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自称“中国”考论

学界虽然在探讨辽代华夷观和正统观问题时对辽人自称“中国”的问题有所涉及，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人对辽人自称“中国”问题进行专文讨论，不但存在对辽人自称“中国”探讨不够深入的问题，也有认识不甚一致之处。比如，刘浦江认为，“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他将辽人自称“北朝”说成在辽兴宗重熙年间以后，又将《辽史》记载的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说成是汉人李俨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所虚构出来的等等，与史实颇有出入。看来，关于辽人自称“中国”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作此文，对辽人自称“中国”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人以“中国”自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辽太祖以“中国”自诩，辽太宗“兼制中国”。

辽太祖明确自称“中国”的史料不多，但从有关记载中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辽史·耶律倍传》记载：

这则史料，固然表达了辽太祖对“中国”的无比仰慕，但也说明他开始以“中国”自诩了。因为我们既可以将这条史料理解为辽朝统治者积极主张学习“中国”文化，也可以理解为佛非中国教，中国人不能尊崇佛教，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中国人应该尊崇孔子所创立的儒教。唐代道士赵归真“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韦氏子称“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讲述“佛非中国教”，后一种解释与上述赵归真、韦氏子之言，简直如出一辙。如果按此理解，此语应该是辽太祖站在中国立场上以“中国”人自诩的一种表现。如是，完全可以说明辽太祖在建立政权之初就产生了以“中国”自居的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的含义很多，其中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地区，主要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至于中原所包括的范围，并没有人认真界定，但一般认为，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属于中原，属于“中国”。史书记载：

可见，契丹占有幽州等“十八州”之地，向来被看成是“中国”。辽人虽然没有全部占有“中国”（中原）地区，只是部分占有“中国”地区，但也算进入“中国”地区。元人所撰《辽史》说，“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太宗兼制中国”等，就是这个意思。宋人富弼曾说，辽人“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如此，辽人自称“中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第二，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改国号为“辽”，均有自称“中央”之国（中国）的意思。

辽太祖建国时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从后晋石敬瑭手中获得幽云十六州等地以后，“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应为天显十三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会同十年（947），辽太宗灭亡后晋，“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旋又改元大同。刘浦江认为契丹以辽为国号是“汉地的国号”，且认为，辽改年号为会同“意味着‘蕃汉一家’”，后来改元大同，则是“语出《礼记·礼运》，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意思，与‘会同’的寓意一脉相承”。辽太宗改用“中国”国号和年号，穿上“中国”皇帝的服装，任用“中国”官员，袭用“中国”礼仪，且主张“蕃汉一家”、“四海一家”，自然是以“中国”自居了。

刘浦江认为，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只用于燕云汉地”的国号，“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意谓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进入燕云汉地学习汉文化的结果，而采用“契丹”国号则是没有学习汉文化仍然保留契丹游牧国家的称谓。如是，则无法解释汉化程度比辽太宗深得多的辽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将“大辽”国号改为“大契丹”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将辽圣宗改国号为“大契丹”释为试图恢复游牧国家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了。实际上，不仅辽太宗改国号为“辽”是袭用汉地（中国）国号，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也有自称“中央”（中国）之国的意思。

近年来，学者对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即实先生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于义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刘凤翥亦认为契丹小字中“契丹”二字的原意是“中央”。学界虽对即实、刘凤翥对“契丹”二字的诠释尚存异义，但他们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被收入到清格尔泰等人编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之中。

刘凤翥在此基础之上，对辽朝使用“契丹”和“辽”两种国号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辽统和元年（983）至咸雍二年（1066）汉字文献记录辽朝国号为“契丹”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则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在咸雍二年（1066）至保大五年（1125）汉字文献记录辽朝国号为“辽”时，契丹文字记录的国号则是“大中央辽契丹国”。所记辽朝国号，无论是将“辽”放在契丹之前，还是放在“契丹”之后，前面均冠有“大中央”一词。刘凤翥认为，“‘中央’也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但没有进一步释为“中国”。其实，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以及即实、刘凤翥等人所释契丹小字“契丹”于义为“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国”、“大中国”的意思。因为历史上“中国”一词就有“中央之国”、“天下之中”的意思。辽人即认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北极”是天地之中。如《松漠纪闻》记载：

这条史料中所称《论语》的原文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各家注释多强调“北极，天之中”，少有直称“中国”者。辽道宗特别强调众星拱卫的北极之下为“中国”，无疑是以“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国自居而自称“中国”的一种表现。我们将辽代石刻契丹文字“大中央”释为“大中国”，也可以从辽代石刻中汉文墓志铭的有关记载中得到验证。如，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的《鲜演大师墓碑》中就有“大辽中国”一语，这里的“大辽中国”与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辽国”两个词组的前后顺序不同，但无疑出现了“中国”和“中央”两个词组的重合，这就为我们将石刻契丹文字中的“中央”、“大中央”解释成“中国”、“大中国”提供了石刻证据。如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辽人无论是称自己的国号为“契丹”还是称自己的国号为“辽”，都有自视为“中国”的意思。

刘凤翥和即实先生的研究成果虽然主要是依据辽圣宗以后的契丹文碑刻得出的结论，但也应该适用于辽圣宗以前，因为“契丹”和“辽”一词的涵义似应前后一致，在辽圣宗前后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也有“大中”或“中央”之意，这也说明辽太祖定国号为“契丹”，就有自称“中国”的思想倾向了。

第三，契丹因袭鲜卑人附会“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

《辽史·世表》称，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曾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之说，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而元人所撰《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有关契丹人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刘浦江认为“耶律俨所主张的黄帝苗裔说，是在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的《皇朝实录》中才出现的”，认为有关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由契丹族自己创造出来的传说，而是由耶律俨（原名李俨，汉人李仲禧之子）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时虚构出来的，这种看法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

1989年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了《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碑文在谈到萧氏的丈夫耶律污斡里时说“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耶律污斡里的祖先。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在辽圣宗时曾任上京留守，萧氏死于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该墓志即撰刻于萧氏逝世之年，这不仅说明称契丹人为“炎黄子孙”是契丹人自称，也说明契丹在辽末天祚帝之前的圣宗时期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并非是到辽朝末年才由汉官李俨虚构出来。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其碑文称“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明确记载了契丹人自称为黄帝之后的相关史事。据袁海波等人研究，永清公主是辽景宗第三子辽圣宗之弟耶律隆裕（按：《辽史》作耶律隆祐）的孙女，其父耶律宗熙（贴不）历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该墓志撰刻于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也说明契丹人早在辽末天祚帝之前的圣宗、兴宗、道宗时期就已经明确地自称“炎黄子孙”了，并非是李俨于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所虚构出来。既然在辽圣宗、兴宗和道宗时期契丹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已见于有关碑刻，那就是铁的事实，说明刘浦江所说契丹是“炎黄子孙”之说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官李俨虚构出来的说法完全是一种不顾史实的主观臆测。

既然辽圣宗至道宗时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已成毋庸置疑之事，那么，契丹人靠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炎黄子孙”之传说，恐怕也不会仅仅在辽圣宗和道宗时期才出现，应该说，辽圣宗和道宗时期的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一定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如是，我们把契丹自称“炎黄子孙”的史事追溯到辽朝初年，恐怕不算过分。

据史书记载，契丹族称其先世出于东胡后裔鲜卑，而东胡和鲜卑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如《晋书·慕容廆载记》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氏即黄帝，将东胡族说成是有熊氏的后代，就是认为东胡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也称自己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如《魏书·序记》认为，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就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周书》则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鲜卑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宇文泰的儿子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更明确地说“予本自神农”，将自己所从出的宇文鲜卑说成是炎帝神农后裔。契丹人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应该是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的结果。据史书记载，契丹族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以后，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等政权接触频繁，“贡献不绝”，他们对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以及北魏等政权自称“中国”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不能不受其影响。到了唐朝，契丹族首领窟哥等曾率领契丹部众内属，成为唐朝的“化内人”。此后，契丹人开始以唐人自居，如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等起兵反抗武周政权，曾以“还我庐陵（唐中宗李显）相王（唐睿宗李旦）来”相号召，公开打出了反对武周政权、保卫唐朝的旗号，说明那时的契丹“化内人”已经以唐人自居了，唐人自称“中国”，并为后世普遍承认，常用唐人指称“中国”，契丹人以唐人自居，无疑具有自诩为“中国人”的思想倾向。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应该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先人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以及在北朝自称“中国”的情况，也应该知道他们的先人自比唐人的情况，据此，我们认为，至迟在辽太祖建立契丹国之初，契丹人就开始以“炎黄子孙”自居了。这从辽太祖时期契丹热衷于与汉人攀亲戚也能看出来，据《辽史·后妃传序》记载：

耶律、乙室和拔里自视为炎黄直系子孙刘姓和萧姓的后人，无疑是在和汉人攀亲戚。到了辽太宗时期，契丹与汉人攀亲戚有了进一步发展，《旧五代史》记载，辽太宗在天显十一年（936）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文中曾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之邦”。石敬瑭是汉化沙陀人，沙陀人属突厥族系，与契丹人并非同一族系，辽太宗将石敬瑭说成是“近戚”、“本枝”，并约为父子，不像是与突厥人攀亲戚，倒像是看中了石敬瑭的汉化身份以及视后晋政权为汉人政权而与汉人攀亲戚。如是，则说明辽太宗时期，契丹人自视为汉人“近戚”、“本枝”，也就是自视为“炎黄子孙”的意思，既可以说明那时的契丹人已经自称“炎黄子孙”，又可以说明契丹称“炎黄子孙”并非是直至辽末才由汉族史官李俨虚构出来。

近年来，都兴智曾根据辽朝初年宗室耶律氏就以漆水为郡望封爵，太祖耶律阿保机自称刘氏，颓昱在世宗天禄三年（949）被封为漆水郡王等视黄帝为其远祖的资料，指出“辽代契丹族炎黄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早在辽初就已经形成了”，所论甚是。但刘浦江不同意都兴智的说法，认为“在辽朝前期契丹族汉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将契丹人附会为炎黄子孙”。这里我们且不说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与汉化绝对联系起来是否正确，即使是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与汉化联系起来但认为辽朝前期汉化程度不高恐怕也存在低估契丹文化水平的问题。明人于慎行曾在其所著《读史漫录》中指出，辽金元：

于慎行对契丹、女真、蒙古文化的论述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说出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契丹早在隋唐时期就已深受汉文化影响，“渐有华风”，至于所说契丹建国之后“声名政教，与宋不相远”，可能存在对契丹文化估计过高之处，但也可以说明契丹在建国之初的汉文化水平绝不会像刘浦江所估计的那样低。既然契丹人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渐有华风”，建国之初的汉文化水平就不应该估计过低，如是，契丹人在建国之初自称“炎黄子孙”，恐怕不是天方夜谭吧。

以上可以看出，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的影响，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了，并非是到了辽兴宗以后才出现“中国意识的觉醒”。

辽圣宗时期自称“中国”意识增强的突出表现是他们自称“北朝”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刘浦江称自辽兴宗“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完全是为了说明他所谓的“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的削足适履不顾史实的主观臆测。实际上，早在辽太宗时期，辽人就已经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了，如辽太宗于会同十年（947）正月，灭亡后晋以后，曾对尚未建立后汉政权的刘知远说：“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辽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南朝”无疑是指后晋政权，“北朝”则是指契丹。到了辽圣宗时期，辽人自称“北朝”意识进一步增强，如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月，为辽所用的王继忠在上宋书中说“北朝日候朝廷使者”，十一月，王继忠再致宋书“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等等，所说“北朝”都是指契丹。辽圣宗与宋签订“澶渊之盟”，正式确立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据史书记载，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宋将作监王曾不同意，说“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宋真宗虽然认为王曾所说有理，但仍以“使者业已往，又重变，遂已”。从中可以看出，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宋人对称自己为“南朝”，称辽朝为“北朝”，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可以说宋人是不情愿的。这说明澶渊之盟签订之时，有关“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并非是宋人提出来的，而是辽人提出来的。后来，辽朝遣使贺宋乾元节，其国书“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宋人大为不满，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之后，特下“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丹’”。宋人不同意用“南朝”和“北朝”的称呼，而辽人则坚持自己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辽人积极主张与宋互称“南朝”和“北朝”，除了学者们强调的辽人意欲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平等地位以外，还应该寓有更深层次的涵义，就是辽人为其自称“中国”张目。我们知道，澶渊之盟签订之时，宋辽强调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辽人强调“书称大宋、大契丹”不以“南朝”、“北朝”相称，“非兄弟之义”，所强调的无疑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的意思。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契丹国志》在记载此事时则说，契丹主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媛，人使往来，名传南朝。”《长编》中的“中国”一词在《契丹国志》中变成了“南朝”一词。辽圣宗在讲此事时，到底是使用“中国”一词，还是使用“南朝”一词，我们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那就是宋人在当时常常是“中国”和“南朝”二词混用，因此，他们在写书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写成“南朝”，将“南朝”写成“中国”。可见，当时“南朝”和“中国”二词是相通的，南朝北朝是一家，“南朝”是中国，“北朝”也应该是“中国”，恐怕这就是辽圣宗坚持自称“北朝”的主要原因吧！

辽圣宗时期，自称“中国”意识增强的另一表现是正统意识觉醒，开始自称“正统”。辽人自从建国之初即因袭其祖先鲜卑人附会“炎黄子孙”的观念，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但还没有自称“正统”。宋末元初文人郑思肖曾提出王莽新朝、曹魏政权、武周政权以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能称正统，但可以称“中国”的观点，明确地将“中国”和“正统”两个词的涵义作了区分。辽人对“中国”和“正统”的认识，也存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建国之初自称“中国”之时，还没有想到自称“正统”的问题，直到辽圣宗后期，才想到自称“正统”的问题。据《辽史·圣宗纪》记载，辽圣宗于太平元年（开泰十年，1021）七月“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并作《传国玺诗》云：

明确表达了自称“正统”的思想。

原来，中国古代曾有得到传国玺方为中国正统的说法，因此，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传国玺。据说，秦始皇用蓝田山玉制成一枚玉玺，刻有李斯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号曰传国玺。汉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婴将其献于汉高祖。“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后传东汉光武帝，汉末军阀割据，孙坚入洛，得传国玺于井中，传于孙权，“后归魏”，魏文帝又在此传国玺上用隶书刻写了“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几个字。后由魏传晋，“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六月，帝蒙尘平阳，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352），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玺，使何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552），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577）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唐改名为“受命宝”。历代王朝均以为得秦传国玺者为“中国正统”，因此“往往模拟私制”。据宋人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记载，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太常寺官员上疏说，南北朝时期北朝和南朝均传有“神玺”（传国宝），并认为真玺由唐传后梁，后梁传后唐，后唐末帝兵败“以传国宝随身自焚而死，其宝遂亡失”，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天福初年“以传国宝为清泰（后唐末帝李从珂）所焚，特置宝一坐”，后在辽太宗灭晋时，由晋出帝“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辽主”，辽太宗知“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之假传国宝，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令晋出帝将“其真宝速进来”，晋出帝奏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寮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说明辽人知道他们于会同九年（946）从后晋手中得到的传国宝是假宝，再加上那时的辽人并没有自称“正统”的思想，因此，对那枚假传国宝并未重视。事隔60年以后，辽圣宗突然想起了这枚假传国宝，特派骨里等驰驿取至中京，无疑是他接受了传统中国以为得到秦朝传国玺即为“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想利用这枚假传国宝，为自己与宋朝争夺中国正统地位增加砝码。这从辽圣宗的一些表现中也能看出来。比如，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萧蕴、杜防等使宋与宋朝馆伴使程琳等争论使者座次时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根本不把澶渊之盟时宋辽双方有关平等的“兄弟之国”的规定放在眼里，开始以“大国”自居而卑视宋朝。说明辽圣宗“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之时，辽朝就已经以“正统”自居了。辽圣宗以“中国正统”自居，无疑是辽人自称“中国”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

关于明确记载辽人自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自称“中国”的直接史料甚少，只有前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佛非中国教”为由反对祀佛的一条史料，但到了辽兴宗以后就不同了，辽人明确自称“中国”的史料也明确地见诸文献记载和墓志碑刻之中，如《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大安（1085—1094）末，（刘辉）为太子洗马，上书言：

辽人刘辉在这里所使用的“中国”一词，就是指辽人，主要指契丹人，而“诸番”一词则指辽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户”则主要指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此外，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的《鲜演大师墓碑》中有“大辽中国”一语，明确地称大辽为“中国”。说明，辽兴宗以后辽人已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了。

辽兴宗以后，辽人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另一表现是在全国掀起一场自称中国正统的运动，公开宣称辽朝是中国正统。辽圣宗时期萌生自称中国正统意识仅仅表现在圣宗派遣骨里将后晋所上传国玺取至中京以及亲自作了一首《传国玺诗》，辽兴宗即位以后则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有关辽人自称正统的大讨论，公开宣称辽朝是中国正统。据《辽史·仪卫志》记载，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将辽人称正统问题作为科举考试试题令参加科举的士人回答，说明在此之前，辽人已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有关辽人称正统问题的大讨论，并在有关学校的学习内容中灌输辽人称正统的思想，不然不会在科举考试时出这样考题。辽兴宗利用辽人从后晋手中得到的传国玺，为辽人承晋为“中国正统”大造声势，我们从辽兴宗与宋朝进行“增币交涉”的讨论中也能看出来。据宋人记载，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以收复周世宗攻取的“关南十县”为名向宋朝进行要挟，宋朝不愿意与辽发生战争，提出每年增加予辽岁币问题，在宋辽讨论增加岁币之时，辽兴宗提出，宋人向辽交纳岁币，“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宋人富弼说“‘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辽兴宗又说：“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既而又说：“改为‘纳’字如何？”富弼仍然不同意，并于回国之时建议朝廷不要答应辽人的请求，后来，宋仁宗并未听从富弼的意见，“许称‘纳’字”。这是宋人的说法，而在辽人的记载中则说，“会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刘六符与耶律仁先等使宋，“宋乃从之，岁币称‘贡’”。按辽人的说法，辽人并非是要求宋人用“献”或“纳”字，而是要求宋人用“贡”字，并说宋人已经同意使用“贡”字，与宋人的记载差异很大。无论是辽人说用“贡”字还是宋人说用“献”字或“纳”字，都反映了辽人意欲凌驾于宋人之上并向宋人公开宣称自己才是“中国正统”的思想。

辽道宗以后，辽人声称自己是中国“正统”的史料更是频繁出现，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刻石《创建静安寺碑铭》中宣称“今太祖天皇帝，总百年（一作“绍百世”）之正统，开万世之宝系”。寿昌六年（1100），辽道宗派遣萧好古等前往高丽册封高丽太子，声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天祚帝即位以后，也自称中国“正统”，如天祚帝在册封高丽王的册文中曾称“朕祗遹先猷，绍隆正统”，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朕绍开正统。奄宅多方”。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在其所上投降书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可见，辽兴宗以后，辽人已经公开地向宋朝和高丽等国宣称自己是“中国正统”了。

以上可以看出，辽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并非是到了辽兴宗以后才出现，而是早在契丹建国之初，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的影响，就已经因袭鲜卑人附会“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观念，开始以“炎黄子孙”自诩，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中国”自居了。到了辽圣宗时期，由于契丹人正统意识觉醒，又在自称“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自称中国正统。辽兴宗以后，中国正统意识增强，公开向国人及宋、高丽等国宣称辽朝是中国正统。可见，辽人自始至终都在利用和发挥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以中国自居，并没有自外于中国。（节选自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