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竞争与日本技术变迁
学术
2024-10-21 21:18
山东
黄琪轩 《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发展和产业成长，美国日益感受到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但日本与苏联很不相同，崛起国苏联对领导国美国的挑战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挑战，而日本却在很多方面和美国有共同点。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二战后的日本站在美国一边坚持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在发展模式上，尽管日本的经济模式被研究者称为“发展型政府”，有着强烈的政府主导痕迹，但日本选择的仍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美国的区别仅仅在于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再次，在政治制度上，二战结束后，通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下的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把日本改造成了西方世界认可的西式民主国家；最后，在军事上，日本是美国反共联盟中的一员而不是对手，美国在日本长期驻军。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是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的“终极多米诺骨牌”，对美国在亚太的安全布局举足轻重。此外，日本与苏联很大的不同还在于日本缺少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基本条件。日本人口稀少、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同时，和平宪法约束下的日本没有军队，只有自卫队，日本也没有制造核武器。因此，日本还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大国”。本书选取战后日本案例的目的，就是将日本作为大国队伍中的“最不可能案例”。崛起的日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主要是经济挑战。但是当日本赢得权力增长优势时，作为领导国的美国也开始积极防范和遏制日本。因此，这一章将展示，和苏联技术进步的轨迹类似，在迅速崛起以后，日本技术进步的轨迹也开始有所变迁，而且在很多方面和苏联有着惊人的相似。二战后，日本的技术进步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即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还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冲击，在技术上也大量依赖进口。当时日本对技术自主性的强调并不迫切，对基础研究和国防技术也并不重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的技术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美日权力增长差距引发了美国采取措施应对，进而导致日本技术变迁方向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跟随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国美国。由于战败，美国领导下的盟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1946年，在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导下，新版《日本国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的核心内容是：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力、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等。后来，人们称这部宪法为“和平宪法”。1951年，美日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周围驻军。日本成为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追随者。由于日本的追随地位，加之美国对日本军备的限制，日本政府在军费开支和军事科研上的花费相当小，这样就大大缩减了日本在军事领域的技术开销。二战以后，由于国家无法打破疆界约束、扩张疆土，因此国家间的权力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增长，财富转化成国家权力。如果用GDP的增速来测度权力的增长，那么从战后美日权力增长的整体情况看来，美国落后于日本的权力增长。而二战后美国较日本在权力增长上的劣势并没有引起美国对日本的警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安全环境，即苏联对美国的挑战更明显，而日本却还没有跻身“正常大国”队伍。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战败的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中等强国（secondary powers）。甚至到1996年，还有日本军官仍宣称，尽管日本具备很多能力，但却并非一个正常的大国。因为日本没有一些关键的能力，如航空母舰、核潜艇、洲际导弹等。作为非典型大国的一员，日本快速的权力增长难以引起领导国注意。正是由于日本没有迈过大国门槛，它才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美国技术，利用美国治下的国际市场，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同时，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战后日本的技术成长提供了机遇。朝鲜战争爆发后，从1950年7月到1951年2月，美国军方和经济合作总署向日本订购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7079辆卡车，这份订单对日本汽车工业的复苏至关重要。即便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在冷战的环境下，美国仍积极向日本提供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日本开始了技术引进热潮。日本企业争先恐后与欧美制造商合作以引进技术。对生产设备和技术升级的需求不断增加。从1950年到1966年，日本引进了4135项专利技术，其中77%为机械和化工技术。在日本引进的所有专利中，美国就出售了2471项。除了在朝鲜战争中抓住机会，积极引进美国技术，日本战后的技术成长离不开美国的国内市场与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如卡尔·波兰尼指出：自由市场的形成不是自然而然的，“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需要政府大幅度地干预；而且政府干预必须是持续的、集中的”。开放的国内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开放的国际市场也是如此。全球市场不会自发形成，也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二战后，领导国美国的干预协调，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在美国的整合下，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而日本则是这个市场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的技术变迁离不开美国建立起来的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由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鼓励日本和欧洲出口的增长；美国也相当容忍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乃至鼓励日本实施反美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美国希望巩固冷战同盟，向日本开放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向日本提供出口机会，而日本企业抓住了这个机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导着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在理论上，这个经济体系建立在“自由”和“互惠”的基础上。但这个体系实际运作却是：为促进主要盟国的繁荣和稳定，美国愿意它们对自身采取“歧视性”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美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这使得美国政府能放眼于长远国家利益，奉行慷慨的对外政策。即便日本和西欧“搭便车”，美国政府也不恼怒。此时美国政府更关心政治和经济稳定，而不是大家均遵守“自由”和“互惠”的原则。正是政治经济上对美国的追随，日本利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在经济重建中取得了惊人成就。二战后，技术变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国内市场体量限制了一国企业的盈利预期。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体量保障，私人投资者很难对技术进步行大量投资。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因此，市场体量对日本的技术进步是项重要限制。美国提供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好弥补了日本国内市场体量的不足。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日本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日本利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拉动了国内技术进步。因此，这段时期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民用领域，主要靠市场来拉动，尤其是世界市场来拉动。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在这一时期，日本通商产业省通过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日本技术变迁，但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需求让日本技术进步具有更明显的顺应市场的特征。因此，即便是通商产业省在起作用，那也是在世界市场的背景下起作用。巴里·艾肯格林对比了二战之后中日两国的贸易情况，认为当时日本取得的成就堪比今日的中国。1955年至1971年，日本出口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长，达到其产出增速的1.5倍以上。1959年至1969年间，日本的出口额增长了4倍，随后的两年里又增长了1/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内市场长时期对日本开放。日本产品占美国进口品的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为3.9%，60年代达到10.8%，70年代为13.3%，80年代达到高峰，为18.5%。也正因如此，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并且不断扩大。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默许了这样的贸易逆差存在。此时，美国对地缘政治的关切胜过了对对等经济收益的关切。这为战后几十年日本的技术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1954年，日本首相吉田茂访问美国。他在访美期间指出：日本最希望把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稳定下来。这样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便可以长期依靠美国市场。吉田茂抓住了日本发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期日本在技术进步中主要贡献都在民用领域，如电子技术、光学仪器、半导体以及金属制造等。而在电子领域，日本也主要集中在民用电子技术产品的生产，比如录像机、电视机接收器、影碟机、音像器材、磁带录制设备、摄像机等。这些民用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到海外市场。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出口扩大了26.7倍。其中，三类商品出口增长尤为显著。日本钢铁制品的出口占钢铁产出的30.2%；汽车出口占其产出的43.9%；船舶出口占其产出的88.9%。日本出口增长率比世界贸易增长率高出一倍。如果对比其他国家，从1965年到1971年，日本出口增量占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增量中，钢铁制成品占到54%；汽车占46%；民用电机电器占90%；船舶占54%；一般机械占38%。日本技术发展的大致轨迹是，什么类别的技术产品大量出口，什么类别的技术就能进展迅速。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电子产业的案例，就可以发现：民用电子产业是日本最大的也是技术进步最快的部门；而这个部门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出口部门。日本公司生产的大量民用电子技术产品遍及世界市场，如索尼、东芝、日电、松下、佳能、夏普、富士胶卷、奥林巴斯、三洋、尼康、雅马哈等。在电器行业中，松下、东芝的海外销售率大约为50%—60%；索尼的海外销售率超过70%。索尼的创办者井深大曾说过：如果没有索尼，日本消费电子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将会慢上几年；而没有美国市场，索尼的成功更是不可想象的。开放的世界市场为日本民用技术产品提供了外部购买力，为日本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刺激。日本汽车产业与日本电子产业类似。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也为日本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激励。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技术起点很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原有汽车工业被悉数解散，此时日本已没有汽车产业。日本汽车企业本田原本是生产摩托车的。以摩托车制造商起家的本田主要是通过瞄准美国市场来发展汽车业务。由于获得了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日本开始生产低价位车，并通过世界市场来回收资金、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在1955年，日本汽车年产量仅为17万辆，其中大部分为卡车。此时日本生产的小轿车数目极少，汽车生产规模不足美国的2%；约为英国的10%。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日本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到1960年，日本汽车公司只占有世界汽车市场份额的1%；到1970年，这一比例升至20%；到1972年，日本公司每年生产400万辆汽车，超过四分之一用于出口。到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达到704万辆，出口依赖程度高达56.1%，而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达46%。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由1979年的14.9%增加到20.8%，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依靠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日本的电子技术产品、汽车产业有了更多技术改进机会，也使得日本企业积累了技术能力。此时日本的技术进步和美国很不相同。日本技术进步非常依赖国际市场。而美国不仅为日本开放了自身的国内市场，还带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放。美国企业有庞大的国防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它们有稳定的、慷慨的客户。而日本企业既没有庞大的政府需求，也不能依赖国防市场，不得到处寻找消费者以取得企业的发展与技术的成长。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理查德·萨缪尔斯指出：与苏联竞争的需要促使美国耗费大量的资源发展军用技术，技术发展从“军用外溢到民用”；而日本则以发展民用技术为主导。由于日本在民用技术领域优势明显，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日本的民用技术发展特征是“民用外溢到军用”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日本开始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时候，日本的技术政策开始有了新的走向。日本技术进步的政治考虑开始凸显，有不少资源开始转向军用技术。因此，简单说来，战后日本第一个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美国主导下的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密不可分。日本的迅速成长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而这个时期，尽管日本有着快速经济增长，但苏联对美国的挑战还在继续，此时日本的经济体量还没有跨过一定的门槛。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尽管存在贸易摩擦，但对日本的“经济遏制”还不明显。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清晰可见，日本的国家实力迈过一定的门槛，美国就开始日益关注日本。而此时，美日权力增长差距的变化推动了日本技术进步方向的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到的作用更加清晰可见，日本逐渐成长成为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展开了贸易与金融的竞争。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已经日益显示出要与美国分享领导权的动机，比如在国际金融领域。外汇储备的增长可以看成日本逐渐积累其实力的重要指标。随着日本外汇储备日益增多，日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拓展投资、信贷以及对外援助。从1964年的日内瓦贸易与发展会议开始，日本就展开了对亚洲的经济援助。日本已不满足于扮演亦步亦趋地跟在美国领导权身后的角色；日本对美国安全上的追随开始减弱。尽管日本人口相对稀少，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使得日本难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但二战后的技术进步缓解了原料不足给国家带来的困难。因此，随着日本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此颇有微词；在美国国内，到处可以感觉到日本崛起的压力。当日本逐渐主导国际民用电子产品市场时，美国很多企业的敌对情绪在显著上升。很多观察家认为，日本正在挑战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地位。他们指出：在很多领域，日本从美国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二十年内，日本制造业总产出将超过美国。就彩电行业来看，从1975年开始，在短短十八个月间，美国市场上日本彩色电视接收器（color television receivers）所占份额就从15%迅速上升到40%。同时，日本产品快速扩张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也相当巨大，尤其是加剧了美国失业问题。在1966年到1970年间，美国电视机接收器工厂平均就业人数从62473人下降到了42703人，四年间这个产业就业人数下降了32%；而同期，该行业工作时间下跌了42%。日本在计算器领域的扩展也是如此，在1966年，美国计算器材制造商还依赖于旧式技术，当时市场销售额有1120亿美元，而旧式技术占90%的市场份额；到1970年，美国计算器材的市场份额扩展到2240亿美元，但美国公司仅占37%的市场份额。日本电视接收器与计算器材制造商成功抢占了美国市场份额。从这两个行业的例子来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日本电子产业对美国就业造成巨大冲击，使美国政府、公众和媒体对日本崛起日益敏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占美国进口汽车总量的67%，占美国市场汽车销售额的20%。1980年，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了70万辆，是1970年的3.5倍。与此同时，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全部亏本，这是通用汽车公司自1921年以来的第一次亏本。而克莱斯勒公司则是依靠政府的贷款担保才摆脱了困境。随着日本汽车不断涌入美国市场，美国汽车产业开始出现保护主义的声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开始公开呼吁配额与反倾销政策；到了8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许多议员已经意识到由于来自日本的产业竞争，汽车产业的衰落已成为一项政治议题，汽车产业也成了更大范围的政治活动的关注焦点，而非仅仅是一个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由此可见，日本的经济扩张使得美国相关部门，包括所涉部门的工人与企业家产生不满情绪。他们开始感知到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张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在电子领域，美国采取措施，阻止日本民用电子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渗透。当时美国电子工业工会与制造业主向政府请愿，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由于美国电子工业部门已被大量日本进口品损害，因此，美国政府在这些利益团体的要求下通过了1974年的贸易法案，对日本的产品实施配额。除人们熟知的汽车、低端电子产品领域，日本有着良好业绩，它也开始冲击美国在高端电子产品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往美国在高技术电子产品领域遥遥领先，在微电子领域，美国有着辉煌历史与大量突破性技术进展。美国优势在晶体管、半导体以及计算机领域相当明显。而在美国一直遥遥领先的计算机行业，日本也对其构成了强有力冲击。一些观察家注意到，美国在计算机行业的领导地位被不断侵蚀。在日本崛起时，美国微电子产品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迅速下跌到40%；而像集成电路这样的高技术领域，日本份额上升到全球贸易的75%。在1984年，美国公司英特尔生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甚至下跌到了1.3%。在1985年，英特尔公司从动态随机存储器业务中退出，集中精力发展微处理器。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诺伊斯说：事实上我们并不想退出，不管怎么说，英特尔是靠生产存储器起家的。1985年春天，面临日本的竞争，美国半导体公司裁员数千人，缩短了工作时间，封存了产能，并撤销了新的投资计划。英特尔的总裁安德鲁·格罗夫发出警告：硅谷即将成为日本的技术殖民地（techno colony）。在日本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美国看来，日本已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军界担心依赖日本的高技术产品，最终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国内外的经济挑战。在美国国内，日本损害了美国相关产业部门、降低了就业率；在国际领域，日本在贸易、投资、金融、对外援助等领域扩展，也严重消释了美国经济霸权。因此，即使日本对美国挑战主要属于经济性质，和苏联有相当大的不同，美国同样会对崛起的日本进行“经济遏制”。随着日本经济体量跨过一定的门槛，也随着日本日益获得对美国权力增长优势，美国对日本的担忧与日俱增，美日间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在美国官方部门的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担忧，比如，美国众议院报告指出：“我们现在成了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为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我们成了日本的种植园，成了日本的木材搬运工以及粮食种植者。我们美国人靠这些服务以换回日本生产的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随着美国国会议员、商业界领袖以及其他访日人员逐渐增多，他们的共识在不断增强。这些人意识到：美国与日本的较量至关重要，但美国却开始落后了。“我们相信，日本工业化成就以及现有经济目标对美国造成的冲击，会跟当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一样严重。”这是美国众议院报告的总结。伴随着美日的冲突与摩擦，美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认知也在相应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5%的日本人觉得美日关系并不友好；同时，77%的日本人认为，美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困难指责日本。与此同时，73%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应该对美日贸易逆差负责，日本方面没有做出足够努力去改善美日贸易逆差。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不断下降。在1986年到1990年间，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从61度跌至52度；此时，美国民众对苏联的好感已经超过日本。在日本日益冲击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领导权后，美日双方开始更多考虑相对收益。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民众情愿看到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都放慢，而不愿意看到两国经济都增长而日本却增长更快。为拖垮日本经济，美国民众宁愿自身经济遭受负面影响。这项调查还发现，美国人相信日本会在将来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号强国。随着苏联对美国权力竞争优势减弱，美国对日本威胁的感知却增强了，尽管日本崛起主要源于经济竞争和挑战。根据199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当美国民众和领导人被问及：哪些问题损害了美国关键国家利益时，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美国领导人，都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上的挑战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已超过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其中，60%的美国民众和63%的美国领导人认为，日本对美国经济上的挑战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仅有33%的美国民众和20%的美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危及美国国家利益。权力增长优势的变化使美国政策开始调整。有学者就发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还是欧洲、加拿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埋怨美国在国际投资与贸易上占主导地位；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轮到美国开始担心海外势力，尤其是日本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了”，“在二战结束时，美国还对欧洲和不发达国家实施国际贸易的特殊优惠条款。但此时，美国开始按照自身利益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权力增长不平衡性导致领导国对相对收益的关注。迈克尔·马斯坦杜诺的研究发现：由于日本崛起，美国开始关注美日技术合作中收益的不均等性。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本技术政策，涉及到飞机、卫星等领域。当时不少研究警告说，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日本高科技政策，因为不仅美苏的冲突关系到国家安全，日本技术领先同样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不少学者告诫美国对日本需要考虑相对收益，当心日本取代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美日竞争促使双方开始更加重视“独立自主”，而非以往的“相互依存”。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日本崛起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尽管这个威胁与苏联不同。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国内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重新评估国家的军事能力。1987年，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在二十四个半导体技术门类中，日本已领先十二个，而另外八个门类美国和日本技术水平旗鼓相当，美国仅仅在四个技术门类保持领先。美国国防部门一直担忧依赖外国技术，而在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门的担忧似乎达到了危机的程度。美国军方发现自身对海外芯片和半导体的依赖，已经超过了石油危机期间对石油的依赖。这样的技术依赖让美国军界的担忧与日俱增，他们担心依赖日本生产的高技术产品最终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东芝公司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的制造商，且将高技术产品卖给苏联，帮助苏联制造了能安静运行的潜艇。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利用日本对美国军事和民用技术的依赖，来抵消日本的权力。美日竞争的加剧促使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策出现了几点新变化，美日竞争开始上升到模式之争。不少美国决策者认为，日本模式不仅和美国不同，而且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严重威胁。美国人认为：日本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障碍，植根于日本资本主义独特结构中，任何简单的政策改革对其都毫无作用。因此，美国最终需要改变的是日本制度。美日双方的冲突与摩擦此起彼伏。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诱导日立和三菱电机盗取IBM的商业机密。两家日本公司员工被抓现行，成为轰动一时的商业间谍事件。该事件被视为美国企业向日本公司实施全面报复的开端。此后，日本的富士通公司卷入相关冲突，和IBM打了一场耗时15年，耗资1000亿日元的官司。1986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与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联手说服富士通撤回对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mpany)的收购，理由是“美国在关键技术上变得过于依赖日本”。美国政府开始防止日本企业通过收购获得美国技术。在1991年，美国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向日本富士通索取巨额专利费。在日本企业看来，该专利于1959年申请，属到期技术。但德州仪器利用日本法律漏洞，让日本半导体企业卷入长达30年之久的知识产权纷争。为了应对日本压力，美国重新布局全球技术分工，组建了跨国技术与生产联盟。美国开始实施“通过亚洲打败日本”的对外技术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替代日本的生产网络，将技术转移到亚洲经济体，用新的供应基地替代日本。在这一时期，美国电子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亚洲其他经济体转移技术。美国的“技术联盟”为美国技术与产业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一，美国企业降低了对日本技术产品的依赖。由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生产相关技术产品，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替代了日本生产商对零部件供应的垄断。第二，美国企业降低了成本。亚洲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制造成本更低，采购其中间技术产品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美国将半导体产业外包，致使其生产成本下降了50%。第三，美国制造了日本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做法促成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存储芯片、消费电子产品和显示器等技术领域迅速崛起，构成了对日本的直接竞争。在扶持日本竞争对手成长的同时，美国对日本军事技术转让更加谨慎，并为日本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设置重重障碍，这和当年苏联崛起时期如出一辙。美日的贸易战从70年代一直打到80年代。日本学者注意到，美国曾经将日本视为亚洲工厂；在日本崛起以后，美国对日本产业的态度由支持转变为抑制。198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500亿美元，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报复。美国参议院以92票对0票通过决议，驳回此前所有美国对日本的市场准入谈判，称美日谈判“基本上不成功”，并断言“双边贸易失衡”正在使美国每年丧失数十万工作岗位，要求拒绝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1986年，美日两国签署半导体协定以后，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没有很好履行协议。在1987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告知日本通产省，要求日本企业在30天时间内停止在第三国倾销，在60天时间内改善日本市场准入，否则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报复。1987年3月，里根总统认为日本人违反了协定，决定对日本实施惩罚性贸易制裁——这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第一次对日本实施大规模经济制裁。制裁表明了美国政府贸易新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与日本达成的行业协定取得实质的成效。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建议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计算机、机床和彩电征收100%关税，价值高达3亿美元。1987年4月，美国开始实施制裁。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国防部的压力下，取消了购买日本电气生产的一台超级计算机。1991年7月，美国对日本的活性源液晶显示器征收高达63%的反倾销税，在这个领域，日本人原本占据了90%以上的世界市场份额。而当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挑战与日加剧时，美国开始积极应对。在美国的经济遏制下，日本的贸易出口开始下降，日本的世界市场规模开始缩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开始出现显著的停滞。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大约11%的美国出口流向日本，而20%的美国进口来自日本。对日本来说，大约36%到39%的出口流向美国市场，而23%的进口来自美国。到2010年，来自美国的产品占日本进口总额的4.8%，占美国出口总额的4.1%；同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只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6%，占美国进口总额11%。从1990年到1996年第一季度，日本出口仅增长了4%，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增长率。日本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在1986年达到10.2%峰值后，在2000年下降到7.6%；到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3.8%。比较而言，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比从3.8%变成了12%。美国对日本的技术出口控制与市场遏制，都在无意中促使了日本技术方向的转变。在日本日益挑战美国经济领导权时，美国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表现出对美国的担忧。在1977年，日本防御白皮书表达了对美国是否能保护日本的怀疑。这一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更加明显。日本感到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也感到日本防御需要有实质性变化，以防止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环境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美日竞争的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加强了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日本技术路径的转变不仅是由于崛起的日本需要去角逐全球政治中的尊严、荣誉与权力；同时，也是因为日本不得不面临着领导国美国的诸多限制，包括技术出口限制。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技术出口限制以及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打压，日本开始强调在技术上自主创新，以克服美国技术封锁。日本技术进步方向开始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日本开始日益强调技术自主性；其次，日本日益重视技术的覆盖面；再次，日本日益重视发展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技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重视技术进口，同时科研主要围绕应用研究展开。从1950年到1966年，日本进口的4135项专利技术中，来自美国的就占到2471项。日本企业大量从德州仪器、仙童半导体公司、西电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等美国企业采购电子技术。同时，应用研究为日本的经济重建，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日本的迅速发展，日本的对自主性的诉求开始逐渐提升。1969年，中曾根康弘就坚持要建立新的美日关系，要实现日本的自主防卫。他乃至建议可以重新考虑日本的“不发展核的原则”，指出日本要有独立的军队，要自主研发并供应武器。随着美日竞争的加剧，日本更加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对基础科学日益重视。随着日本的崛起以及促发的美日竞争，日本政府开始扩大基础研究投入以克服技术上的瓶颈。政府、学界以及产业界普遍认识到：当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日本已经走到了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的阶段。日本机械工业联盟与国际航空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毋庸置疑，为确保在国际社会中的稳定地位，我们需要发展高端技术以引导世界。为发展高端技术，我们必须激起技术革新的意愿，再度加强并培育开发技术能力。”为适应产业界的要求，当时日本政府出台了一项著名的报告《七十年代的国际贸易与产业政策》。这项报告表明，日本计划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报告敦促日本发展研发密集型的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如计算机、飞机、核能设备以及特殊金属等，并发展精加工制造设备和组装技术，如电信设备、商务机、污染监控器材等。1982年日本的空间发展长期愿望政府白皮书展示，日本的政策是要确保卫星开发的自主权，该白皮书呼吁实现日本卫星的自主开发并最终出口卫星。1984年日本公布了最新的太空发展战略，该战略呼吁日本在太空领域实现自主。该战略尤其强调日本必须有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以稳定和广泛的方式发挥作用。为了减少对美国IBM的技术依赖，在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政府还启动了西格玛项目（The Sigma Project）。日本政府拨款223亿日元(约1.312亿美元)，旨在推广开放的、非专有的Unix操作系统。日本通产省对软件技术予以大规模资助。在美日竞争的背景下，日本重视基础研究的政策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根据该法案，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在科学技术领域投入四五万亿日元。最开始日本和美国合作生产FSX军机，最终日本甚至坚持单独生产。对日本人来说加强防御和获得技术，二者是一回事。日本转变技术政策固然有经济考虑，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变化。当时，“日本产业界和政府官员不断强调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以此为理由来呼吁政府为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一批企业家指出：日本需要发展自主的国防技术，以摆脱美国的技术封锁”。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基础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获得外部技术更加困难，加之自主研发的增强，日本从技术进口国逐渐变成了技术出口国。自1993年开始，日本的技术出口开始超过进口。到2012年，日本的技术出口额为27000亿日元；技术进口额为4500亿日元。技术出口额为进口额的6倍。美日竞争的加剧促使日本政府加大努力，以提升自己的技术自主性。在加强基础科学的同时，日本也显著拓宽了研发的范围。在1975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组织了日立、富士通以及日本电气等三家公司，为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投入了200亿日元，为日本的电信系统提供技术和设备。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日本开始研发机器人、半导体芯片、微电子、计算机辅助制造以及高级材料、超导器材、激光以及光纤等技术。而日本研制的芯片是日本政府资助的超大规模集成计划的产物。日本政府积极推动集成电路产业与技术的发展，超大规模集成计划有两个政府部门以及五家大型电子公司加盟。日本不仅拓展在电子技术领域的研发范围，还试图进入飞机研发领域，包括军用飞机。1982年美国政府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日本进入军机合作生产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拓展日本高科技的就业领域，发展未来的出口产业，并提升军事上的自给自足力度。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制定了军用和民用飞机的生产政策，并将其人员安排到日本防卫厅的装备局。在1984年日本的飞机和机械工业委员会指出，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飞机工业。与此同时，日本的通商产业省还宣布促进航空电子设备飞行控制、发动机和燃料系统等航空子系统发展的规划。日本技术研究的涵盖面日益拓宽。在1981—1989年，日本通产省还资助了“科学和技术使用高速计算系统项目”，亦称为“超级计算机项目”。日本政府提供了1.21亿美元的资助以促进本土硬件的发展。日本政府开始更为积极地介入，来填补以往的技术短板，进行更大规模的协调来协助进行重大科研的突破。有研究指出：日本技术转型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日本当时已经走到了国际技术前端，因此不得不加大自身基础研究。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经济解释可能面临这样的挑战：日本当时的研发不仅是经济研发，日本开始追求军事技术的自主性。因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日本的技术转向不仅出于经济考虑，背后还有政治动因。由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出售技术给日本，引发了日本在政治上对技术政策做出调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晚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强有力的增加国防的呼声，日本开始感到问题日益紧迫。日本政策的这一转向就是对国际局势做出的反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尽管此时日本还没有核武器以及其他战略武器，但日本开始大规模扩展武备技术建设，使日本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日本的国防预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稳步上升；日本的军事活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977年，日本军费预算达到61亿美元，占世界的第九位；而十年以后，这个数字攀升到254亿美元，占世界的第六位。十年时间里，日本军费扩充了四倍，而在这段时期，只有日本如此大规模地扩充军费。而具体到国防技术领域，日本更是业绩显著。自1976年以来，日本很多武器技术有了很大改进，日本的国防研发也增长迅速。从1978年到1983年五年间，日本国防研发增长了180%，而与国防研发相关的国防武器生产以年度7%—11%的速度上升。同时，日本也开始试图摆脱对美国武器生产的依赖，研发自己的武器。在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防卫厅和日本自卫队以及日本通产省官员的推动下，日本开始研发国产战斗机。这与三十年后，中国开始重新研发制造国产大飞机是惊人的相似。日本国产武器供给从1950年的39.6%增加到1982年的88.6%。如果以1981年为基期，从1981年到1990年十年间，日本国内的武器生产总共增长了220%，这一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在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增长只有143%。日本开始把握与安全息息相关的国防技术和产品的主导权，提高自给率。通过努力，日本船只自给率达到了100%，军用飞机自给率为90%，弹药自给率为87%，枪支自给率为83%。让我们回到在前面章节论及的大国技术进步模式与小国模式的区别。随着日本崛起，日本技术模式开始转型，日本从技术依赖的技术进步模式开始转向“自给程度高”、“覆盖范围广”、“安全驱动强”的技术进步模式。日本开始着意摆脱对领导国美国的技术依赖。在政府资助下，日本日益加强基础研究以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日本的技术研发开始从以前比较狭窄的覆盖面往更宽广的研发领域扩展；同时，日本军用技术的研发不断增强。由于“日本想要跻身政治大国前列，而要获得这个地位，一个国家必须能拥有自己研发的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说：并不是经济发展了，技术就会呈现技术民族主义或者就会自动提升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国际政治中的崛起国常常会有这种诉求，而其他富裕的小国则不然。日本技术进步开始逐步具有了大国特征，这正是日本国际地位变化的体现。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日本的崛起和苏联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认为，日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日本人口相对较少、自然资源匮乏，这些结构约束使日本难以取得世界性的霸权，至少难以取得长期稳固的世界霸权。因此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和苏联显著不同。首先，崛起的日本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竞争，是来自盟友的挑战。其次，日本的挑战是经济实力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军事挑战。因此，日本应该是本书中的“最不可能案例”。的确，在日本迅速崛起时期，美日双方的反应不如冷战时期美苏的反应强烈。但即便如此，当日本迅速崛起的时候，日本对国际地位的诉求提升；对引领世界技术前沿的抱负水平上升；美日双方对对方的猜忌与抱怨也在上升；美国积极采用诸多手段对日本进行遏制，包括贸易限制与技术出口控制。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技术发展轨迹也相应改变，日本开始日益强调技术自主性；日益重视技术的覆盖面；日益重视发展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技术。（节选自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深度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