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流放制度

翻开唐代历史，有关流放的记载比比皆是，从王公大臣到文人墨客，以至黎民百姓，都不乏被流放者。

流放制度对唐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与讨论。

流放在我国古代虽然起源较早，但到北魏方列入五刑，北周始有比较明确的量刑标准，唐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与成熟，形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刑罚体系。

唐代流放也为五刑之一，居死刑下，徒刑上。唐初定为三等，依次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三流，三流均居役一年。

贞观中，唐太宗改订律令，将死刑中的一些内容改为断右趾，后又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居三流之上。

三流与加役流多为有期流放，但也有一少部分为无期，如：因反逆缘坐而流者即为无期流放，称“长流”。长流虽《唐律》未载，但在唐代史传中常常出现，如李义府之长流巂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均是。长流人犯非遇特数不得返还。

以上类型的流放，主要应用于对下列犯罪的惩处：

第一、与触犯皇帝与王朝根本利益的犯罪有关连者。封建时代，皇帝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反对皇帝与反对封建政权是同一概念，谋反、谋大逆、谋叛均属此类。重者灭族，轻者抄斩，多在不赦之列。与此类犯罪有干系的人员如妻子亲朋，如幸免于难，则往往处以流刑。唐律规定“谋反及大逆者皆斩”，“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异同”。谋叛者，“妻子流三千里”，谋反已行而无后果者，即“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除本人斩首外，“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

对可能危及皇帝与王朝安全但尚未造成危害事实者，也多科以流刑。唐律规定“擅越宫垣者，流三千里，擅越皇城者，减一等”，擅越京城城墙也要处以二千里流放，凡私蓄兵器有“甲一领、弩三张，流二千里”，盗窃甲、驽等兵器，不论多少，均流二千里。

第二、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主要是影响皇帝与王朝统治的思想言论。凡属下列情况者，多处以流刑。其一是“言涉大不敬”，一般是“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即指责、谤毁皇帝与朝政而又内容恶毒者，此项犯罪多流三千里。其二是“诸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即“安为狂悖之语者”，要流二千里。其三，是传播妖书妖言之情节稍轻者，要流三千里，情节略重与制造者自然要杀无赦。

第三、军事上的犯罪。主要有三种犯罪可处流刑。一类是"临军征讨稽期者，流三千里”。另一类是逃亡者，军还逃亡者，流二千里；在防逃亡者流三千里。再一类是对失败将领的惩处。如调露中，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大败于突厥，被流放桂州，垂拱中，安息道行军大总管韦待价大败于吐蕃，配流绣州。

第四、触犯封建礼教的犯罪。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礼法合一，触犯礼教即等于触犯法律，此类犯罪中有二种情况被较多地处以流刑：一类是不孝罪，属触犯礼教的单一犯罪。唐律对不孝的罪域规定得很宽，“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其中，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咒诅祖父母、父母者流;厌魅求爱媚者，流；从告祖父母、母父者,流。另外，凡父母向政府告以不孝罪，请流放者，也多从之。如高宗朝，许敬宗之子许昂与父不叶，敬宗“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另一类是以下犯上、以卑犯尊的伤害罪，属合并犯罪，程度较重者要处死刑，较轻者则多以流刑处罚。如诸殴兄姊者,有折伤即流三千里;奴婢、部曲殴旧主者，流二千里，殴击官吏致轻伤者，流二千；诸部曲奴婢过失伤主者，流。

第五、妨害管理秩序罪，对其中的诈伪罪、触犯管理规定罪较多地应用了流刑。如骗取官职者，不论是假与人官还是受假者，均流二千里；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伪写使节及皇城、京城门符者流二千里。又如：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与化外人共为婚姻流二千里；与化外人私相交易达十五匹者，加役流。受财而枉法者”，

第六、官吏贪污罪。唐代对贪赃枉法的惩处比较严厉，较多地使用了流放这一方式，以受贿为例，唐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三十匹即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而不枉法者，五十匹流二千里。非监临官受人财物为请求者可流二千五百里。宪宗时统一规定:犯赃官吏“钱谷稍多及情状难恕者”均“杖决配流”。

第七、扰乱公共秩序、危害人身安全方面的犯罪。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唐律的基本原则，对一些难处死刑的恶性案件多采用流放方式。另外，流放也用于恶性杀人案的连坐。如:唐律规定略卖人为部曲者，流三千里，和同相卖者，流二千里，放火烧物五匹流二千里，失火杀人者，流三千里，故意伤害伤眼、折足、毁人阴阳者，流三千里;“诸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

流放的执行主要包括发遣与对流放者的管理两项内容。

1、流放者的发遣。

流放囚犯被判决后，一般是“先决杖一顿”，再由吏卒或士兵押至流放地。押送途中“枷锁传递”,不得开启。如显庆中长孙无忌流黔州，“遭使发次州府兵援送之流所”。太和中兴元监军使杨叔元流康州，“锢身递于配所”。对流放者在路途中的时间也有明确规定，不得有违。从上道日计，“骑马者，日七十里，骑驴及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泝，程各不同”。因此，流放者往往是“部勒妻子，奔波就道”。不过，若“流移人在道疾病，妇人免乳、祖父母、父母丧，男女奴婢死，皆给假，授程粮”。

唐代流放虽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别，但在执行中往往不严格按此里程发遣，而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便于管理的固定地点。检两唐书诸传,流放地以岭表为最，其次黔中，又其次巴蜀。流岭表者，多在儋、崖、桂、循、交、驩、雷、番禺、高要诸州;流黔中者，多在播州、巫州、夜郎等地，流巴蜀者，多在巂、渝、合、陵等州。另外，唐中期又常以天德五城收容较重的流人，多为减死罪一等而流者。如元和八年曾诏除十恶等罪，“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又规定“轻犯不得配流天德五城”。 

2 、对流放者的管理。

唐代流放除长流外，多以六年为限。对那些不应流而特流者则三年为限，即“特流者，三岁纵之。”“遇有大数，不计年数，多可提前放免，不过，一般性的大赦往往不包括长流人。如武后时权臣李义府长流巂州，乾封元年大赦，长流人不许还，义府忧愤发疾卒。长流人的放免，有待特数赦。

流放者在流放期间，一律由流放地政府进行管理。无官爵的庶民流放者,要严格按规定居役一年或二年，居役期间单独立籍，在吏卒的监视下进行无偿劳动。唐代规定“居作者著钳若校”，并设有役院，不得妄出。居役期满，“即于配处从户口例，课役同首姓”，亦即附籍当地，同当地百姓一样从事生产，纳课服役。因此，唐王朝常常借流人粮种，“伸令耕田以为业”。不过，其流人身份要待期满方可解除,流放期满一般是放归原籍，放归后可以仕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武后时岐州岐山儒生和逢尧曾流放庄州，后“举进士高第，累擢监察御史”。

官员流放，首先要“除籍为民”，又称“除名”，即“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但唐代明文规定，凡有官爵之流犯，均免居作，亦即至流放地即附籍，同于百姓，如杨叔元被流放时，文宗即诏称“宜配流康州百姓”。这类流犯身份相对自由，可以“耕田艺麻，娶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也可以“驰逐为生事”。有些人在流放期间甚至“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还有一些流放官员可以参与当地军机事务，如玄宗时尚书右丞卢藏用“流驩州，会交趾叛，藏用有捍御劳，改昭州司户参军”。宋之悌流朱鸢期间，“会蛮陷驩州，授总管击之”。当然，那些朝廷要犯还是由流放地政府严加管束，不得随意行动。如韦述在安史之乱中曾被安禄山“署伪官”，安史之乱平后，“流渝州，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由“不食死”，可见管束之严已难以忍受。

官员流放期满即放归“听叙，依出身法”。“三品以上,奏闻听敕”，由皇帝决定如何启用，“正四品于从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以下类推。

流放者在流放期间可携带家属。唐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同欲随者，听之”，这些随从家属须附籍当地,但“不须居作”。“若流移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

唐代流放系承由前代而来，但由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使流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并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首先，流放的应用相对集中于影响皇帝与王朝统治利益与统治秩序的犯罪，多是对具有政治色彩的性质严重的犯罪的处罚。这一点与前代显然不同，秦代流放主要应用于轻罪，如《法律答问》规定凡盗窃“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汉代流放常用于“减死罪一等“，只是对已判死罪人员的恩赦，尚不属于对特定重罪的刑决。北朝流放的应用也无所侧重，十分宽泛。由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流放的应用不难看出，在经常应用流放处理的七个类型的犯罪中，有六个属于影响皇帝与王朝统治利益与统治秩序的犯罪。这一特点对后世流放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秦汉以来的流放目的是实边与惩戒并重，自秦至北朝，以流人徙边为兵是普遍形式。唐代流放的目的则是预防与惩戒并重，流刑中预防犯罪的色彩比较明显。相当一部分流放是为预防犯罪或对可能犯罪的保安处置，如连坐式的流放，被连坐而流放者往往不具备犯罪事实，但唐代规定只要事涉反罪，必然连坐亲族朋党，而连坐者又往往被施以流放。如天宝中户部侍郎杨慎矜被李林甫罗以“心规复隋室”的罪状。“子女悉置岭南，姻党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马副监万俟承晖……等坐窜徙者十余族，近亲不得仕京师。”预防目的显而易见。又如，对可能出现的犯罪的处理也多采用流放方式，这些人也无须具备犯罪事实，如李义府只是被人告发“阴有异图”，即长流巂州，玄宗朝尚书右丞卢藏用“或告谋反，推无状”，亦流驩州。

再次，流放成为唐王朝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的工具，文武官员被流放者甚众。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争斗一直十分残酷，秦汉时代，对失意大臣以及政敌往往罹以死刑，如西汉武帝时代，自公孙弘以后任相的六人中，李蔡、严青翟获罪自杀，公孙贺、赵周、刘屈厘被下狱处死。随着官僚贵族特权的发展与八议制度的形成，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如唐律规定“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为官僚贵族的犯死处刑增加了难度，这样，流放便较多地运用于政治斗争中，对于政敌，统治阶级中的弄权者能杀则杀，不能杀则将政敌连同亲属朋党处以流刑，投之远裔，以消除威胁。如玄宗天宝中李林甫与御史中丞韦坚不协，遂奏其“且谋立太子”，“长流临封都，弟兰为将作少匠、弟冰为户令、芝兵部员外郎，子谅河南府户曹，皆谪去。……从坐十余人，仓部员外郎郑章、右补阙内供奉郑钦说、监察御史豆卢友、杨惠、嗣薜王琄皆免官被窜”。基于此，唐代官员被流放者明显增多。武后时，补阙李秦投即奏“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使之叶乱，社樱忧也。”其绝对数字虽不可信，但足见官员被流者之众。武后时全国流人总数尚较有限，长寿年间，有人告发岭南流人欲谋反叛，武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状，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拼命。”可知广州一带流人仅三百余。此后，武后又对其它地区流人大开杀戒，杀剑南流人九百、黔中流人七百，安南等地“不减数百人”。武后认为流人大致杀尽，遂频语“今流人存在，一切纵还”,赏了一个空头恩泽。由此事可推知当时流人总数至多数千人。在这数千流人中，官员被流者的比重当不亚于庶民百姓，这一点与前朝后代均不相同。

复次，唐代流放名重实轻。秦汉以来，流放者更徙边为卒，或锢禁边地服役，多为无期，非遇特赦不得返还。唐代流放者的身份地位明显提高，三流与加役流均有一定期限，而且居役完毕即附籍当地，流放期满又放归原籍，被流放的官员不仅无须居役，而且期满后听叙。在实际执行中，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便还复高官，委以重任。如武后朝宗楚客为内史，坐奸赃流岭外，不久即还，先授检校夏官侍郞，又拜同平章事。高祖末王珪为太子中允，因事流巂巂州，太宗即位后，即召拜谏议大夫。对长流人也往往特赦召还，高力士长流巫州不久，宝应元年即被赦还。李义府长流后，"朝士常忧惧，恐其复来”，“及闻其死，於是始安。”也说明对长流人的召还比较常见。

需要指出的是，在流放者身份地位提高的同时，流放刑级却有较大上升。秦汉流放未列入五刑，多用作对轻罪的处罚，而唐代流放却为五刑之一，居死刑下、徒刑上，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流放出现了名重实轻的现象。将流刑与徒刑相比较，庶民流者，不过居役一到二年，官员流者且不须居役。但徒刑之居役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居役期间一律监禁，在唐人观念中“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徒刑者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于流放者，甚至可以认为略低于流放者，尤其是低于官员流放者。这样，在司法执行中，有时就直接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如唐代官员犯罪，区分公罪、私罪，公罪从轻，私罪从重，但唐太宗却曾规定“诸三品以上，公罪流、私罪徒。”这恐怕是由于流放在执行中可免于奴辱的缘故吧?流放中这种名重实轻的现象到宋代才得以改变。

最后，唐代流放地多集中在相对安定的南方边郡，与突厥等少数民族接壤的西北地区很少见到流放者，这与秦汉以来的习惯不太一致。秦时流放地点主要是新开地与边地，往往是得一地即遣流人实之。两汉时代，敦煌与朔方先后成为重要流放地，至北魏时代仍常常将流人徙配敦煌为兵。这种区别主要取决于流刑的目的。秦汉以来流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实边，扩充戍边士卒。但唐代则不同，府兵制的实施使边地兵员相对充足，继之而兴的募兵制更是内轻外重，无须以流人补充边地兵源，因此，流放的实边目的自然消失，代之以预防与惩戒，这是流放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若将流人遣往西北边地，只会增加他们与突厥等少数民族连结的可能性而无它益处。因此，唐代流放地便多集中于南方边郡。（节选自齐涛：《论唐代流放制度》 ，《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