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发动的规模、参与的人数和出版的刊物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从全国发行的大型的党报到地方报纸及文艺刊物，从临时出版的批判材料到中小学生的教材编纂，从宣传年画到儿童阅读的连环画，从音乐到美术……展开了全方位、立体的批判空间。本文试图以儿童读物连环画为例，探讨连环画中是如何叙述孔子的，以此考察“文革”时期中小学生对孔子的接受问题。
相对于文字文本，图像文本以其特有的视觉直观对于读者的感受性和冲击力更为强烈。“文革”期间，为配合批林批孔的需要，出版了大量的批孔连环画，连环画又称作“小人书”，其图文并茂的通俗艺术形式深受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连环画以简明扼要的构图和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绘画手法，与脚本文字相得益彰，共同传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和政治意涵，“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连环画，成为配合运动、丑化孔子形象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符号。
一、连环画脚本与孔子形象的塑造
连环画的脚本就是连环画的文字稿，如同剧本一样。在连环画的创作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是绘画者自编自绘外，一般都是先由文字作者编好脚本，然后由绘画作者根据脚本绘画，连环画脚本是连环画创作的基础工作。
“文革”批孔伊始，1974年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连环画《剥开“孔圣人”的画皮》，发行量100万册。“画皮”这个词汇显然是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连环画名字就已经告知读者孔子是一个虚伪、反动的形象，编绘前言对孔子的一生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概括：“站在极端反动立场上的孔子，为复辟和维护奴隶制度，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东颠西跑，奔走呼号，拼命反对奴隶起义，反对新兴势力，妄图阻挡滚滚前进的历史巨轮。孔子的一生，干尽了坏事，是逆潮流而动的一生，是反动透顶的一生。”这段前言也是连环画脚本的思想主题。
绘制连环画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掌握这一点以后，就能够发挥艺术的创造性来突出作品的主题，就可以较好地塑造形象”。在这种预设的思想主题的统摄下，连环画脚本建构的孔子形象可想而知。孔子小时候演习周礼的游戏，被叙述为：
这段叙述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母亲“反动的教育”孕育了“反动的孔子”，“装模作样”一语流露出对孔子儿时演习周礼的嘲讽。孔子招纳弟子、进行讲学的活动被解读为“收罗门徒，进行讲学，为复辟奴隶制的‘大业’培养爪牙”之举。孔子周游列国的生活，被视为“活像卖狗皮膏药的，沿街招揽生意”。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招徒讲学、有教无类的私人讲学被描述为：
孔老二回到鲁国，人老心不死，更广泛地招徒讲学。他打的旗号是“有教无类”，说是不分阶级，不管什么人，只要愿学的他都教。可是他又规定每个学生必须送十条干腊肉做学费，这就把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奴隶拒于大门之外了。这说明“有教无类”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即便是在“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批判声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也一直受到重视和推崇。到了共和国以后的1957年，孔子的教育思想仍被人们普遍认同。如果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全盘否定的话，这简直把孔子的合理性完全抽空。
同样，孔子修订《春秋》的行为也被解读为“孔老二怀着阴险的政治目的，用他的反动观点修订历史典籍”，“是一部反革命变天账”。连环画把孔子定性为倒退反动的“罪恶”形象：“这个逆潮流而动的孔老二，在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结束了他反动罪恶的一生，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那老祖宗——周公去了”。
“花岗岩脑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这个词汇可能与毛泽东的运用和创造有关。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花岗岩脑袋”是政治上极端顽固不化的人。这个词汇在“文革”中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术语。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中说：“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岗岩做的。”“文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据说就是要改造这些所谓“走资派”或“牛鬼蛇神”的“花岗岩脑袋”。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6月出版了由萧甘编文，顾炳鑫、贺友直绘制的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该连环画第一次出版印刷发行量多达250万册。连环画的名字就已经给孔子贴上了“罪恶”的标签，称呼孔子为“孔老二”，这在“文革”中多含有轻蔑和侮辱的意思。
本来，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内部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往往根据某人的排行次序称呼人，前面加个前缀词“老”既简便又亲切。但对于一般人以此相称，则多有轻慢和不敬之意。孔子的称呼历来以“夫子”“孔夫子”“至圣先师”“文宣王”相敬，直呼其名“孔丘”“仲尼”已有不敬，称“孔老二”则显出强烈的贬抑、讥讽和否定色彩的侮蔑性了。脚本以“罪恶”这一关键词贯穿孔子一生的叙述：
孔丘排行老二，所以又名仲尼，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孔纥是个破落的奴隶主。
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器，学着向贵族祖宗磕头行礼的玩儿。
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孔丘一心要复辟，一心想当官。到了二十六七岁，总算来了机会，当了个“乘田”，职务是管牛羊;后来又当“委吏”，就是仓库会计。孔老二不嫌官小，干得很卖劲。他要为今后向上爬打下个基础。
经过这样的重新叙述和解读，孔子的出身被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在重视阶级成分和阶级出身的“文革”时期，这个身份无疑是“罪恶”的。孔子儿时对祭器的爱好被叙述成对贵族生活的“迷恋”，对“六艺”与“典章制度”的学习被看作是“梦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样，孔子的“罪恶”出身和“复辟”形象得以建构。
在“罪恶”这一线索的叙述中，连环画对孔子的所有活动都做了有别于传统的重新叙述。孔子广收弟子的讲学活动被视为“聚徒结党，培植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孔子的“仁”学思想被解读为“妄图复辟殷周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的悲壮之举被认为是“顽固地为复辟奴隶制东奔西窜”“梦想到其他国家去兜售复辟黑货”。
连环画脚本中还称孔子是“不学无术”“不懂革命理论”“不会生产劳动”的“满肚秕糠的大草包”。“大草包”是汉语中的方言土语，通常贬斥那些胸无点墨和办事能力很差的窝囊废。毛泽东的诗句中最早用“秕糠”称孔子思想：“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种贬抑性的文字无疑矮化了孔子形象。
《论语》中樊迟问孔子种庄稼、种菜的片段，在这里被改写成：
有些学生，对孔老二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死硬态度表示不满。樊迟公开要求教些种田的知识，孔老二爱理不理，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要求讲讲怎样种菜，孔老二脸一沉，说：“我不如菜农！”
樊迟连碰两个钉子，只好走了。孔老二在背后破口大骂：“樊迟真是个小人！君子怎么用得着自己去种田呢？种田活该挨饿，读书才能升官发财！”
“樊迟问稼”一事，孔子再三声明自己种田不如老农，也未必有轻视劳动之意，这与孔子试图培养管理社会的“君子”思路有关。“文革”中常常抓住《论语》中这一对话过度阐释孔子鄙视劳动的“读书做官论”思想。如果联系到“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及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体力劳动”的强调成为当时的时代风气。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批判孔子不会种田，不会劳动，就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普遍呼应和共鸣。这段叙述孔子的语言均是极度贬抑丑化的词汇，如“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死硬态度”“爱理不理”“脸一沉”“破口大骂”。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把孔子编订的《春秋》解读为“孔老二还借编写历史典籍为名，大肆篡改历史，为复辟奴隶制记下一笔黑账”。这本历史变天账取名《春秋》，内容百般美化奴隶主，斥骂新兴地主，宣扬开倒车的反动历史观。对孔子之死的叙述带着强烈的嘲讽：“孔老二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他那复辟奴隶制的迷梦，被新兴封建社会制替代没落奴隶社会制的滚滚历史车轮，辗得粉碎。”再一次运用的“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的说法，建构了一个冥顽不化、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老顽固”形象。
这两本连环画基本上是以历史上所谓“批孔和反孔的斗争”作为共同的线索批判孔子，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情节的编排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是“文革”期间批孔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同一观点的大量复制和传播，相同用语的相互袭用，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批判的连环画有不同版本，但观点只有一种同样的反复的声音，这种众口一词的同一声音也会形成“众口铄金”的强势力量，形成统一观点，产生强势效应，同一观点的强化必然形成民众心理的思维定式。以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连环画，如此强势的灌输，自然就形成了对孔子形象的接受定式和刻板印象。
历史文献中关于孔子与柳下跖的一段对话，本来可能是历史的传说或是文学的虚构而已。“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孔子见盗跖的这一传说再一次渲染和重释，被改编成不同版本的连环画。
余林绘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于1974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20万册）。该连环画脚本把柳下跖与孔子的身份做了意味深长地对倒，柳下跖被叙述成为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孔子则成为被柳下跖当面指斥和审判的“强盗”：
柳下跖怒视着孔丘，鄙视地说：“你周游各国，宣扬什么‘仁义道德’，不过是那些狡诈虚伪的假仁假义罢了，结果到处碰壁，难得容身。要说强盗，没有比你更大的强盗了，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盗丘！”
脚本中用了许多贬抑性词汇矮化孔子，让孔子在柳下跖面前可谓是“丑态百出”，翻转了传统中刚毅仁勇的孔子形象，孔子见柳下跖描述为“包藏着祸心”“企图扼杀奴隶起义”，孔子来到柳下跖驻地“心中恐惧”“死皮赖脸地苦苦央求”门卫求见柳下跖，孔子“满脸堆笑”地“讨好”柳下跖，被柳下跖训斥之后“像霜打了一样，软瘫下去”“哑口无言，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地奔出帐外”“缰绳三次都从孔丘发抖的手上掉到地上”“灰溜溜悄然无声地远去”。这些脚本的叙述透露出极强的个人好恶和价值判断，不但在政治上宣判了孔子的“反动性”，也从道德上建构了一个令人唾弃、内心虚弱、招摇撞骗的“巧伪人”形象。
《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由严振国改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发行量50万册。朱希江编文、周申绘画的于1975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20万册）。情节故事雷同，脚本在矮化孔子语词上更为犀利，首先通过柳下跖之口展开对孔子的批判：
“孔丘？这个老混蛋倒找上门来了！”柳下跖气愤地说：“他是鲁国有名的巧伪人，平日花言巧语，造谣惑众，什么文武之道，忠孝之义，专拍贵族的马屁，污蔑奴隶造反，实在罪大恶极，我不见他！”
见到孔子后，描写柳下跖的言辞更为激烈：
柳下跖指着孔老二的鼻子说：“你孔丘说话不离尧舜，做事学着猪狗，沽名钓誉，招摇撞骗，当面奉承拍马，背后污蔑诋毁，靠这套诡辩本领，到处兴风作浪，绝没好下场！”
连环画故事结尾写道：“孔老二诱降奴隶起义的诡计，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故事无论是连环画脚本的文字叙述，还是教材或其他批判读物的文字描写，其思想主旨在故事的名称之中就已经相当显豁，其情节也重在展示柳下跖如何痛快淋漓地“痛骂”孔子，通过二人身份的重述建构了孔子“伪善”与“虚弱”的所谓施展“两面派伎俩”的“诱降者”形象，通过讲述“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故事也重在表明：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被奴隶主贵族看作卑贱低下的奴隶，最勇敢、最聪明，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自认为高贵的孔老二和他的信徒，最反动、最愚蠢。他们阻挡不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也挽救不了一个个剥削制度的灭亡！
孔子被“滚滚历史车轮轧得粉碎”的叙述反复出现于各种批孔的漫画或者文字叙述中，这一意象无疑宣示了历史进步的合理性，也告知读者：阻挡历史的前进步伐就是可笑的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借此建构了一个反动倒退的孔子形象。
△ 青年学生参加“批林批孔”大会
二、连环画美学与图绘意识形态
图画和文字是一部连环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由于篇幅有限，连环画的文字不允许做过长的描述，需要简明扼要，再加上连环画的主要读者是识字有限的少年儿童，这就要求语言文字上应浅显易懂以适应儿童的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求文字如何为画面创造易于形象化的条件。
“文革”时期连环画绘制自有其一套特有的美学机制。连环画创作总是要塑造人物，其塑造人物遵循了“文革”时期的阶级分析原则，要求在人物造型和人物塑造时要集中力量刻画好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物在特定情形下的思想变化和情态表达：“刻画表情，首先是阶级分析，表现阶级共性各种人物的不同气质、性格，要抓住主要矛盾。”
“文革”批孔连环画自然也遵循了这样的美学原则。《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既然把孔子的阶级身份定位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绘制孔子形象的过程中一直用阶级批判的眼光对待孔子，通过连环画构图展示了孔子所谓“反动和没落”的命运：
图1是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封面，画面展示的是阴云密布、风卷秋叶的颓败场景，孔子垂头丧气地趴在周游列国的旧车上，营造了一个灰暗狼狈、穷途末路的场面。
图2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孔子被柳下跖痛骂之后“落荒而逃”的画面———狂风乍起，落叶满地，老牛破车，一直向下的坎坷不平路显示出无路可走的失败命运。“老牛破车”的道具构图显示出“文革”连环画特有的美学的政治。连环画家贺友直是《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主要绘制者，他在其连环画创作的经验介绍中，特意指出道具在连环画中的重要意义：
道具绝不只是一件附加的装饰，而能起到表情动作所不能起到的重大作用。道具，它能“点”明情节内容，人物身价，思想情绪;它能丰富主题，增强情调趣味。连环画在很大程度上与戏剧电影相同。它同样要求人物身上有戏，要表演内容情节，要有生活的真实感。所以，在刻画形象时，除了着重描绘人物的动作表情之外，还必须竭力“寻找”“设计”合适的道具。
道具是人物身份的符号，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自然与交通工具不可分离，车子成为孔子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因而，在“文革”批孔连环画中，绘画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一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典型道具去表现人物。
上面图3至图6展示的四幅出自不同版本的连环画插页，孔子乘坐的车不管拉车的是一头疲惫的老牛还是一匹瘦骨嶙峋的马，“老牛破车”的意象画面展示的都是一种日暮途穷的没落命运。饶有意味的是，车子行走的路径总是下坡路，图3和图5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不稳定感，这是绘画中运用“斜视”的透视原理营构的美学效果：“这种角度把地平线处理成斜形，地上景物跟着倾斜，造成一种不平衡的形态。有的画面为了表现反动派摇摇欲坠，行将灭亡的虚弱本质，作了这样的处理。”画面美学的政治意涵与脚本文字传达的孔子“开历史倒车”的历史定性可谓交相辉映、互相解释。
在批孔连环画中，除了运用这种与人物身份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道具表现人物之外，绘画中还刻意添加了一些富有意味的“小动物”以渲染氛围、隐喻主题。连环画家贺友直曾专门论述“四小”（小动作、小孩儿、小动物、小道具）对于深化主题和烘托人物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小动物”的运用“不单单是从传统观念出发，也不单单是为了达到象征的目的，而主要是让‘小动物’参加到情节里面，扮演‘角色’，起到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理的重大作用”。
在中国绘画中，用“小动物”来比拟、象征事物或人们愿望的方法极为常见。一些动物乃至植物，在悠久的历史河流中逐渐积淀成为特定历史意涵的文化符号，并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原型。比如，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乌鸦成为倒霉和不祥的象征物。
批孔连环画中也启用了“乌鸦”这一象征符号：图7和图8展示孔子死后一片荒凉破败的坟地景观。衰草朽碑与乌鸦相伴，昭示着令人恐惧的腐朽和死亡，与脚本文字叙述孔子“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形成图文互释，互为文本。乌鸦作为死亡、恐惧和厄运的符号逐渐凸显，乌鸦的啼叫也被称为是不祥之兆，人们认为乌鸦的叫唤，会带走人的性命、抽走人的灵魂，因此乌鸦被人们所讨厌，认为是大不祥之鸟，画面也隐含着对孔子作为历史和现实的“不祥”评价。
绘画语言是在平面上固定不动在空间又非常有限的无声无息地形象，它只能截取瞬间一刻的活动来表达人物、反映主题，因而绘画对于形象语言的要求较之其他文体似乎更为严格。贺友直认为绘画形象语言的营造更重要的，也是更难的方式是“通过某几种形象，用巧妙的手法使它们联系在一起，构成超出比形象本身含义的另一种思想、内容和意境”。即是说，在画面上某一样东西再加上另外一种东西，产生艺术上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格式塔”效应，也即是古人所谓的“意在言外”“画在画外”的艺术效果。
下面的画面语言就采取了这种独到的形象语言：
图9、图10和图11三幅画面都有蜘蛛网，蜘蛛网存在的地方总是在阴暗不明的角落，蜘蛛网引申出居心叵测的“网罗人心”之意，图9中孔子正耳提面命地教育弟子正呼应了脚本文字中视孔子讲学为“广收门徒”“培养爪牙”之意。蜘蛛总是通过结网捕获昆虫以求生，让人联想到连环画脚本文字中对孔子“网罗门徒以复辟”的描述。图12把孔子物化为一只庞大的“毒蜘蛛”形象。
“蜘蛛网”这一绘画形象语言的运用与孔子的形象叠加，超出了形象本身产生的具体的含义，达到了引导读者向画面展示的更深的主题思考的艺术效果。诸如此类的象征性细节形象语言的运用也体现在下面两幅图画中：
孔子居住的房屋旁边总是有枯树朽木相伴，孔子居住的房间压抑、低矮、闷塞，也体现了连环画的美学的政治：“反面人物头部的周围可以画得闷塞，使敌人有走投无路的感觉。”
批孔连环画构图在塑造人物方面深受当时流行甚广的样板戏“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影响，构图美学原则要求：
用反面人物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在连环画中，必须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宰，气势上压倒反面人物。反面人物的造型、动作、表情的设计要从“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的原则出发，不能把他们画得与正面人物分量对半，或非常嚣张，以致造成历史颠倒，牛鬼蛇神专政的局面。
从这样的美学原则出发，在构图中，常常利用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把主要英雄人物画得大一些，来突出英雄人物的宏伟气概，或者运用仰视和俯视的不同视角，通过高低对比来突出英雄人物。下面选自《柳下跖怒骂孔老二》中的两幅画页体现了这样的美学：
对孔子采用俯视的手法，这非常体现“文革”绘画美学“将反面人物处理在俯视的角落里，表现敌人的渺小”的要求。柳下跖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孔子退居画面一角，图15近露出半张惊恐失措的面孔，柳下跖作为一个“高大全”英雄人物得到凸显，孔武有力，身佩宝剑和弓箭，伸出健壮有力的胳臂指斥孔子。图16中柳下跖威武挺拔的英雄风采与孔子“卑躬屈膝”的“猥琐神态”恰形成鲜明对照。两幅构图也呈现出“文革”特有的色彩美学的政治，英雄人物的衣着和肤色总是鲜亮的色调，且以象征革命与进步的红色为主色调，反面人物则是幽暗的调子。画面充分显示了“文革”绘画中阶级分析的方法，绘画作为造型艺术是通过外部形态的塑造来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文革”绘画要求“在塑造人物脸型时，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人物的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年龄以及性别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从阶级的共性与个性进行塑造，达到外形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对孔子“猥琐神态”的外部刻画是为了建构其“内心虚弱”的形象。
“文革”批孔连环画通过脚本文字和绘画构图建构了“反动和没落”的孔子形象，这种形象建构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孔子的正面形象，连环画因其简明通俗的艺术形式和数以百万的发行量而被广泛传播，连环画的读者大都是对传统文化了解尚少的中小学生，他们通过连环画接受了经过改造和过度阐释的变形扭曲的畸形文化，这无疑是传统文化的劫难。一个民族的复兴理应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如何审慎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孔子遗产，如何让儒家文化资源返本而开新，通过“文革”批孔连环画的探讨在审查那场亦癫亦狂的文化伤痛中，或许会提供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节选自《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