玄同拉稿，并说：“我意‘东壁号’不必定说东壁一人”，“我们就借‘东壁号’作一‘辨伪号’，何如？”
此时，顾颉刚希望以《国学季刊》进一步推动疑古辨伪论潮，用意已经很明显。几天后给钱玄同的另一信中，提出了“改管《季刊》之事”后对《国学季刊》的发展规划，希望钱玄同写文支持，“做一篇文章揭破《说文》的黑幕”。这是针对《读书杂志》刘掞藜以《说文》对顾颉刚的驳难。钱玄同长于语言文字学，如由他来“揭破《说文》的黑幕”，则《读书杂志》上受人攻击的顾颉刚便颇有扳回一局的希望。实际对于《说文》的讨论正是《读书杂志》上顾颉刚受驳斥的症结所在，也是他论证薄弱的一个方面，成为了顾颉刚的心病。遗憾的是因为经费无着，《国学季刊》的出版一拖再拖，直到1926年顾颉刚离开北京时他所希望的“辨伪号”也没能出刊。
1923年5月至1924年2月《读书杂志》上的讨论进行了10个月之久，这期间加入讨论的主要是顾颉刚、钱玄同与刘掞藜，胡适做了总结。顾、钱、胡均是北大学人代表北方新文化流派，学术路径趋新激进。刘掞藜则出身南高，与“学衡派”关系更为密切，学术路径较传统保守。这两派对古史的根本性态度上有着很大分歧，顾颉刚的“层累观”在当时胜在观念的新奇、冲击力之大；刘掞藜胜在具体举证上对顾氏的批判。
“南高—东大”系的领袖人物柳诒徵的史学观念一向保守，反对疑古。早在1923年3月柳诒徵发表《正史之史料》便透露了批判疑古的态度：“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增窜，嚣然以求真号于家。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此前刘掞藜也写有《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邪？真邪？》一文，因此“南高—东大”系学人与顾颉刚进行辩论背后自有学理主张所在。
正因如此，或在于扩大辩论中己方观点的影响，1924年4月南高史地研究会主持出版的《史地学报》第3卷1、2合期刊出了柳诒徵针对顾颉刚辩论古史文章的驳论文《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同时转载了刘掞藜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并附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顾颉刚先生书》《答刘胡两先生书》三文。此后《史地学报》在10月第3卷3期、12月第3卷4期及1925年5月第3卷6期的特设“古史讨论”专栏，将《读书杂志》中顾、钱、刘的辩论文章全部转载。
《努力》是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阵营，《读书杂志》的影响力也是北方甚于南方。而《史地学报》以“南高—东大”学人为阵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影响力则是南方甚于北方。《史地学报》在《读书杂志》讨论结束后，又以一年时间对这场辩论进行了“温故”，这种学术媒体“南北呼应”无疑扩大了辩论的影响范围，提升了学术影响力。当然这不在顾颉刚的计划内，而是《史地学报》学人帮忙宣传罢了。
柳诒徵的文章针对顾颉刚引《说文》为例证，说禹“为九鼎上所图之怪物”，言辞颇不客气，指责说“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甚少不为通人所笑矣”，“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读熟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
顾颉刚的论证出于一时假设，是他在古史辩论潮中的软肋，他认为柳文是“为我而作”不得不辩。顾颉刚的回应，便是利用自己主持编辑的《国学门周刊》以第15、16合期定为“说文证史讨论号”，转载、发表了柳诒徵、顾颉刚、疑古玄同（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文章，目的就是针对《史地学报》。顾颉刚发表了《答柳翼谋先生》，针对柳的诘难，他率先表明“这和我的辨论古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虽然用《说文》做证据是以“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但这只是假设，“决不愿把它作为确实的证据”。针对柳“疏于读书”的批评，顾颉刚则回应称许书和清儒著述只能作为研究材料，“并不能供给我们以学问的准绳”。
顾颉刚认为他与柳诒徵的根本分歧在于治学精神不一致。顾颉刚将与柳诒徵的辩论之文送给钱玄同看，得到钱氏大力支持，虽然钱玄同对于柳的批判是以回信的方式表达给顾颉刚，但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用于发表，而且钱玄同也特意署名“疑古玄同”来表明立场。他与柳诒徵的争锋相对是为顾颉刚站脚助威。除此以外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的文章《新史料与旧心理》以及容庚的《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两文也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顾颉刚的阵营。《国学门周刊》以两期合刊专号的形式表明立场，专号的设立出自顾颉刚回击柳诒徵批评的需要，柳诒徵的文章被顾颉刚所组织的团体力量围攻，这是围绕古史辨的第三次论潮。
四、结语
回到历史现场，所谓的“古史辨运动”实际应指1923—1926年间围绕“疑古辨伪”发生的三次论潮，第一次由顾颉刚精心策划、主导在《读书杂志》上进行，改变了“层累观”夭折的命运，造成了围绕古史讨论的第一次学术交锋；第二次是南高学人在《史地学报》上的“古史讨论”专栏转载《读书杂志》的辩论并对顾颉刚提出新的诘难，这让“古史辨运动”持续增温，影响力从北方扩展到南方；第三次是顾颉刚回击《读书杂志》的诘难在《国学门周刊》策划的“说文证史讨论号”。如果从策划人顾颉刚而言，还应当包括未能面世的《国学季刊》“辨伪号”。
从具体学术实践的角度详考“古史辨”“运动”起来的始末，不难发现并不如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层累观”到“古史辨”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历史真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局限于胡、钱、顾三者私人通信的古史讨论极有可能夭折，存在于个人脑中的“层累观”转为声势浩大持续三年的“古史辨”论潮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和经营。在《新青年》上“运动”新文化的王敬轩——钱玄同在“运动”古史辨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体现了现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顾颉刚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者，在“新文化运动”诸位导师的示范下，充分了解现代学术体制对于推动学术的作用，并熟练地运用了学术舆论机关。
将“层累观”“运动”为“古史辨”，是顾颉刚在现代史学生态中的一次成功展演并且得以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占得一角，这一过程体现了他的学术事业心和对现代学术传媒特性的敏锐把握。此后在“民俗学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中顾颉刚如法炮制，运用学术期刊推动学术发展和培养学术后进。后来他曾回忆称“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正是这种意识的体现。（节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