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变革是生活方式变革中最易得风气之先者，它往往成为社会风尚变迁的焦点。辛亥革命以后，新女性在追逐时尚过程中，一改以往单调的生活，穿起展示曲线的时装，大出风头，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男子则在剪去象征奴隶与落后的辫子和试穿西装的过程中，呈现出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形象。男女服饰反映出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服饰的急剧变迁映衬出近代观念的影响。
清代男子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以后，满汉妇女服饰互相仿效之风兴起，妇女服饰样式及品种越来越多样，如背心、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等，层出不穷，花样繁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货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西洋服装面料充斥市场，费工费时而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逐渐衰落，西式服装在沿海沿江各都市逐渐流行起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制随之瓦解。中华民国成立当天，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宣布废除清朝官服：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
1912年10月，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男女礼服的规定。除学生、军人、警察、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外，一般官员在正式场合穿大礼服。女子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对襟，用领，左右及后下端开；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缘两端用带。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有昼晚之分，昼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类似燕尾服，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常礼服也分两种：一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二为中国式，外褂色青，对襟用领，袖与手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色蓝，袖齐褂袖，左右下端开。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
北京政府规定的新式男女礼服，取消了历代官服的等级标志，正式肯定了近代服饰所包含的平等理念，表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被淘汰。辛亥革命以后，尽管男女日常服饰因经济条件、职业和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但已无严格的官民、贵贱之分，甚至男女界限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出现了明显的平等化趋向。
辛亥革命以后，城市民众的服饰不断洋化，西式服装在城市中流行起来。第一步是剪去民众盘在头上的辫子，因为辫子与西装是格格不入的。
西装革履而脑后带一条“猪尾巴”，不仅行动不便，而且有碍观瞻。穿西服是为了更精神、更整洁，而一条不常洗的长辫子常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与穿西服的本意背道而驰。故辛亥革命以后，在民风开化、接受新事物最早最快的上海和江浙等地，民众很快就剪去了象征封建保守专制的辫子。
新式知识分子和趋新的士绅阶层，颇以“新派”为荣，成为各地剪辫的急先锋。军、政、警、学界新派人士带头剪辫，地方民众纷纷响应，在民初掀起了大规模的剪辫热潮。当时的普通民众虽然不懂得“新”的具体涵义，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向新派人士看齐，认识到留辫子是守旧的，是不卫生的，硬留辫子者要遭到人们的嘲笑。所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民国成立数年以后，留辫的习俗就被淘汰了。就连身居紫禁城的逊位皇帝溥仪，也剪去象征保守落后的辫子，穿起了象征进步的西式服装。当然，某些地区某些团体和某些个人在较长时间内还蓄发留辫。张勋的“辫子军”留辫至1917年复辟帝制时被打散。而该军驻扎的鲁南和苏北则是剪辫困难地区，直到1920年代仍有不少民众蓄发留辫。
民国初期剪辫风行之后，讲究头发式样的新式理发业，逐渐取代单调的剃头业。剪发、烫发及各种各样的头发样式日益流行。在传统社会，帽子主要用于保暖和防晒，士大夫的帽子则成为社会地位和官阶的标志。随着西俗东渐，中国民众开始重视帽子的装饰作用。民国成立以后，帽子不再显示官阶之别，其装饰性作用明显增强。男子戴西式礼帽，在上海社会颇为流行，都市女性则流行戴各种样式的精美帽子。
民初上海流行一种低檐便帽。有诗云：“俗易风移万象新，何劳束发戴唐巾。少年争买低檐帽，眉目模糊不认亲。”其后，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渐次流行起来。
象征封建保守的辫子剪去了，清朝的统一服制被取消了，人们服饰出现了多元化与趋新化的倾向。民国初期中国民众的服饰比较杂乱，有穿马甲、长袍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中山装的，也有的人中西服装混穿，上身是西装，下身则是绑腿裤，颇为滑稽，出现了“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的杂乱状况。
这种新旧混杂现象，既反映了民国初期服饰界锐意更新、但还未走上正轨的现实，也说明了民国初期普通民众在穿衣上的大胆尝试和不拘一格。新旧杂陈、斑斓多彩，成为民国时期民众服饰的主要特征。
民国初期，最炫目的城市生活是服饰时尚趋洋求新。在剪发易服的推动下，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的服饰趋洋风气加速发展，时髦洋货已不限于洋火、洋皂、洋布、钟表、洋烟、毛巾等物。民初的《北京指南》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火炉、洋式桌椅、洋眼镜、洋皮包等，都列为“文明器具”。此外，人力车、自来水、电话、银行、警察、西餐馆、西式饭店，也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文明戏、文明结婚、文明丧葬、文明礼仪等更成为民初社会生活的时尚。
上海《申报》刊文讽刺当时的政府官员日常生活状况说：“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
除了西装流行之外，西式围巾、皮鞋、眼镜、怀表、文明棍及洋伞，也在民初中国大中城市中流行起来。其实，民初城市时髦用品还不只这些，比如名片、明信片的流行等。民初上海的纸烟店、小摊头多制作名片，向顾客介绍和宣传。名片成为都市民众社交之时髦用品，却不再像古代名帖那样体现政治身份。
民国建立后，城市民众争穿西式服装，这可以称之为赶时髦。这种赶时髦，潜存着惊人的社会推动力量。赶时髦并不只是新女性和公子哥们的特有物，它在当时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配力量，只是大家各有轻重罢了。西装、皮鞋在民国时期普及率的提高，就是明显的例证。
身着新式服装展示自己的新形象以赢得别人的赞美；穿新衣戴新帽凸显新气质以赢得别人的关注；模仿上层人士衣着力求与他们同化；以西式服饰标榜洋化以吸引异性。民众的这些服饰心理，与民众赶时髦的服饰心理一起，促成了辛亥以后西式服装的流行与普及。西装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典型服装，不仅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民众同样喜欢穿。城市民众如此，一些偏远县乡也是如此。至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穿西装的男子极多。
西装的流行，使洋帽、洋袜、皮鞋、领带等配套服饰随之流行起来。
西装的大潮甚至触动了深居皇宫大内的清废帝溥仪。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对此做了描述：“我在四位母亲的多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瑞康知道了，他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叫到雍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与正规洋装流行并行的，是配套服饰的流行。对衬衣、背心、帽子、鞋袜等配套服饰比较讲究，如穿常礼服时，就要穿冬黑夏白的背心、花条纹的裤子，高圆筒式或博士帽，黑皮鞋，白衬衣，黑、灰或斜纹领带，黑丝袜等。民初服制改革后，都市民众与礼服和西服相配套，流行穿洋式皮鞋。随着民初女性不再裹脚（一些乡村地区妇女除外）和大规模地放足，妇女也讲究起了鞋的样式，特别是西洋款式。一种新款式被接受的时间，不过短短数月而已。
穿袜子的目的，在中国原本在于保温保暖，故夏天很少有人穿，并且袜子的种类基本上是短袜，很少有高过膝盖的长筒袜。而西人不论男女皆讲究着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男性洋人一般穿及膝短裤，但膝以下的小腿部分也并不赤裸，因为他们穿有紧裹腿部的长筒袜。法国大革命后，无论男女都流行穿长裤，其服装趋于简练、实用、活泼而年轻化。到了19世纪，西洋男子已不再穿长筒袜，而女性则把长筒袜作为必不可少的装饰品。
辛亥革命以后，受西人服饰的影响，中国全面仿穿西人着装。在一些大城市，男子夏天也开始穿袜子，袜子较短，绝不过膝；而城市妇女则流行穿长筒袜，并将它与旗袍搭配，或与其他女装配穿。围巾也叫“围颈”，其作用在于防风寒，但民国时期人们（特别是妇女）把它视为装饰品。喜戴围巾的人很多，青年学生尤甚。男学生身着长衫，脖系围巾，书生意气卓然。女学生身着学生装，配以各种颜色的围巾，别具神韵风采。服装的配套穿用，带动了与服饰有关的零售业的兴旺。民国都市社会的服饰时髦接踵不断，上海、广州等地服饰更是追新求异，变化莫测。上海号称“东方的巴黎”，引领着民初服饰新潮。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走上社会。因而女性服饰逐渐成为服饰文化的主流，引领着社会生活时尚。妇女解放运动为民国服饰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空间，故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服饰文化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性别观念等陈规陋习开始瓦解，消费者的嗜好、大众审美等生活本身的尺度，逐渐成为民国女性服饰走向繁荣的动力。民初女装一般是上衣下裙，所谓“素裾革履学欧风，绒帽插花得意同。脂粉不施清一色，腰肢袅袅总难工。”随着大批留日学生回国，东洋女装流行一时。
许多城市女性大胆追趋时髦，服饰日趋开放，都市女装变化更加迅速。不施脂粉而穿校服的女学生，一度受人青睐。女生一般穿朴素大方的布衫黑裙，上衣较窄小，领口高低不同，袖口呈喇叭形。裙子长至膝下，无褶裥自然下垂。
民国时期女生服装略有定式，而社会女性的服饰则花样翻新，趋新潮流难以遏制。据记载：“民国三、四年，北京官家闺秀，竞尚奢荡。冶服香车，招摇过市，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之三小姐为祭酒。其他名媛醉心时髦，从者不乏其人。”有人写打油诗形象地描述道：“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
京沪地区的时髦太太、小姐和交际花，总是在服饰上追新求异，逐渐引领女性时装的潮流。正如上海竹枝词所反映的那样：“春江女子忒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
民初女性服饰追新求异的社会风气，在上海女性头髻“式样翻新，层出不穷”方面体现得格外明显。当时上海流行的头髻样式，有冲天辫、葵花红、子母结、牧羊结、燕尾髻、鱼尾鬓、纱帽髻、蜻蜓髻等20余种式样，以至于上海梳头女佣十分忙碌，出现了“雇者一朝多至十余家”的繁忙景象。
1917年夏，京、沪等地开始流行无领、袒臂、露胫的时髦女装。有人对此表示赞成，认为东西各国都是如此，但反对的呼声同样很高：“迩来风尚，妇女界渐渐欲以肉体示人，如裤短之渐露其胫也，袖短之渐视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且将呈其玉雪之胸臂，是乌可哉！”守旧的士绅将都市女性新装斥为“妖服”，各地政府不乏整饬布告，但多沿袭维护社会风化的思维，往往难以收到太大实效。
向来腼腆的中国女性，为什么在服饰变革上如此大胆并敢于追求时尚？这应该归因于民国初期政治变革及妇女思想解放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中，中国妇女在婚姻与服饰两个方面充分地焕发了解放意识，并投入到新生活的追求中。当她们较多地走向社会之后，就要在服饰上讲究起来，以能适合各种社交场合，并进而与其他阶层的妇女进行比较。而社会各界逐渐习惯于就身边妇女的衣着，来判断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其所属家庭的社会地位。这愈发激起了广大妇女重视时髦服饰、重视流行时尚的趋新心理。（节选自《同舟共进》 2021年第9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