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马硕（Maxim Korolkov）著，尹嘉越译，《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5月。英文版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Sinitic Empire in Southern East Asia， 2022年由Routledge出版
马硕（Maxim Korolkov） 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系博士，师从李峰教授，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早期中国的形成与秦汉南方出土简牍。《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一书尝试建立一种互动网络的视角，解构传统的“北方征服落后南方”的帝国叙事，对早期中国的形成进行系统性的重思。本书主体运用长时段的方法，关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期秦帝国对长江中游地区采取的行动及其后续影响，并强调这段过程并非只限于军事推进与文化同化，而是不同参与者之利益与需求进退、协商的网络。在建构“去中心化”的帝国网络脉络中，本书有三大面向值得特别关注：其一，利用考古材料恢复区域间的连通路线，尤其注重河流交通对秦汉国家空间的形塑；其二，利用出土文献对湖南西北部高地进行个案分析；其三，在领土征服与行政管控弱化之时，地方经济的货币化如何作为维持参与帝国网络的纽带。
首先对于“东亚南部”（Southern East Asia）的界定，如同本书副标题采用“中华的”（Sinitic），均表现出作者试图避免因特定名词的先入为主而产生任何不利预设的意识。马硕不仅希望远离当代研究常误用的民族国家框架，也希望从传世文献中表现的大一统叙事脱身，反对以结果来简化秦汉帝国南扩的行动，或是夸大秦崩汉兴等政治事件对东亚南部社会的影响。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湖地区墓葬简与井窖简的大量出土与公布，特别是三万六千余枚的里耶秦简，使作者既能从宏观视角总览帝国网络在东亚南部形成前后的互动空间，也能以一座位于军事与交通节点的典型小城邑入手，探究秦如何在十余年间维持高度集中且庞大的行政组织。此外，在里耶古城所在的酉水河谷附近，也有麦茶楚墓等战国晚期墓葬与清水坪等汉墓被发掘，裨益作者通过对文物与遗址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研究帝国对身分认同塑造与共同体建设的动态过程。
秦如何在东亚南部建立帝国网络？根据马硕的思路，关键在于利用区域间既有的连通性，充分调配、流通资源、人力、技术与知识，帝国网络的产生服务于战略扩张的目的，但的确使当地不同身分的群体参与其中，并形塑了新的社群与生活方式。同时，东亚南部社群也有参与“非帝国网络”的空间，例如“南海网络”同时处于东亚、南亚两个核心的半外围地区，东亚南部人口与其的贸易互动或许也得益于在帝国网络中获取的利益，因此参与多种互动网络可能也是相辅相成的。对此，马硕曾单独撰文论证，岭南地区的海上经济鲜有与汉帝国其他地区发生联系，因此对兴起于多重互动网络之间的港口城市化，不能仅以中华帝国的扩张来诠释，应从被忽视的“海上丝绸之路”视角来理解。而关于世界体系分析下对东亚南部的分区，马硕认为，由于东亚南部位于多种互动网络的过渡空间，并非单一依赖于某一互动网络，因此应被视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半外围”。不过对内部不同地区的研究而言，马硕指出分区并不一定只反映在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而是往往受限于“地形阻力”的大小。譬如秦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国家空间”大体分布于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节点，这些地方可以发展与核心地区的贸易，以获取发达技术的转移，然而供应劳动力与原材料的腹地或山区则会被“外围化”，即是过度仰赖单一贸易网络输出自然资源的不利后果。同样，并非所有东亚南部地区都可从帝国网络中得益，秦汉帝国扩张飞地的行动仍长期仰赖交通与环境的连通性，对于人口曾经繁盛的红河三角洲社会，便受珠江与红河流域间地形阻力的影响，逐渐退出帝国网络。
不可忽视的是，马硕的“帝国网络”建基于对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世界体系理论”盛行的反思。 这一理论在20世纪末随着社科方法引入于古代中国研究之后，常被用于在全局视野下反思“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例如许倬云所延伸的“中国体系网络”更关注经济与世界市场所建构的全国性网络，而王德权则认为汉唐帝国对多元地域社会的整合更注重“以政治塑造社会”，即地域集团臣服于核心集团所建构的庞大政治体系。此类对经济与政治在古代中国国家网络的形成中孰轻孰重的思辨，也体现在对边缘地区的不同理解。而马硕的“帝国网络”试图摆脱经济与政治对立的取径，他认为东亚南部的互动网络存在于多个重叠且有竞争的互动空间，并非一定汇聚为受控于单一核心的“世界经济”与“世界帝国”，同钱德梁（Erica Fox Brindley）架构的SEAMZ（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zone）概念中多样的区域交互机制类似。因此，在马硕笔下的东亚南部社会，中华帝国的扩张与建立是一种基于网络的过程，其中的参与者并非都服务于帝国统治者或核心区的事业，网络内部的活动也并非都符合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地理格局。这种互动论和网络视角引发首先对区域间连通性的复原与关注。
关于长江中游社会的区域间连通性，马硕的论证核心在于秦在东亚南部的扩张并非突发事件，后续的经营也非从零开始的探索。首先，秦政权的发源地不仅与同为半月形文化交流带的西南高原有不间断的联系，也借汉水、丹水长期与长江中游社群互动。这种早期的互动空间主要表现在金属资源的开采与分配。而在东周以降，秦楚两国作为领土国家而壮大，都希望利用行政管控、军事征服垄断区域内的互动网络，凭借河流的连通性扩张。直至公元前四世纪后秦楚间爆发战争，长久以来的区域连结成为了秦征服并整合四川与长江以北地区的工具。而在长江以南的广泛地区，虽然楚国国家势力的拓殖仅限于部分交通与军事据点，其所开辟的交通路线却可被长期利用。楚国网络不仅向南跨越长江覆盖湖南地区，还可借湘水、沅水连接岭南、西南高原以及更遥远的世界，这些路线最后都指引了秦帝国南扩的路径。
西汉建立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不再被维持，政治中心也被削弱，但熟悉秦政治、财政制度的南方新精英却成为帝国网络维持的关键力量，他们在诸侯王国与南越国等混合政权中延续标准化的秦制与文化融合，特别是表现在货币、官僚行政体系以及如铁器等物质文化的传播。马硕主张，趋于稳定的帝国网络有利于汉代以成本较低的“霸权——领土”模式对长江以南进行整合，而且帝国还可以通过控制冶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影响东亚南部内部的移民路径，这也是两汉南方诸郡人口增长中除去蛮夷着籍与北方移民外一大显著因素。例如，传世文献中记载，公元2年到156年户籍人口成倍增长的郡绝大多数位于长江中游至岭南间的通道，可见秦汉帝国持续运用战国晚期以来的连通路线。而帝国网络的存在又同样为参与者提供了积累财富的途径，由此区域内的人口流动性得以加强，并带来了汉代南方水陆交通沿线的城市化与经济同质化。
不过，迁陵县作为帝国在东亚南部空间布局的缩影，也揭示出国家空间只存在于水陆交通节点的潜在危机。经过行政地理的研究，十五年间郡治的频繁迁移证实了洞庭郡行政构造的不稳定性，反映了在缺乏了解广阔腹地的状况下，政府对频繁强调之“盗”、“反寇”、“蛮夷”等可能的原住民群体之担忧。一方面，“新地”作为大量迁移戍卒、劳役刑徒等非自由劳动者所构成的“驻防社会”，其政府人员也多为绩效不佳的外郡官吏，本就难以应付高额成本的行政运作。另一方面，当秦帝国将湖南视作继续向南征服的基地，匹配领土扩张的劳动力流动必然会以牺牲原先地方政府的利益为代价。换言之，交易成本在强调高效的体系中居高不下，极易使领土行政暴露在帝国政治的动荡之中。值得补充的是，国家权力在湖南西北部的空间分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较保守状态，东汉武陵郡的人口未见如同位于湖南的长沙郡、零陵郡与桂阳郡般大幅增长（页315-316），可能即如上文所述，其并未处于长江中游与岭南互动的交通要道。而“武陵蛮”的记载也常见于传世文献，也是汉代政府势力长期难以推进至山区腹地的结果。黎康（Alexis Lycas）曾审视东汉时期频发的“南蛮问题”，也指出其应被视为政治和财政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儒家循吏行教化的最终目的也是整顿当地吏治，其愿景即是消解冲突，尽可能提升腹地居民的税收贡献。南方山地人群因居住地理形态而被冠以统一的民族属性，常易误导后人对地方社群的认知。当地的状况一直在前现代中华帝国中持续，因此，秦代迁陵县的微观视角更显宝贵，揭示秦制如何随互动网络进入并改造湘西山地。
为了协调地方行政供给与需求的差距，地方政府将国家采购扩展至私人市场。即使国家并未更改实物收入与官方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原则，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却已使大量现金涌入民间。如果说本书的前两大面向是对应帝国统治者与体系内的精英，经济的货币化可谓将帝国网络中的平民社群带入视野。然而，由于迁陵或大部分新地城邑的社会结构，物质资源的开发与交换并非一定取决于客观环境条件与本地生活习惯，国家政治与作为经济支撑的农业扩张战略影响了对环境的认识。但国家对冶金的赞助，与货币普及形成合力，显著地改造了当地经济，并改变了地方社群参与互动网络的方式。简言之，生产与交易作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两个环节，一旦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帝国网络的影响并沿用，使“次级精英与普通百姓广泛参与以帝国存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实践”（页249），即使在秦汉帝国对东亚南部两轮扩张之间的空窗期，区域间连通的网络也没有走向解体或衰退。这一视角相当有利读者回顾作者提出的问题，即“比起思考秦在新地的体制为何崩溃，更应思考其为何行之久远，并能留下一份遗产”（页144）。在地方经济与财政的研究中，比起经济制度史的还原，马硕在一系列研究中更将市场形成作为重心，发现帝国除了提供法律、基础设施等保障，采购与征税等国家需求的扩张也促进了私人市场的成长，如政府对纺织品和贡品的大量追求。此外，政府将非自由劳动力推向私人雇佣市场以换取货币，又推动了地方铁矿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终地方政府成为南方边地社会商业化与货币化的代理人，然而其中又会出现官员以个人身分牟取暴利，同时也会对帝国建设造成消极作用。总之，马硕的经济研究关注劳动力商品化、市场扩张、货币供应增加的环环相扣，这种脉络是理解早期帝制国家的形成对边地经济社会造成持久影响的关键。
相较于马硕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Empire-Building and Market-Making at the Qin Frontier: Imperi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hange, 221–207 BCE”，本书调整了篇章结构，里耶秦简的研究由作为博士论文各章的论据，到在此书中扮演承前启后的个案分析，反映了作者在找到“帝国网络”作为解释早期中华帝国形成的新取向后，关注重心由秦帝国的15年历史向前后分别延展，并更有信心解释由早期互动网络到帝国网络的演进过程，且更清晰地纵向展现了东亚南部的“半外围”角色如何接受、影响既有体制。在地域倾向上，学界过去更多关注西北的边缘社会与人群，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曾尝试重建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中心的叙述，谢伟杰则探讨西北地域社会在被边缘化后，其地方主义如何助力东汉的崩溃。这些研究关注到边缘人群在与帝国互动中被刻画为非华夏的“政治边界”，即如Garret Olberding强调，早期中国异于现代的领土主权并非由围墙或军事屏障界定，而是形塑于政治效忠仪式。近年来，由于更多考古发现重现天日，南方边缘的多个主要地域研究更贴近社会的日常与內里，包括西南的云贵高原与巴蜀、长江中游的湖北与湖南、岭南三大区域，这些研究逐渐从边缘或在地人群的视角透视基层社会的制度运转、族群互动以及在地人群与国家势力的关系。例如姚辉芸（Alice Yao）的研究跨越史前与汉代，突出了帝国边缘权力结构在西南高地诞生的过程，而Catherine Churchman更关注公元三世纪之后东南亚北部地区与中华帝国的互动，特别是铜鼓文化消长背后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历程。钱德梁与赵家华（Glenda Chao）又分别聚焦岭南地区与汉水中游谷地的互动空间。他们通过对遗址、墓葬的考古学分析，发现当地社群在与帝国的交换与互动中仍保留了区域传统与族群认同，且这种传统会对帝国的进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虽然马硕本书的论证角度有所不同，以帝国网络的形成为主线，但仍成功还原出东亚南部各级参与者等地方主体，而且使其角色变得更立体鲜活，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框架，理解前述研究中所呈现的处于复杂互动中的地方社群。诚然，无论是对南方简牍文书的细致剖析，还是对早期中国长江以南社会的深入探索，马硕此书皆立论严谨、富有洞见，且将为学界持续带来省思，引导出更多对帝国网络框架的研究实践。特别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此书所借鉴或引用的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过往研究对社科方法的忽视，以及改正学界过于强调学科间的泾渭分明，并将中国、东亚、东南亚三种研究割裂的成规。（作者罗棋布，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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