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据不完全统计，有文献记载以来，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有1500余次之多，河道明显的改流有20余次。洪水和泥沙所波及的地区，北达天津，南至长江。所以，本文所谓黄河流域地域较今为广，下游包括整个黄淮海平原。
我国历史上黄河流域城市的兴衰、数量、规制、分布等等的变迁，是由自然、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等，即自然和人文的综合环境因素促成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地理现象。因此，研究黄河流域城市变迁的有关历史地理问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黄河流域社会的历史。
一、春秋以前黄河流域城市的布局与地理环境
从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城市，一般说来，应该是从原始聚落逐渐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不少省份陆续发现了数十座原始社会后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筑有坚固城墙的城邑遗址。这些城邑遗址属于不同的史前文化，时代可上溯至四、五千年以前。遗址的共同特征自然是有城墙遗迹，所以称它们为“城”。由于这些城邑的性质难断，考古学界有人含混地称它们为“文化城”。
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而言，只能暂置不论。从现存文献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资料而言，我国城市兴起为时很早。据《古本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记载，夏代自禹至桀曾多次迁都，有安邑（今山西夏县）、阳城（今河南登封）、阳翟（今河南禹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夏邑（今河南禹县）、斟寻（今河南偃师）、帝丘（今河南濮阳）、斟灌（今山东观城）、纶（今山东济宁）、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陈留）、西河（今豫西陕东，一说今河南内黄）等。
商代几次所迁的都城有：毫（今河南偃师，一说郑州商城）、嚣（今河南荥阳东北敖山，一说郑州商城）、相（今河南内黄）、邢（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等。
西周时都城丰、镐以及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城，如晋国的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新田（山西新绛县西南），燕国的蓟（今北京城宣武区）、易（今河北雄县西北），卫国的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帝丘（今河南濮阳市西南），郑的新郑（今河南新郑），宋国的商丘（今河南商丘县），曹国的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鲁国的曲阜（今属山东）等等。以上一些都城都是当时各地的重要城市。其分布的地域特点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比较集中在今河南西部的伊洛河平原，山西南部的涑汾河流域，黄河下游平原则分布着原封建诸国的国都所在。黄河上游为游牧民族活动地区，尚未出现城市，黄河下游今河北平原中部，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的自由决改，洪水任意泛滥，河道分岔众多，即《禹贡》所谓“北播为九河”的状态，人们无法长期定居，因此长期存在一大片空无城邑的地区，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城市。
为了政治统治和经济交流的需要，各地区城市之间也有了相当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甲骨文里已有“车”、“舟”二字。商代不断扩展势力，沟通各地区的交通道路必然逐步形成。商代晚期可能已形成以商都为中心的远方道路系统。据彭邦炯推测，商代远方道路有六条：向东南方，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征人方的往返路线；向东北方，通往今辽宁朝阳地区大道；向东方，通古蒲姑（今山东博兴县一带）；向南方，通往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向西方，沿黄河、渭水，达于周人丰镐一带；向西北方，入太行，交通口方、土方。《诗经》中所称颂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倭迟”，反映了周朝境内已有了坦直绵长的陆路大道。
这个时代的城市，在前期商周时期，主要具军事城堡性质，后期的春秋时代，城市初步有了工商业，人口有所增加，但城市的职能主要还是政治控制，并没有质的变化。
二、战国至西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与地理环境
1.全国水陆交通网络的开辟与形成
战国中期开始，各国竞相变法，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农耕经济，手工业也随之兴起，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工商业第一次繁荣时期。列国之间交往频繁，交通路线的大规模兴起和开辟，成为这个时期显著的特征。
魏、赵、齐等国间道路交错，史称“午道”，在赵国东、齐国西，横竖交错。在东西方向上，东方各国与西秦之间有一条由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史称从郑（今河南新郑）至梁（今开封），不过百里，从陈（今南淮阳）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在南北方向上，则有太行山东麓大道，是古代华北最重要的南北通道。自黄河流域通向长江流域的楚国，则有从河南中部经伏牛山隘口，通往南阳盆地的“夏路”。汾水谷地纵贯山西，是略次于太行山东麓大道的南北通道。
在水运方面，公元前647年，秦国沿渭水、黄河、汾水水道，将大量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运至晋都绛（今山西翼城东），以赈灾荒，史称“泛舟之役”，是先秦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水运活动。齐国在临淄城西开河沟通济水、淄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后开凿的鸿沟是战国时代中原地区沟通河淮的最重要的人工运河，沟通了河淮之间的济、汝、颍、涡、睢、泗等河，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交通网。至此，黄、淮两大水系均有水运可以通达。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规划和改建，大修驰道，自京师可达于四方。汉代兴起，武帝时又开疆拓土，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陆路有通往西北的回中道、通往河西走廊以至西域各地的丝绸之路等。水路有武帝时开凿的关中漕渠等。于是到了秦汉时代已经形成了以咸阳、长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水陆交通网。
在黄河流域有下列几条交通干线：
（1）西北干线。由长安向西，沿渭水河谷或泾水河谷，逾陇山或六盘山，贯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2）北路干线。有二条：一条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所开的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起点，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汉时仍被利用。一条从长安（或咸阳）东出，沿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谷而上，经平阳、太原，以至云中、代郡。原战国时的秦晋交通本多由此道。
（3）西南干线。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岭间河谷，通向西南地区。
（4）南路干线。由长安东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出襄阳，下汉水至江陵，通向长江中游。
（5）东路干线。从长安东出函谷关至洛阳，东经成皋、荥阳，循济渎抵定陶，又顺济、淄以达东方大都会临淄。这条路线是战国以来中原地区东西交通干线，也是秦汉帝国的动脉。
（6）东北干线。从长安至洛阳，再由洛阳渡河，沿着太行山东麓，经邺、邯郸，以通涿、蓟，复向东北至辽东地区。
（7）东南干线。由洛阳东经成皋、荥阳至陈留，沿着战国时魏国所开凿的鸿沟南下，由颍入淮，逾淮由淝水、巢湖以抵达长江下游。
交通路线是维系城市之间联系的动脉，是人类在地理空间内开展社会活动的必要保障条件，它的开辟和畅通与不同时期城市布局和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上述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是城市网络发展的必然结果。
2.黄河下游两岸全面筑堤
战国中期开始，黄河下游河道两岸全面修筑了数百里长的堤防。当时黄河东岸是齐国，西岸是赵、魏，各自为防护自己的疆土，修筑了防河大堤。齐国所修河堤，距河床二十五里，赵、魏修筑的河堤，距河床也是二十五里，两堤相距五十里，洪水来时可以在堤内游荡，泥沙淤落在堤内，不至决出堤外。从此黄河有了固定的单一河道，结束了多岔分流、决改频繁的局面。黄河下游两岸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到了西汉末年不仅河北平原人口骤增，连黄河堤内滩地上，也为人们所开垦。为人们经济开发和城市兴起提供了条件。
3.战国至西汉前期工商业的空前发展
战国中期开始，我国工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已为史学界所共识。当时各国所处自然条件不同，所产生的商品各异，山西的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的马、牛、羊、旃裘、筋角；至于铜、铁等制造金属工具的原料更是到处都有。这些物质都是中国人民喜好，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于是各国交易频繁，出现了大批“与王者埒富”的商人。西汉初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由于上述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战国至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城市发展达到空前繁荣。那些位于交通枢纽的城市或者被择为列国中心都邑，或者为商人会聚之所，成为有名的商业都会。这类城市可举出秦之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魏之大梁（今河南开封）、赵之邯郸、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城宣武区）、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北）、郑（今河南新郑）、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周之雒邑（今河南洛阳）、楚之郢（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寿春（今安徽寿县）、宋之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卫之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等等。秦汉以后又多是郡级政区的政治中心。
西汉时期随着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加强，原先分布在这些主要交通干线上的城市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宛是全国最重要的六大都会，四个在黄河流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于都市的地理地位十分重视，将一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称为“一都会也。”王莽时强化经济集权，于长安及雒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官，以统制全国工商业，可见均为当时全国第一流都会。
其余政治地位稍次的城市，因居水陆交通沿线或枢纽，而成为一方的商业中心。除上述六大都会外，当时主要的都会还有温、轵、杨、平阳、蓟、荥阳、睢阳、陈、阳翟、定陶、寿春、合肥、江陵、吴、番禺等。它们大多为郡国首府，并多数集中于黄河流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103郡国，其中70个郡国在黄河流域，换言之，即全国三分之二郡级政治中心城市在黄河流域。有县级政区（县、道、邑）1587个，其中1132个县在黄河流域，也占全国县级政区的三分之二。虽然有些侯国的规模很小，有的是一个乡升格的。但总的来说，黄河流域是当时城市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分布已从黄河中游、下游的上端延伸发展到下游河北平原，原先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密布着县级政区，这可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冀州幅图得到证明。
总的说来，秦汉统一局面的确定，为富商大贾的周流天下，沟通货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充分说明了商业城市地理位置与交通路线的关系。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城市分布已遍及整个流域，城市的等级已有国都、郡治和县级之分，除了政治中心性城市外，还有商业、交通、贸易性城市的出现，如定陶、平阳、杨、温、轵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城市最发达的时期。
三、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分布格局的变化
西汉末年的战争，给黄河流域的城市带来严重破坏。京师长安所在的“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而黄河下游的“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人口的大量死亡，城邑的毁灭，促使东汉初光武建武六年时，“诏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东汉一代城市经济远不如西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城市成为军事攻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大城市，更是屡遭战火的破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火烧洛阳，造成“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李催、郭汜混战于关中，长安城内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其他如宛城、徐州等名城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昔日都市繁盛的景象在中原大地上扫荡殆尽，留下的是一座座空城的残破丘墟。
除政治军事的因素以外，因为东汉亡后，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商业衰落，自然经济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自战国以来，从王侯营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日益丧失其经济支持而走向衰落。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和分裂局面的形成，原先畅通的交通路线也因而受阻。这个时期的交通路线和城市分布，因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
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为了征伐乌丸和控制河北地区，主持兴修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后，河北平原上增添了一条贯通南北，起自河南淇门东北直达今天津并东抵滦河下游的水运航线，特别是引漳水入白河以通漕的利漕渠的开凿，使从白沟上游来的漕运，可由此渠折入漳水，西溯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使原来已处在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邺城，更添了水运的方便，遂使其地位日显重要，终于替代邯郸，成为河北平原上第一都会。曹操称魏公都于邺城。以后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在此建都。
东汉末年兴起的都会还有许（今河南许昌东）。建安初曹操因洛阳残破，迎献帝都许，并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许成为曹操争雄河北根据地。长安至洛阳一线，曾是全国城市体系的轴心地带，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自然成为军事争夺的主要战场，受创最重，再加上政治格局的变化，其城市体系的轴心地位大为削弱。长安虽然仍被一些政权选作都城，如西晋、前赵、前秦、西魏、北周等，但其稳定性与繁荣程度均不如往昔。洛阳在北魏时获得四十余年的繁荣，但遂又毁于战火。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环境，黄河流域出现了一批军事性质的堡垒城市——坞壁。最著名的有关中董卓的郿坞（今陕西郿县东北），黄河下游平原更多，如升城（今山东长清南）、筑城（今鱼台东南）、白骑坞（今河南孟县西北），苑乡（今河北任县东北）、辟阳（今冀县北）等，在河济流域坞壁甚多，都是大小军阀聚屯自保，多者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并无经济意义，随着北魏政权的统一，这类坞壁也就消亡了。
在中原地区城市衰败的同时，黄河上游原先城市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却出现一批新兴的城市。如原本经济比较落后的河西走廊，由于中原战乱，“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在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为前凉、西凉、北凉等政权所割据，其中心城市姑臧（今武威）也得以迅速发展，北凉时人口达20多万。文化事业也有良好发展，成长起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河西学者，带出一代河西学风，撰写出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山陕高原的北部地区，有鲜卑族北魏政权的平城（今大同）和匈奴族夏政权的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总的来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黄河流域原有的城市体系全遭破坏，仅存的城市也是此起彼伏、动荡不定，没有出现较为稳定的新局面。北魏放弃平城、迁都洛阳一事，说明洛阳所处的传统的轴心城市地带的位置，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所以，长安、洛阳之类的城市，虽然屡毁，依然屡建，人们最终并不愿意撤离这块充满“帝王之气”的土地。但自战国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繁荣的景况已不复再现。已存的城市除了政治中心的职能外，经济繁荣也仅是政治的副产品，纯粹商业、交通性城市已不复存在，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最衰落的时期。
四、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重建与发展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动乱。隋唐两代均以长安（大兴）为首都（西京），洛阳为东都（东京），长安和洛阳重新构成了黄河流域的城市体系的轴心。
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为全国交通的重新畅通提供了条件。中国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即形成于这个时期。
隋初建都大兴（今西安），因渭水流曲沙多，不利航行，为解决都城的漕运问题，即于开皇四年（584年）自大兴城西北凿渠引渭水东流注入黄河，名广通渠。开皇七年（587年）为平陈需要，重新开凿了江淮之间的邗沟，改称山阳渎。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大业元年（605年），开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穀、洛水东至偃师入洛，由洛入河，再由板诸（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东）引河水东流，经今开封、睢县、商丘、宿县，至今盱眙县对岸入淮，是炀帝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大业四年（608年）用兵辽东，又开永济渠，引沁水与清、淇水相接，以下大致循白沟故道及今南运河，至今大清河折入水（永定河前身），直抵涿郡治所蓟县（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年）又重新修凿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至此，南北大运河告成。
大运河西抵长安，北达涿郡，南至余杭，总长2000余公里，沟通了河、海、江、淮、钱塘江五大流域，再连上秦始皇时期开凿的灵渠，形成了以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为轴心，向东北、东南、南方扇形辐射至全国的水运交通网。由于黄河流域的水运航路可以通往全国各地，于是运河沿线的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半径就大为扩展了。
唐代建都关中，其漕运路线与隋代基本相同，故没有较大规模新运河的开凿，仅在隋代运河基础上加以疏浚和扩建而已。陆路交通方面，唐代曾在开元年间开大庾岭道，贞元年间开蓝田至内乡新道350公里等，但对整个陆路交通的布局影响不大。
唐代驿路贯通全国，每30里设驿站。按照《通典》的说法，驿路体系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
在内河水运方面，不仅南北大运河，就间与大运河相通的颍、涡、濉、汝诸水都可以通航，充分说明了唐代南北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全国四方无不通达，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交通网又重新建成。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大大促进沿线城市商业的繁荣，形成了运河沿线的城市带。从长安、洛阳轴心向东延伸，有郑州、汴州（今开封）、宋州（今商丘），汴水与泗水交会的徐州，汴水与淮河交会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对岸，清康熙时没入洪泽湖中）等；从汴州分出支线，向南沿着颍、涡、汝诸水，经亳州（今安徽亳州）、陈州（今淮阳）、颍州（今阜阳）、豫州（今河南汝南），进入淮河流域，或自汴州向西南，许昌、襄城，进入南阳盆地。自洛阳向东北的永济渠沿岸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贝州（今清河），被称为“天下北库”，还有北端的幽州（今北京）。
从洛阳向北渡黄河，经卫州（今河南汲县），沿着太行山脉东麓向北有相州（今安阳）、邯郸、赵州（今河北赵县）、恒州（今正定）、定州（今定县）、易州（今易县）。从长安沿渭水而下，渡过黄河，东北沿着涑、汾流域向北有绛州（今山西新绛）、晋州（今临汾）、汾州（今汾阳）、太原、忻州（今忻县）、朔州（今朔县）、代州（今代县）云州、（今大同）可进入蒙古高原。自长安向西溯渭水而上，经上邽（今甘肃天水）、渭州（今陇西）、兰州，或向西经鄯州（今青海乐都）进入青藏高原，或向西北经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出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
我们按之地图，就很明显地感觉到，唐代黄河流域的交通、城市的布局，已经奠定的今天交通城市分布的格局，充分说明该时期交通的开辟和城市分布的奠定，对今后一千多年历史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安史乱后，北中国又陷入长期战乱之中，交通阻塞，城市破残。唐末长安城又沦为起义军与唐军的交战之地，宫庙寺署遭重创。公元901年，朱温劫唐帝，毁长安宫室民舍，“长安自是遂丘墟矣”。这一次长安的毁灭，是中国城市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此，盛达千年的名都长安再没有机会重现汉唐时代的辉煌。
五代时期，北方城市的分布格局受到新政治局势的影响，开封（汴）、洛阳、太原为北方政权的都城，所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其中开封的发展最为重要，除后唐而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立都于此，所以，开封成了北方最重要的城市。开封在水运上的有利地位，是其发展的重要地理条件，而都城地位的确立，又在政治上获得了推动力量。后周时期的开封，华夷臻凑，水陆会通，日增繁荣。955年（后周显德二年）下诏扩建开封罗城，致使开封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规模扩大四倍，城内道路拓展，这为后来宋代开封城的大繁荣打下了基础。
总之，隋唐五代黄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可以安史之乱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城市十分繁荣，其表现为数量多，分布广，今天黄河流域城市分布的主要格局，当时已经形成。原因有二：一是政治局面稳定，经济发展，为城市发展和稳定带来有利条件；二是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近八百年的安流局面，安史之乱以前，黄河很少有河患，使城市避免了洪水之灾。两者相较，还是政治稳定为主要原因，因为魏晋南北朝时黄河也是很少河患，但城市却因战乱而衰落。晚唐五代时期，黄河下游河患有所增加，但黄河流域整个环境尚未恶化，几次河患还不至于严重影响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衰落，主要是政治动乱，战争频繁所致。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因素是造成城市兴衰的主要原因。
五、宋辽金时期黄河流域城市性质、格局的变化和环境因素
自北宋开始，全国政治局面产生了新的变化。西北地区为西夏王朝所统治，旧称富庶的关中地区成为国防前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城市经济日趋衰落；山西大茂山、河北白沟以北为辽所据，河北地区“宋初募置乡义，大修战备，为三关，置方田以资军廪”，也是军事要地。
宋代承五代局面，国势远不及汉唐，建都开封为当时最佳选择。与此同时，淮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却直线上升，经济空前高涨。这一形势决定了宋代黄河流域城市格局变化的历史地理背景。
宋代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大力发展水运交通，在运河方面有所建树。通济渠（汴河）在唐末淤废。建隆二年（961年）即加疏浚并引索、须等水入汴河，以加强水源。同年开闵河，自新郑导洧、潩二水为源，开渠经新郑、尉氏，入开封城与蔡河相接。蔡河在战国时为鸿沟，西汉名狼汤渠，魏晋以来称蔡水，自来以汴河为源，因汴河本身水源不足，宋初开始即以闵河为源。开宝六年（973年）改闵河名为惠民河，以后闵蔡两河合称惠民河。同年又重浚了五代后周所开的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通山东漕运。宋初重浚时改引今郑州市的京、索水为源，过中牟，至开封城西架槽横绝汴河，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这样，就形成了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四条人工运河：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广济河），史称漕运四渠。其中金水河为五丈河的水源渠道，不通漕运。而另一条通漕的则为黄河，故历史上又合称为漕运四河。
开封城内四水交会，成为水运枢纽。其中汴河即隋通济渠，是沟通江淮的水运干道，交通地位极为重要，所谓“唯汴之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在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沿海水产，北方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南方的果品名茶，西北的石炭，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耀州的陶瓷等等。
由于城市经济生活的民间化，连通城郊远近地区的各类交通通道，也自然加强了其对于基层经济活动的意义，《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城内外、大道两侧、河桥上下的商业繁忙景象。
北宋时期整个而言，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不及南方。主要原因：
一是北宋一代黄河河患十分严重。从10世纪初至11世纪40年代（五代末至北宋庆历年间）的140年中，决溢共95次，而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以后，黄河下游发生了北流、东流之争，黄河时而决而北流（48年），时而决而东流（16年），时而两股并存（15年）。决溢地点主要在河北平原，平原上的滑县、浚县、顿丘、濮阳、灵河、大名、朝城、馆陶、冀县、枣强、深县、沧县、东光、青县、河间、信都、清河、衡水、南宫、南皮等数十个县城，受过黄河的侵犯，最严重一次，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北流一次决口，一夜之间泥沙将整个巨鹿城给埋了。直至宋亡，河患未止。其对黄河下游平原城市的破坏，可以想见。
二是对辽对夏战争形势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北宋在陕西、河东缘边修筑大量城、寨、堡，主要对付西夏，这些城、镇、堡、寨，密度很高，都是军事据点，虽在和平时期也有过茶马贸易，但规模极为有限。而西夏境内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物物交换的方式盛行于各地，除首都兴庆府外，没有象样的城市经济。河北地区在“澶渊之盟”（1004年）后，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北宋曾努力恢复北方的经济，如塘泊水田的开发、淤灌淤田的实施。另外，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又全面修葺河北城池，自景德、大中祥符、明道、庆历以后，北宋对河北城池的修葺未曾中断。如庆历元年（1041年），一次修河北21州城，对保卫城市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北宋初年，即与辽开展边境贸易，在镇（正定）、沧、易、雄、霸诸州设榷务互市。澶渊之盟后，于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四榷场，辽亦开新城为贸易之所。依照盟约，宋每年赠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均在雄州白沟镇交接。雄州“最当北边要冲”，是双方使臣、商旅来往的必经之路，城市规模较大，人口亦较多，成为北部边境上重要城市。而1126年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淮河以北为金所有，南北漕运断绝，汴河等人工运河不加疏浚，不久均遭淤废。沿线城市经济也随之衰落，北中国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发生了变化。
三是宋代开始城市经济产生了新的情况。首先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远较前代发展，大中城市数量和规模也较前代繁荣，如10万户以上的城市，在唐代有一、二十座，而宋代膨胀到四、五十座。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等都是大城市，南方更不用说了。同时开始出现了以工商贸易业为主的府州县以下的聚落——市镇。镇自魏晋以来至唐五代时期多为军事据点，宋代开始逐渐演变为成为工匠、商人、小贩会凑的工商业小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书记录了大量镇名。从地理位置上观察，新兴市镇大多位于交通要道、水陆码头、沿海口岸、大城市四周。运河、汴河、淮河以及长江下游沿岸，分布的小城镇较多。据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著录，见于文献记载的宋代市镇（包括墟、场、铺、店、坊）有3653个，黄河流域仅941个，仅据全国的四分之一。可见黄河流域的经济性城市的数量远不如南方各地。
北方的契丹族原为游牧民族，其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毯车为营，硬寨为宫”。以后取幽蓟十六州农耕区后，特别是辽朝建立之后，契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境内开始出现了城市。除原皇都为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林东镇南古城），此外还设有中京（今昭盟宁城县西）、东京（今辽阳）、西京（今大同）、南京（今北京），为五京制。
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占领黄河流域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战乱中被毁的城市得到重建。金代城市大多是在辽、宋城市的基础上重建和发展，交通亦有所发展。天会二年（1124）即自京师至南京，从上京到春泰之间设置驿站。迁都燕京之后，又沿旧黄河、漳水、衡水等水道开通漕运。不过，金代漕运，因河道管理不善，运道多淤塞不畅，常以陆挽辅助。
总之，宋金时代由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黄河流域的城市经济虽有所发展，但由于环境的恶化和战争的频繁，就全国而言，其繁荣程度已不如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已成定局，长安、洛阳城市轴心已不复存在，城市分布的重心而移至黄河下游地区，为元明清时代黄河流域城市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六、元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城市重心东移和京杭大运河城市带的形成
元朝疆土辽阔，全国遍设驿站，据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1500多处，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元朝驿路系统向东北可通奴尔干（今黑龙江口），北可远达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面则到达乌思藏（今西藏），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明清两代又在元代驿站基础上再加以扩展，几乎无处不可通达，形成较汉唐更为稠密的全国交通网络。
本时期在交通事业上最大的建树，则是举世闻名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元朝定都大都城（今北京），需要大批江南漕粮。平宋之初，从江南北运的漕运，一为海运，一为河运。河运的路线是由浙西入江淮，再从黄河（当时黄河东南夺淮入海）逆水而行至中滦（封丘）旱站上岸，然后陆运180里至淇门入御河，再顺御河（今卫河）而下至直沽（今天津），转达大都。这条漕运路线既绕远道，时日延宕，一路上又水陆转运装卸，劳资甚巨，很不理想。
至元十八年（1281年）采纳韩仲晖、边源的建议，开凿了自济州治任城（今济宁）至安山的济州河，全长75公里；河成后，南来漕船自淮溯泗，由此河出大清河入海，转趋直沽（今天津），仍有蹈海之险。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凿了起自安山西南济州河，北经寿张、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御河的会通河，全长约125公里。自后江淮漕粮可由水路直抵直沽。最后从通州至大都一段仍需陆运，路虽不远，亦颇费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采郭守敬建议，引大都西北昌平县白浮村诸泉水为源，东南流入大都城内，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再循金代运粮河旧道，东至通州高丽庄入于白河（今潞河），全长164里，次年告成，命名为“通惠河”。至此，南起杭州，北抵大都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1700余公里。
但元代的会通河、济州河水运并不理想，原因一是经常遭受黄河北决的冲毁，漕运受阻，二是水源不足，不胜重载。所以终元一代漕粮多以海运为主。末年竟废弃不用，至明初会通河已淤断约三分之一。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运为国家急务。永乐九年（1411年）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运河，在东平县东戴村（今汶上县东北）筑坝，遏汶水入南旺湖分流南北济运，于沿岸设置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湖为水柜，“柜以蓄泉”，西岸设陡门，“门以泄涨”，全线设闸以通运，故又称“闸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运河大通，“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
此后，为避开徐州至淮阴300公里一段的黄河之险，从明代中叶至清康熙中的百余年间，不断在这一带开挖新河，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南阳新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竣工的泇河，天启三年（1623年）开通济新河，清康熙二十七年（1677年）开中河。从明代中叶至清康熙中，前后经历了百余年，终于使京杭大运河全线基本为人工河道，全长1900公里，沟通海、黄、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成为其后数百年间南北水运大动脉。
元明两代的的大运河工程主要在黄河流域，对黄河流域的城市布局具有重大影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水陆交通发达，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批大小工业城市。一类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治中心，如首都北京和陪都南京以及各省省会和府州治所，均是大小地区的中心都会。此类不必赘述。
当时城市布局的情况：
一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因水运交通发展起来商业城市，如通州、直沽、沧州、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等。这些城市大多原先已为府州治所，后因大运河所经，更趋繁荣。如临清因元开会通河后，为舟航之所必由，商贾萃止，骈樯列肆，岿然一重镇。在运河沿线也有一些小镇，由于交通地位重要而形成较大的商业市镇，在地区之内产生较大影响，如河西务、南阳镇、清江浦（淮阴）、王家营等。
二是由于南北交通路线重心的东移，中西部原先发达的城市由此衰落。如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在唐宋时为永济渠所经，是河北平原上大都会，大运河东移后，其地位为临清所替代。邯郸、安阳、邢台、正定为传统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必经之地，商业也较繁荣，然自从低廉的水运交通路线东移后，其经济地位也渐为德州、临清、东昌所替代。
三是元明清三代频繁的黄河泛滥、决口、改道，对黄河下游城市产生巨大影响。河南豫东各县在明清两代几乎都被黄河洪淹没过。其中以开封城最为严重，据文献记载，从元初至清末，开封城曾七次被河水所淹。考古学家估计，宋代开封城地面在今城地下十米左右，地下三四米，见明代屋顶，地下二三米，为清代地基。封丘城从金代至清初，曾六次为河水所淹，全县土地沙居其六。其他黄河下游沿城城市均有曾被黄水之祸，不胜枚举。
总之，元明清三代黄河流域城市布局、规模，由于政治和自然的原因，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城市重心东移，主要分布在大运河一线；二是中部城市由于黄河的泛决，经济明显衰落；三是西部城市亦因黄河流域整个环境的恶化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渐趋衰落，长安、洛阳、太原、开封，均不如汉唐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经济格局、交通体系，在诸多新的因素的干预下，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城市的布局与发展随之出现激变，其中口岸城市与铁路沿线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其主要特征，与其相对照，许多地区的传统城市停滞不前，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城市分布的更大的不平衡性。因已超出本文主题，就不再赘述了。（节选自《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