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国家为实现其自上而下强有力的统治，在农村除依靠行政组织的运作外，同时还依托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三老、父老等参与和配合，使它们成为国家对基层社会统治的介体，并通过它们调控、稳定农村的社会秩序。
三老、父老的渊源较早。首先，“三老”之谓，战国之时已有，如《墨子·备城门篇》、《管子·度地篇》及《史记·滑稽列传》等均有记载。但三老的建置，作为一种制度乃盛行于汉代。当时在乡、县、郡、国皆有三老之设，其中尤以地方上之乡三老、县三老的活动较为频繁，且普遍受到重视。
据文献记载，经过楚汉战争后，针对有些地方三老空缺的情况，汉高帝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
《汉书·文帝纪》谓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生民之本也。三老，民众之师也……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汉书·武帝纪》：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疫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
《东观汉记》：秦彭为山阳太守，“择民能帅众者以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
“三老”的记载，除文献资料外，在汉代石刻中也有反映。《汉书补注》沈钦韩说仓颉庙碑阴有“衙县三老上官风，”“衙县乡三老时勤”。《金石萃编》汉十四曹全碑阴有“县三老商量，”“乡三老司马集”题名等，这说明乡、县三老之设，在汉代已较普遍。
父老，这里主要是指“里父老”。战国时期也不时可见。如《墨子·号令篇》中有“吏、里正、父老”。《史记·滑稽列传》有“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之谓。至汉代，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如《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里中社，（陈）平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汉书·黄霸传》：“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于民间。”《居延汉简甲乙编》有“东利里父老夏圣等”（45.1）。河南偃师出土有东汉《侍廷里父老约石券》。司马彪《续汉书·循吏传》有“父老何乃自苦远来”之谓。可见，“里父老”也和“乡三老”一样，两汉皆有，且为常制。
考之史籍，地方上的三老与父老不可混同，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区别。例如：三老设之于乡级以上单位，而父老乃仅在闾里之间才有；乡三老在西汉时的身份属于“非吏，而得与吏比”，里父老则不具备“与吏比”的资格；乡三老经常享受政府的赏赐，里父老则很少有官府赏赐的记录。
但是，二者也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它们的选拔标准和条件大致相近；它们均非真正的乡村吏员，然皆可参与议政；同时，它们都直接参与了农村的“教化”，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秩序。
汉代地方上之三老、父老的选拔，均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前引史文，关于乡三老的人选，一是年龄要在50岁以上；二是品德要好，“有修行，能帅众为善，”或“民众之师”；三是要有能力，能“遵奉教化者”。里父老的人选条件，也是要从“耆老高德者”中选拔，如：汉人何休对《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作注时说：“一里十八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年有高德者，名曰父老。”这都说明，三老、父老是从年高，有修行，德高望重，能教化乡里，为民表率者担任。
顾炎武说：“当时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吕思勉说：“汉世三老，体制多尊，其人亦多智”。顾、吕二氏，尽管是对“三老”人选的评述，其实，父老也然，都必须年高，又符合传统的道德精神和智能标准。当时选拔的方法，汉初的文帝时，以“户口率置常员”，即按人口比例规定员额，经民间选举或推举决定，再由官方认可。
地方上的三老、父老之身份，前后或许有所变化，但西汉时期，它们均非真正的乡村吏员。乡三老“无秩”，没有俸禄。乡三老“比于吏”，并非真正的“吏”。《史记·平淮书》曰：“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集解》引如淳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由此可知，乡三老的身份，名为“官”，但它实际上不是属于“吏”。据《尹湾汉墓简牍》中的“集簿”、“东海郡吏员簿”，西汉后期的诸多乡吏中，三老并不属于在编的乡吏之列，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佐证，毋庸置疑。
宋人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将三老列在民政类，也说明它不是吏。元初方回《续古今考》说：“乡有三老，三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齿表率其乡，非吏也。”此说可以认同。今人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说：“两汉三老，在政治上，名称是吏，实际又不纯属于吏，当时功令，称为非吏比者，最为确当”。其说亦大致近是。
至于里父老的身份，乃属闾里民众利益或反映民意的代表，更加不当视为乡村吏员，此为学界大多数人所公认，无需再做更多的申论。
汉代地方上的的三老、父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乡村吏员，然而由于它们的身份特殊，却堪称道德精神的示范式人物，因而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其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她）们可以参与议政。关于县、乡三老的地位，当时政府明确规定：它可以“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共商政事。还可向皇帝上书，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建议。例如：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杀死义帝，新城三老董公说汉王刘邦，为义帝发丧，使刘邦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从而击败了项羽，以收天下。汉武帝时，“壶关三老”令孤茂上书为戾太子“受江充诬陷”之冤，终使武帝为之“感悟”。成帝时，京兆尹王尊免官，“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随后，“白马三老朱英等”又上书言王尊在东郡守堤，不避危殆，亲率吏民治水之“勇节”，王尊因而受到嘉奖。乡、县三老居然可以向皇帝上书议论官政，陈述官吏的是非功过，为良吏业绩称颂，表明其社会地位较高，政治影响也大。
再说里父老，有时也可参与议政，共商大事。例如：刘邦攻占咸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昭帝时，颍川多豪强，难治，“民众怨”，韩延寿任该郡太守后，“乃令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又东汉建武十九年，光武帝“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曰：‘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这些事例说明，汉时的父老不仅参与“约法”，反映民意，讨论“销除怨咎之路”；而且还与“吏人”为本县之田租向皇帝要求多予“赐复”的年限。可见，其地位也是非同一般，里父老与县、乡三老一样，皆受到当政者的尊重，影响很大。地方上的三老、父老不仅议政，而且“掌教化”，并直接参与乡里的各种事务活动，成为国家控制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诸多史实说明它们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据载，地方上三老、父老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对乡里民众的“教化”。董仲舒说：“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汉人认为治国之要，首在教化。教化广，风俗美。当时实施教化的途径，除学校教育及长吏的表率作用外，还通过三老、父老等进行不同层面的教化。《汉书·文帝纪》曰：“三老，民众之师……增置其员，广教化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百官志》曰：乡“三老，掌教化”。《后汉书·明帝纪》注云：父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属“教化”的范畴。
汉代教化的内容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当时要求：“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讓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其善行”。为劝导乡里之民尽忠尽孝，树立典范，风化社会，三老、父老无不以教化为己任。他们或以身作则，为民表率；或防奸除恶，以厉民风，从多方面进行教化。黄霸任颍川太守时，“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于民间。”其制定的“条教”，通过父老、师帅、伍长等去宣传贯彻，使“百姓向化”。东汉时，“吴迁胶东相，民有词讼，先令三老以孝悌喻解，祐身至闾里和之，吏民不忍欺”。宋度为长沙太守期间，该地“人多以乏衣食，产乳不举。度切讓三老，禁民杀子，比年之间，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宋’为名也”。又《三老椽赵宽碑》称：三老赵宽“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俊义”。这些事实说明，父老、及不同层级的三老均承担着教化之职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假若地方上的“教化”没有做好，则三老要承担责任。如武帝时，遣司马相如以檄书晓谕巴蜀曰：“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韩延寿任左冯翊时，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悌受其耻”。范延寿为宣帝时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长，各求离别，争财分子，至闻于县。县不能决断，谳之于廷尉。于是延寿决之……奏免太守、令、长等，切让三老无帅化之道。”
要强调指出的是，汉代地方上的三老、父老负责“教化”的内容与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领域，其中尤为值得关注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劝善除恶”，配合地方长吏，打击非法，维护治安，是其教化的首要内容。仲长统说：“德教者，人君之常任焉；而刑罚为之辅佐焉。”若“奸仇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教化行，民风淳；教化废，乃民风败。汉时为整治民风，维护社会治安，一些地方长吏，往往让德高望重的三老、父老介入其中，发挥他们在当地的教化作用。凡民不听教化者，则采取鞭挞措施。尹赏任长安令时，“乃部户曹椽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
父老了解当地情况，他们参与教化，针对性强，对社会秩序的治理容易见效。宣帝时，官府追捕逃犯，命令张掖太守，“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啬夫、吏正、三老，杂騐问乡里吏民……”。这是地方三老和啬夫、吏正一道，“杂騐问乡里吏民”之证。哀、平时期，曾仕宦州郡的王丹，后来回归乡里，隐居养志。一方面，他自己躬行长老之责，“好施周急”，为人排忧解难，以身作则进行教化民众，在当地做出表率；另一方面，又将“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他父兄（父老）”，“使黠责之”。结果“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在文献中，虽没有说王丹回到乡里后的身份是父老，但他实际上行使了父老的教化之职。
另外，有时三老也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如袁良就曾参加“讨江贼张路等，威震徐方”。不过，袁良是国三老，其教化方式也是采用暴力手段罢了。事实证明，汉代重视“教化”，但并未忽视法制，在治乱时，所遵循的原则仍是“德刑并举”，或“德主刑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三老、父老的教化作用。
“劝趣农桑”，配合地方政府推广先进农具和技术，发展生产，是其教化的重要内容。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贤良文学曰：“非力本农，无以兴邦”。农业为治国之本，汉代历朝政府无不强调“农本”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不少措施发展农业生产。《汉书·食货志》说：“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文献通考·职役考》按语说：“汉时乡亭则每乡有三老、孝悌、力田掌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汉代发明创造了不少新式农具，如犁、耙、耢、楼车、风车等。耕作技术也有不断创新，如代田法、区种法等。地方上的三老、父老、力田等范式人物，在配合地方政府，宣传重农政令，推广先进农具，学习、传授先进农业技术等方面，均展现了示范、表率作用，加速了新式农具和生产技术的推广。
不仅三老劝课农桑，助成风化，当时里父老对教化民众，也尽责尽力。前引黄霸为颍川太守时，颁布“条教”，通过父老、师帅、伍长们，除“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外；还督促农民“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等。东汉何休在注释井田制下闾里等情况时说：“在田日庐，在邑日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中辩护亢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从十月尽正月止”。何休的这条注释，显然是以汉制比附周制，实际上反映了汉代的情况。可见，当时无论“乡三老”、还是“父老”与“里正”，都能以身作责，劝课农桑，且有督促和管理生产之职责。
催征赋税，配合乡里行政部门，督促里内居民依制纳税，也是其教化内容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说：“赋税是行政权利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为保证国家的财政来源，编户必须按规定交税。汉代赋税的征课方式，除了田租征收谷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和资赋等，都需交纳货币，以供军政开支之用。西汉前期的文、景之时，算赋、口钱的征收时间，往往一年征收多次，如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记载：市阳里的算赋，二月份收了3次，三月收了3次，四月份收了4次，五月份收了3次，六月份收了1次。从二月至六月，共收算赋达14次之多，算赋额共为227钱。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法定的算赋额是每人每年120钱，口钱为23钱。征收时间每年1次，通常“八月算民”，故称秋赋钱，主要由乡官里吏负责征收。但其中也有里父老介人的情况。如据《居延汉简甲乙编》记载：
这两片简文说明，当时是以里为单位课赋的，收赋的时间为八月即秋季；收赋的人员，除里正外，也有里父老的活动；从程序上讲，他们将秋赋钱收来后，要直接交给乡吏（乡有秩、乡佐或乡啬夫等）处理。
前面说到，里父老不是“吏”，不代表里级行政部门，它不同于里正。为什么亦参与征收秋赋钱的活动？这大概主要是因为“父老”在里中的声望高，影响大。有父老的协助与配合，更加便于使秋赋钱顺利征收，可以减少征赋过程中的阻力。同时也可防止“赋敛不时”，“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等现象。
此外，有关乡里的祭祀祷傩、求雨止雨、修筑墙垣、兴修水利等公共活动，在政府对这些事务的管理中，地方上的三老和父老也充当了重要角色，大都参与其中承担教化之职责。如《春秋繁露·止雨篇》曰：“使县、乡、里皆扫社下，……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各衣时衣，具豚一，黍盐美酒财足，祭社。”谢承《后汉书·循吏传》说：陈留百里嵩为徐州刺史时，“境遭旱，嵩（出巡）行部，传车所经，甘雨辄澍。东海合乡、祝其二县，僻在山间，嵩传驷不往，二县不雨。父老于请诉曰‘人等是公百姓，独不迂降’。乃赴之，嵩曲路到二县，入界即雨”。
除了祭祀、求雨之外，闾里墙垣坏了，也由父老组织修理，如《汉书·于定国传》说：“始定国父于公，其门闾坏，父老方共治之”，即是例证。至于乡里的兴修水利，婚丧嫁娶等，一般也都由地方上的三老、父老主持和操办。再者，凡涉及民间的财产继承，要订立“券书”即契约时，三老等有关人员也被邀请出席。如据1984年出土于江苏扬州市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竹简的记载：“元始五年九月，壬辰朔辛丑，£高都里朱凌、凌庐居新安里，甚疾，其死，故请县乡三老、都乡有秩佐、里师田谭等，为先令券书”。这是墓主人临终前夕立的遗嘱，参与立嘱的人有地方上的三老、有秩、里师等，这实际上是要他们充当公证或中间人的作用。
汉代有尊老的社会风尚，“耆老高德”者，倍受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综上大量史实说明，地方上的三老、父老之设，两汉已成制度。它们虽非严格意义的乡村吏员，但由于其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所以，不仅时有参与“议政”，而且也经常承担“教化”乡里的任务。其教化的范围，包括配合地方政府劝善除恶，维护治安，组织生产，催征赋税等，同时也参与乡里的一些公共活动，紧密配合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任务和职责对乡里民众进行教化。他们是乡里中的特殊力量，对协助国家控制农村社会秩序，加强统治职能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备受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乡三老”享受的褒奖、赏赐尤多，包括赏赐爵位、钱帛和酒肉等。这在《汉书》、《后汉书》中的各本纪屡见记载，不必赘述。（节选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