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得与失

张光直（1931—2001）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有文章认为，“在西方世界，近四十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张光直最大的成就就是及时将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尚待商榷和推敲。我们既要肯定他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

（一）关于文明起源的连续与断裂理论

张光直认为，在世界原创文明中，中国与玛雅文明是连续式文明。在这种文明形态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是巫师通过与神灵沟通，因政治程序累积而成。以苏美尔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断裂式的文明，政教分离，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是通过技术改革和贸易获致。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形态应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所谓西方的形态倒是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适用性。

张光直的这个观点是前所未有的，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它所蕴涵的积极意蕴在于：随着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全球性扩张，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和理论便成了说明所有历史现象的惟一法则。但是，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显然，这是对传统的形式主义二分法和“西方中心论”的一个挑战。人类文明只能用人类历史的全部事实加以说明，中国历史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虽然张光直的这个观点有利于破除中华文明“西来论”和“晚出论”的谬误，但是，此说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他认为，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他还指出，所谓世界式文明演进形态，主要的代表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西方形态只是个例外。这个论点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争议很大，因为它目前还没有考古学的实证材料支持，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可能从“西方中心论”的极端滑向“东方中心论”的极端。

（二）玛雅—中国连续体理论

张光直在彼得·佛斯特“亚美巫教”（Asian- American Shamanism）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亚美巫教底层”学说，并建立了玛雅—中国连续体理论。他认为，佛斯特关于亚美巫教体系的重建工作不应局限在中南美洲文明体系内，还应扩展到旧大陆的东部，尤其是古代中国。因为古代中国和中南美洲文明在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可归为萨满式文明。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古代的基层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祖先。中国与玛雅是一个文化连续体的成员，这个连续体我们可以称之为玛雅—中国连续体。

张光直关于玛雅——中国文明连续体的理论，充分认识到了古代中国和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并指出亚美巫术文化并非地方性传统，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现象。这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明原创时期的世界文明版图，进而科学揭示文明演进的原理；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相似性。但是，我们在承认二者共性的同时，还应该区分中国和玛雅文明个性的不同，不可将二者视为完全等同。中国文明除了连续性这个特点外，还具有综合创新的特点，这是玛雅文明所不具备的。玛雅文明保存了许多古老的氏族时代的传统，但它对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不够重视。因此，中国文明经过多年制度文明的不断创新，在国家制度上比玛雅文明要先进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经久不衰，而玛雅文明在遇到外敌侵犯时不堪一击，很快就灰飞烟灭的原因。

（一）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因而，人们在研究国家起源时，通常把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作为国家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一个特点。张光直根据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张光直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考古实证材料和古代文献资料的支持。应该看到，在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进程中，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并非完全被地缘关系所代替。血缘关系在中国国家起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形成了“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图景。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中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互包容的特点，在世界范围的文明起源中是否具有普适性，尚须进一步的考古证据支持。但是，张光直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中地缘关系与宗族血缘相互包容的观点，必须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并据此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

（二）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

目前通行的历史教科书认为，在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过程中处于关键时期的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线性进化和历史取代关系。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也是一种单一中心和发散传播模式。张光直在1986年的新版《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观点，指出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内外等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的碰撞和相互促进中诞生的。他还把夏、商、周三代看作三个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的政体。他认为，早期的文明要有一个以上的独立的国家参与的政治环境才会出现。至少必须得有两个国家，更可能要超过两个。在野蛮人包围下的一个孤立的国家不可能会有文明。国家与酋邦一样一般是在相关的社会关系网中存在。

张光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论述，在今天的考古记录中可以大致得到印证。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圈，它包括了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以及东南海岸。换言之，在这个大文化圈的每一个组成区域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从早期农村到三代的城市国家的发展历程。这种发展程序的特征，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连续不断的交流，区域内聚落分层系统的不断复杂化，相邻政体对土地、劳动力和稀有资源的不断竞争以及每个政体内阶级的逐渐形成，都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

（三）财富的增加主要靠劳动力的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就是说，在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天生的，即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有政治权力的人就有获取财富的地位（这与现代的西方社会正相反：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而言是财富导向权力）。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他认为，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至少从考古资料上，看不到在生产工具与技术上有突破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并不是借生产技术和贸易上的革新而达成的。从龙山到三代，中国财富的显著增加几乎全然是借劳动力的增加（由人口增加和战俘掠取而造成的）、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并进而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关键是政治权威的兴起与发展。而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通过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古代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观念：把世界分为截然分离的两个层次，如天和地，人与神。上天和祖先是知识与权力的源泉。天地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为中介，这就是巫师和巫术。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二者，就占有了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权威。可见，三代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文明。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特点无疑是一个极为新颖的启示，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对古代中国的适用性提出的质疑，也使笔者看到了张光直的重大理论失误，尤其是他对生产工具的错误认识。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但是，考古学出身的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分为四大类，几乎囊括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第一类，开荒种地工具，分4种，共29件；第二类，翻土耕地工具，分5种，共18件；第三类，收割收获工具，分2种，共6件；第四类，农副业生产工具，1种，15件，还有鱼鳔形器共15件。江西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

张光直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和世界历史地位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实际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20世纪前期已经开始探讨这一历史问题了。张光直的一些观点注意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并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提出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起源理论作出新的发展，在回应各种理论挑战的基础上努力写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的“中国续篇”。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巫术对中国文明起源起决定作用，而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这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否认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原始宗教在文明进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充其量只是社会矛盾的表层反映，起到了一定的中介表达作用。天人关系是文明起源的物质基础的反映，通过劳动实践这个中介，反映在人际关系中。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通过劳动实践活动这个中介，在天人关系上表现出来。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张光直认为，商代仍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并没有出现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此时的生产力不比新石器时代高多少。因此，他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正确性。

唯物史观并非错误，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的狭隘理解。许多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判断和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其实，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指标，除了生产工具和人以外，还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十分精辟的。一个社会的科学水平和技术含量越高，其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就越高，当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比如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夯土城墙和台基建筑技术、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桩井地基处理技术、陶寺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冶金技术、二里岗时期吴城文化原始瓷制造等都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这些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生产力当中科技含量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在整体上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文明的形成。例如，青铜冶炼要求采矿、运输、冶炼、铸造、工艺美术等各个环节的有机组织，还必须有政治、军事、外交手段做后盾。没有哪一个个人或家庭能够完成所有相关的工作，必须通过政府行政组织才能完成。因而从根本上说，生产力还是决定生产关系。至于张光直讲的“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这本身就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此外，研究发现，几大原创文明的起源都没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各个地区虽然进入文明的方式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在物质生产相对发达的前提下才可能谈得上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一再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一般都是从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里产生出来的，它们对非西方的经验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

张光直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理论的局限性和对东方社会的非普适性。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指责却有失公允。的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理论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们并非不关注东方和中南美洲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马克思在晚年做的笔记中对东方社会农村公社和村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说明东方社会不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外。正是马克思本人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因此，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仅仅来自西方经验，只适用于西方。（节选自李宏伟：《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得与失》 ，《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