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探析

历史现象的复杂、曲折和多变，常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27年7月大革命（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此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共用）非但没有因为运动失败而从人们的思想中消失，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知识界与学术界传播开来。这一看似反常的“怪”现象，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难以理解，觉得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谜”。

众所周知，国民党实行“清党”后，除在肉体上屠杀中共党员外，更“求根本消弭之方”，试图从思想上彻底根除共产主义。于是，大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遭到没收、查禁，马克思主义被列为“禁学”。

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均属“反动”，须“查禁查封或究办之”。粗考1929年3月至1936年6月遭取缔的所谓“社会科学反动书刊”名单，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以及“宣传共产暴动”的书籍，其次是“普罗文艺”。而“宣传马克斯唯物论”、“宣传马克斯学说”、“表现唯物辩证法则规律”、“以唯物论之观点解释中国近代之历史”、“宣传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立场来解释史地”等罪名，均出现在名单上（各不超过两种）。同时，对“国家主义刊物”、“无政府主义派刊物”、“社会民主党刊物”、“第三党刊物”、“帝国主义刊物”、“傀儡组织刊物”等也予以取缔。1931年9月公布的228种查禁书刊，大部分为“鼓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提倡布尔什维克”、“宣传共产主义”、“普罗文学”等。

查禁马列书籍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进行的。蒋介石公开说，要“在一定时期内，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他威胁青年人，如不退出共产党“皈依三民主义”，就给以“最严厉的处分”。1929年7月，外交部长王正廷向国际社会宣示：“世界各国之对于共产宣传虽有禁有不禁，而吾国法律实在必禁之列。”

在政治形势急转的形势下，国民党理论家们纷纷跳出来，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专制政策做理论包装。戴季陶说，中国不具备搞阶级斗争的条件，不能搬用苏联的政治模式。周佛海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过是“为本身利益而奋斗”；“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策略，是以人类的利己心为根据”。又说：“共产主义者主张阶级意识必然克服民族意识，实在是抹杀事实的理论。不待说，民族意识不一定能够完全消灭阶级意识，但是阶级意识并不是必然的超越民族意识。”萨孟武说：“中国共产党欲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是“欲用单方以医疗百病之身”，是“欲用赤色帝国主义之侵略，以代白色帝国主义之侵略；欲用共产党之专制，以代军阀之专制”。

但是，与肃杀的政治形势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时尚。有学者描述道：“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行动指南渗透进当时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对知识、文化界发生十分重大、深刻的影响。”“1928年至1932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

这种描述是符合史实的。当时，一位学者曾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不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研究它，力求了解与应用它，即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另一位自由派学者则说：“共产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俨然哄动一时，有许多人觉得他是万验灵丹。”一位托派分子也说，“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甚至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已经“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

这真是一个似乎不好解释的历史现象。一方面是没收和查禁，一方面是成为时尚。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许多非共人士也热衷于研读已被公开宣布为“反动”、“非法”的共产党理论？中共最早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成为托派的郑超麟早已注意到这一“不合常规”的现象。作为历史亲历者，他同样感到困惑。他说：“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1848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1905年以后的时期。”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例外，是由于“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不过他承认，自己的解释并不圆满。显然，俄国同样地广、交通不便；1848年前后的西欧，也难说地不广、交通很发达。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恰恰是在上海这类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大城市中进行的。所以，郑超麟的解释确实“不圆满”。奇怪的历史现象背后，肯定有并不奇怪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

所谓马克思主义成为潮流，不仅指流传广泛，而且指其在思想理论及文化学术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发展。最能说明这种深入性的，是社会史大论战。

托派分子王宜昌曾说：“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他认为，学术著作如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迁》，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任曙《中国经济研究》，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

而在完成于1932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王宜昌又提到“五卅”前后“立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上”的几种著作和刊物：廖划平《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或《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汪精卫《国际问题草案》，彭湃《海陆丰农民运动》。刊物有《中国农民》、《工人之路》、《中国工人》。其后，又有李达《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郭真《中国资本主义史》，李麦麦《中国经济其发展其现状及其危机》，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刘大钧《我国农佃经济状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唐道海《劳动问题》，长野朗《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中国产业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邓演达在《革命行动》上发表的文字，等等。

王宜昌开列的清单，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除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而外，还有各色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甚至包括国民党系统的陶希圣等人，都在运用所谓“历史唯物论的指导”或“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和著述。这种“指导”和“观点”，竟然表现出一种跨越党派界限的特征。难怪王宜昌认为，社会史论战是不同党派的学者在共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用另一位托派分子李季的话说就是，论战参加者必须首先“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不然的话，“则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显然具有引领思想理论方向的意义。

当然，托派觉得只有自己才对马克思主义运用得最正确。《读书杂志》刊登的李季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广告说：“本书以唯物史观作批评的工具。”刘仁静评论任曙《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也说“这两本书，都是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孙倬章则说：“在现在的中国，严灵峰和任曙两君，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杜畏之声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我想用历史唯物论的解剖刀把纪元前的中国加以大略的剖析。”这种以最纯正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托派的骄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不可撼动的权威理论地位。

当时，一位署名“余沈”的作者说，在社会史论战中，刘梦云（即张闻天）、钟恭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严灵峰、任曙是观念主义或主观主义的代表，只有托派的刘镜园（刘仁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并说：“在最近二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认识，得到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认同。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上，我们为求科学地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过程，正确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须照在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之光下，加以观察。”“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正是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各派学者的基本共识。

王礼锡是论战主战场《读书杂志》的主编，又是出身于AB团的国民党员，但同样尊奉马克思主义。他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王的好朋友、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则表白，他自己“至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自称没有党派背景的孙倬章也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个战士，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从客观上，作切实的彻底的研究，不拘束于系统和成见。”

当时，有读者给《读书杂志》编辑部写信，发牢骚说：“论战中各人都以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正可谓人人皆以自己法尧舜。对此，王礼锡总结说，社会史论战与从前的论战（如人生观论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论战，乃建立于“认识唯物辩证法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从前的论战，却“公然以玄学的唯心的方法来标榜”。当然，“并不是谁都真把握了唯物辩证法”，但方法论、价值观上的进步不可否认。

《读书杂志》是自由主义刊物，“辩证唯物主义”却是它最耀眼的卖点。杂志上印出的文章乃至书籍广告，处处张扬着马克思主义。例如钱啸秋翻译的恩格斯著《德国农民战争》，就有广告说：“本书是辩证唯物论的大师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写成的一本世界驰名的杰构。他以锐利透辟的眼光，纵横奔放的笔调，剖析德国历史上最繁复的事变。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当时各种党派的主张与活动，都有详细的论述。”又如郭沫若，当时已被视为“新思潮派”代表，正在日本逃亡，公孙无量的《郭沫若将有新著》却对其公开报道：郭“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论”。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和理论家布哈林，王礼锡在《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中详细介绍了其《唯物史观》一书的中文翻译情况。王礼锡还在《最近在抢译中的几部书》中介绍了《托罗茨基自传》的翻译信息，并曾计划编辑出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但恐益滋物议”，才未能实现。

普列汉诺夫的信徒胡秋原，当时被人称为“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之所以研读马列，正是时代思潮卷进来的，即所谓“潮流所趋”。

那么，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陶希圣及其所代表的“新生命派”，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工具，是否也可归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并且当时即有争议。前文已言，王宜昌承认陶氏是历史唯物论的使用者，另一位托派分子杜畏之对此却态度暧昧。杜说，陶希圣等人“是第一批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古史的人，从1928到1930年的古史论坛差不多全部在他们手里”。所谓“社会学的眼光”，实际便是历史唯物论的别样讲法。但他又说：“从1930年起，很多无产阶级的战士摆脱了刀火生活而转移精力于理论斗争，遂使讨论社会史的文字内容一新：从前是资产阶级的言语，现在却是无产阶级的，或模仿无产阶级的议论了。陶希圣诸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新生命派失去了他们的历史生命。”似乎陶希圣的话语系统还够不上“无产阶级的言语”。不过，杜畏之并未明确否定陶希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属性。明确予以否定的，是另一位托派分子。此人写道：“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论的，其实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什么。”一位党派背景不明的作者则直截了当地说，唯物论在陶希圣那里“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

笔者认为，要认识陶与马列理论的关系，应首先搞清他与“新生命”的纠葛。“新生命”一词有两个指向：一指新生命书局，二指《新生命》杂志。后者是地道的国民党右派政治刊物，以赤裸裸地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为特征；前者则是偏于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版机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深入辨析。

陶希圣与两家机构均渊源甚深，但偏于书局而轻于杂志。他是书局的负责人，杂志的负责人则是他的朋友周佛海。周佛海早就投靠了蒋介石，陶希圣此时则隶属于汪精卫的改组派，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投奔蒋，比周佛海差不多晚十年。与《新生命》杂志反苏反共反马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书局出版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包括第二国际领袖们的作品），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山川均《辩证法与资本制度》、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等。这些书籍中，同样不乏因其“左”倾而遭查禁者。所以，有人甚至认为，北伐以后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就是国民党所办的新生命书局。

新生命书局出版马列书籍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托派密切合作。有的托派成员甚至说，该书局是被托派“利用了的”。而《新生命》杂志除反共外，还明确反对托派。一篇文章就不含糊地写道：“斯大林一般人固然要拿中国当作空想主义的实验场，而托洛茨基的主张更偏于理想，他反对三民主义的程度及罪恶，不减于斯大林辈。”当时中共怀疑《新生命》杂志是托派的秘密出版物，显系误会。不过，新生命书局虽然有它的复杂性，我们却不能因其曾经出版进步书刊而将其认定为左翼出版机构。

当时，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不是一个普通书店，而是“一个负有某种重大使命而力图发展的文化机关或宣传机关”。“在今日党国正统思想界”所占据的地位、“在训政时期所负”的使命，都使它显得很不一般。事实是，它具有两面性，为国民党服务是基本面。但不论怎样，新生命书局与《新生命》杂志是有区别的，以往把《新生命》杂志说成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阵地，并不确切，尽管陶希圣确是该杂志的重要作者。

这一时期的陶希圣和他负责的新生命书局一样，同样具有两面性。他于1928年12月加入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政治上正处在由左翼向右转的过程当中。由于处在转变过程中，所以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确实运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帮助出版了不少马列书籍；另一方面，他对马列主义的接受向来就不全面，有选择，而且最终是为国民党服务的。随着蒋政权的日渐稳固，他显然有意与马克思主义逐步拉开距离。笔者认为，陶希圣1934年冬创办《食货》半月刊，是他开始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标志。

陶希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定产物。1928年5月7日，改组派首领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杂志，后因宣传改组派主张而遭查禁。由于身属改组派，陶希圣此时的思想状态，与同是改组派成员的学生何兹全大体相当，即赞成三民主义，对共产党无好感，对蒋介石有意见，可又不排除对个别中共党员持同情态度。他对马列理论的运用，以排除阶级斗争学说为前提。所以，笔者大体赞同这种观点：陶希圣此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但笔者同时认为，须采用瞿秋白对陶的定性来进行限定，即陶希圣是一位孙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亦即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里不妨参验一下胡适对陶希圣的态度。胡适当时被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学者一致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胡本人对社会史论战也很不以为然，认为那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这种观点，是胡适所代表的“新月”派人士的共同立场与基本思想状态。所以，有后世学者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最激烈的，正是陶希圣所在的社会史学派；“胡适学派和他们曾是世仇”；陶自谓在北大时“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这显然与陶沾染马列理论有关。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是一个过程，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没有纯粹的东西。双重人格、前后判若两人，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陶希圣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只能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和评论。

尽管有陶希圣这种复杂的特例，我们依然可以说，社会史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独霸话语权的地方。它所高举的理论指导，所运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论战者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一个完全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发言权，也不会直接介入到里面来。

社会史大论战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前所未有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及历史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剖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引人瞩目的工具，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很大的扭转作用。社会史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与答案，不管学者间的分歧多么巨大，但就问题本身的深刻性而言，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讨，不仅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超越，而且将近代以来的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希圣这种复杂的特例，愈加真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深刻性与切实性。当时，社会上许多人主观上并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马克思主义，但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若要深入认识社会历史，便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甚至洞彻实质。舍此，其他各种理论均软绵无力，不得要领。特别是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别说回答，简直就连最基本的话语概念都建构不起来。理论的权威和政治的权威一样，不是靠人为就能建立起来的。理论要靠理论的正确与彻底。理论一旦抓住人心，就会掀起思想变革、社会变革的风暴。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遭到无情的政治封杀，却能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占据势不可挡的气势和地位。亦因如此，陶希圣一类排斥阶级斗争理论的国民党人，也才不能不有所取舍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当然，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能取得学术成绩和对社会有一定的正确认识。但是，要想接近与破解中国历史奥秘，却非唯物史观莫属。近代以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侧出横生，各有成绩。可是，它们或者只能指出历史资料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或者只能描述和揭示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却无一能揭示作为支配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历史运动规律，无一能提供可以运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恰好在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学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推进到了“社会生活的深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的研讨与应用，彻底改变了历史论证的所有传统方式，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和破解了中国历史的奥秘。因为有这样一个深厚的唯物史观话语系统做基础，中国社会的必然远景才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大革命失败后，“相当多的中间派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有人甚至认为“社会史论战有使论战者转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功用”。但是，这毕竟是大浪淘沙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不是主流和最终趋向。

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科学性、权威性与深刻性，使得国民党改组派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也不得不借助于它，使得蒋介石集团在扼杀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显得非常窘迫和尴尬。可见，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具有必然性。这也说明，以往所谓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的讲法，确实过于简单了。事实是，社会史论战最深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程度。

三

蒋介石集团扼杀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仅是其一端；更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当时罗隆基就说，“三民主义是官家的五经四书，共产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动摇其毫末的”。这种社会思想潮流的形成，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实为国际影响与国内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带动下，已经出现过全国范围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十月革命和相继发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革命，带动了整个东方的历史变动。正值此时，许多东方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开始领导本国的民主革命。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与绝佳契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让人们觉得世界性革命即将开始，必须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迎接全世界无产者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中。这个大背景决定着马列理论在中国的命运。

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看，1927年后的几年间，国民党忙于内战与内部派系整合，系统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对社会的控制还不严密，新闻监控既无能又低效。截至1930年底，蒋介石陷于北伐以及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不仅使得中共红军发展到十万人，而且在思想领域也留下较大空间。在经济多元化、文教与科学艺术发展、社会思想转型、政府软弱、政党控制力有限的背景下，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蒋介石打着统一中国、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曾经与桂系集团相互指责对方“在促进共产主义的发展”，足见统治者之意念与现实情况之反背。

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禁止阅读《水浒》、《三国》一类鼓励造反的书籍，却不禁止阅读马列著作，导致一些共产党人在监狱中提升了理论水平。防范共产党“暴动”是国民党的中心任务，其触角却无法深入到各个方面。同时，由于书报业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且均为民营性质，亦即鲁迅所谓“出版界不过是藉书籍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所以要打破产业链，实行一党独裁，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能够逆势发展并成为新的时尚，显然与国民党统治的薄弱以及诸多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大革命惯性的存在与延续。当时李初梨就曾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直到华北事变前，新文化运动依然“承继着大革命的传统，使它继续向前发展”。陶希圣也曾说：“民国17年，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13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马列主义是大革命期间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革命失败后非但没有弱化，反而造成反弹，进一步强化了马列视角的理论省思。所以李初黎又说，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中发生彷徨、动摇、颓废和幻灭，没有批判现实的武器，导致一部分人“提倡了辩证唯物论的新世界观”。郑超麟也曾说，1929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之所以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是“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这就是说，蒋介石、汪精卫可以用屠刀结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人民仍然希望前进，还要追求，而当时的历史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统治逐渐稳固，社会控制力大大加强，文化围剿袭向全社会，对马列的查禁也更加严密。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不再带有时尚性，但思想地位已经不可撼动。解放区则开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堡垒。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最现实且最为深刻的理论工具，不但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代替它，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足以和它抗衡，所以在上述环境中，造成了国民党既想扼杀它，又奈何它不得的尴尬与矛盾局面。曾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组织共产党后又退出的戴季陶，就曾一度被共产国际认定为“左翼理论家”。右转以后，戴季陶实际处在了没有理论工具可用的真空地带。反映在言论上，就不能不显得很矛盾。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精密完备处，在能够统治一切社会科学，说明一切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当中，的确算是比较最有科学的价值而同时是尊重科学的方法的”。可是，由于政治立场的需要，他又得贬斥马列，所以又说“马克思自己有限的著作”并没有这样大的威力，它的权威性完全是靠着“近代几十年来许多信崇马克思主义的人”，“从种种专门的学问上，分工合作建设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缺陷“到了俄国布尔色维克执了政权的时候”，便“表现到我们的面前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能够实行的方法，不能作一切思想当中最高的领导”。同样，陶希圣在使用马列工具的同时，明确表示反对所谓“今日之马克思主义者”，并把新思潮派说成是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这种贬斥，由于自身思想的不彻底，且无更加高明的理论提升高度，故而明显地苍白无力，不大搭调。

所以，扼杀马列的结果，正如同“清党”或“清共”，也伤害了国民党自身。谭平山说过，“国共分家，共产党员固被清出，而国民党内部分化更形紧张”。随着共产党员被“清出”，国民党队伍失去活力，固有的思想混乱状态愈发加剧，可谓害人又害己。尤其重要的是，它带来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后果，即作为国民党立党之本的三民主义失去了马列主义的坐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

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情况，许多人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探究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应忘记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引出了一个思想理论问题，即如何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为此，孙中山曾按照三民主义所能接纳的可能性，尽力与共产主义进行调和。

一方面，孙中山坚持在1923年1月26日签字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写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孙中山多次表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1924年8月30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他甚至说：“现在如果有人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位同志的民生主义可能与我的民生主义不同。”孙中山这方面的思想，学术界已有详细探讨，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孙的政策与思想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国民党队伍，二是三民主义被纳入了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坐标。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复杂，但总体上，国民党属于受益方。

1923年10月，由蒋介石带队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将民生主义直接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将其定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11月26日，蒋介石又在莫斯科具体解释民生主义为什么只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他所采用的理论工具，正是共产国际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区隔的革命阶段论。他说，中国革命应该首先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类政治口号；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所以，在第一阶段，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只须三五年，第一阶段革命就能取得成功，然后即可转入“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第二阶段革命成功后，中国将与俄国结盟，共同“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的上述思想，是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理论说明，也与他早年阅读马列书籍不无关系。从五四运动开始，蒋介石就“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在1919至1923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有许多阅读《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俄国共产党史》的记载。直到1925年底，他还公开说：“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他并强调：“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你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总理决定下来了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这种形象的蒋介石，一直维持到“中山舰事件”发生，所以陈独秀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

事实上，两阶段、两步走的思想，是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左中两派普遍存有的理念。廖仲恺在1925年3月2日发表的《〈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中就曾说：“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之光，就是这一点。”同年11月，胡汉民又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苏联，甚至说：“必须使国民党最终并入中国共产党。也许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还说：“我们认为自己接近共产国际。”“国民党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力求加入共产国际。”转年2月17日，胡汉民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致词说：“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相一致的。”

国民党所表达的两阶段与两步走的革命性质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与动机，都不可否认它确实来自莫斯科，是利用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大框架。所以，它几乎毫无阻碍地被莫斯科接受下来。有一次，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对蒋介石说：“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罗斯共产党很接近。”蒋介石回答：“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

两段论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国共两党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结，而且将三民主义放置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内，增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内涵和科学性。就理论价值而言，这实际上是三民主义的升华。正如1927年1月27日《真理报》上一篇文章所说：“共产主义纲领能更好地、更清楚地表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事实确实如此。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充其量是个政纲，纳入到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得以实现。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反共，极力消除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关系，主观上是为了铲除共产主义，客观上却削弱了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和历史价值，起到了令三民主义贬值的作用。就此而言，过去人们认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乃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确是洞彻实质之言。

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注意到了三民主义当中存在的问题，可是，由于他同样使用两段论，首肯国民党是人民政党、革命政党，所以只能承认，三民主义“反映了处于开始阶段的争取国家解放的运动”，“中国的运动还不够发展，在中国民权主义也许还是一个进步的口号”。伴随着蒋介石集团日益右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于1926年夏结成“托季联盟”，在关于中国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展开了激烈论战。托洛茨基认为，三民主义虽然反帝反军阀，但同时也反对阶级斗争，这不仅与马列主义相矛盾，而且必然会带来实际的政治危害。1927年4月5日，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认为孙文主义“就其纯粹形式来说”，是特殊的、变了样的、适应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实际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由此，托季联盟开始系统否认国民党是各阶级的联盟，认为国民党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同样不能抱任何幻想，断言国民党早晚会背叛革命。托季反对派的观点遭到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严厉批判。

从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到翌年7月蒋汪合流，以其中发生的种种事变为依据，托派提出，实践证明了托季联盟理论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托派偷换了概念。不可否认，托洛茨基等人关于要警惕蒋汪可能随时背叛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矛盾的警告具有正确性，但是，不能因此得出国民党是单一资产阶级政党而非各阶级联盟的结论。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矛盾，才须从两段论角度予以改塑。斯大林与布哈林的错误，在于对国民党利用两段论来强固领导权的动机缺乏防范。而且，从两段论出发，还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并没有放弃主导权），对蒋汪的反动本质，即在革命走向高潮时会发生叛变未作评估。因此，当事变发生后，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没有谁会想到这位本来最让俄国顾问们放心的革命领袖，会突然间造起反来了”。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吸取教训，所以直到距离汪精卫背叛革命前一个多月的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还在公开演说：“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这个错误的发生虽然不纯出于主观原因，但错误本身是存在的。不过，斯大林的错误也恰恰说明，国民党所谓不许批评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一类限定，诚可谓对莫斯科的中国革命理论尚属一间未达，因为斯大林是真诚相信并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的。总而言之，剔除各种起干扰作用的复杂历史因素，正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大革命时所说，是工人农民帮助资产阶级爬上了政权。而这样的资产阶级试图一刀斩断与工农阶级的理论联结，并非易事。事实表明，在中国，谁与马列主义结合，谁就得利；谁与马列主义分家，谁就受损。这不仅有中共的历史为证，而且有国民党的历史为证。

五

两段论同样是中共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后来将其发展并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理论当中，增加了领导权的特质。毛的论断，显然与先前的经验教训相关。

毛泽东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论断，集中反映在他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毛说，早在1936年5月，中共就曾通过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认为中国革命“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实行三民主义，也是共产党人的“总目标”。“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据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的思想被张闻天表述得愈加清晰。张闻天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可以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因为中国社会今天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着的。共产主义是我们将来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终究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前去的”。因此第一步是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步是第二步的“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愈是进行得彻底与坚决，则将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就愈有保证”。

此时两段论的框架，一如大革命时期，并无改变，但清晰性、坚定性与前瞻性却大大增强了。所以，它与大革命时期的两段论，既有承继关系，又有所区隔。

大革命期间，鲍罗廷明确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同孙进行过大的理论争论，这样做是危险的。”1926年1月1日，他在国民党二大代表宴会上演讲，公开对与会的国民党代表说：“我们决不要为了将来的信仰不同，而在第一步同一工作的时候就争斗，其实即使党中有聪敏的人，也说不出将来不同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就是我们总理也不料将来有不同的纠纷，他决定这种主义和策略的时候，也不料有什么不同地方。我们当合在一起，为民众而牺牲，决不能现在下定第三期的同异。”2月3日，白崇禧要鲍罗廷解释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到底有什么异同，鲍罗廷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这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微细的研究。但是据我所知道，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天假中山先生以年岁，他与列宁的思想根本哲理上可以得一谅解。”

很明显，上述言论与蒋介石、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表态没有什么两样，而白崇禧的疑惑以及西山会议派等右翼的强烈反扑，倒像是国民党内的“托季联盟”。莫斯科所采取的策略，是改造国民党，给国民党的理论“注入某种实际的涵义”，以便在重塑中“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作《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就是这种策略的直接结果。该决议对三民主义逐条进行新的解释，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正因为没有什么区别，故决议第七条特别指出，中共“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我们看到，莫斯科与中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固然是为了达致共产主义目标，但在民主革命阶段，却是表现为忠诚地支持帮助国民党。

莫斯科之所以全力支持国民党，从理论根源上说，是出于两段论的内在要求；从帮助对象的选择上说，乃基于对国民党特性的认识。鲍罗廷1924年2月在札记中写道：“国民党从来不以某个阶级，更不以劳动群众为基础。它认为整个民族都是它的基础。”孙中山是各种矛盾因素的混杂体，具有“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中山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国民党左派、中派和右派。孙中山将三民主义“这个简单的公式”，“用到这个最色彩斑斓、最五花八门的国民党身上，让他们每个人随便去加以解释”。所以，国民党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的联盟。因为国民党具有如此的特性，故而可以有限度地接受马列主义。

1927年4月，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强调，国民党“没有一般政党所特有的那种严格的党纪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他认为，在国民党的旗号下，实际存在着右翼和左翼两个党。如加上共产党，就是三个党了。“整个国民党的纪律，总的说来，同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党纪的概念是相距很远的”，国民党不过是“介乎政党和有各种阶级组织参加的苏维埃那样的组织之间的一种东西”，所以它的组织结构“比较便于从下而上地予以控制”。布哈林对国民党特征与特性的认识，是符合国民党的实际的。

中共中央早就说过：“共产党是一个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后来，毛泽东又曾对史沫特莱强调：“孙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董必武对此评价说：“的确，创造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相信基督教，蒋介石先生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国民党中还有些人除三民主义外，信仰与民权主义正相反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即使后来滑入托派的陈独秀，1927年4月29日在中共五大作报告时，也曾说过：“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自由主义分子罗隆基更曾怒问：“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而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先生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

国民党特性如此，国民党的“主义”亦就可想而知。三民主义的特性，用王造时的话说，就是“意义不明，可左可右”。所以，对国民党理论实行改造，是切实可行的。事实证明，它基本上也是成功的。加拉罕在1924年2月9日的一封信中说过，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的解释都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根据的，“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崇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毛泽东也曾说，国民党一大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所以“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可见，改造三民主义确实对国民党有利，说蒋介石背了对国民党有利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一点都没有冤枉他。至于说一直反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自然更不在话下。

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曾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文件，大讲民生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两个主义的出点不同，两个主义实现的方法尤其不同”。这种论调与后来托派分子的观点正可谓异曲同工。针对这种论调，中共曾在第65号通告中强调：“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非到共产主义，民生主义不能算完满成功。”这话听上去像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正是给“意义不明，可左可右”的三民主义注入灵魂，而这又是西山会议派所不懂的，说明声嘶力竭要“捍卫”三民主义的西山会议派，实质上正是三民主义的敌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诡异。

六

国共两党曾经在政治层面密切合作，意识形态以及思想理论方面也一度关涉甚深，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产生复杂的交叉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以改组派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士继续有条件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不能低估大革命期间马列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1926年8月17日，魏金斯基在广州对顾孟馀说：“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过于布尔什维克化了，过于迅速地布尔什维克了。”“就拿汪精卫来说吧，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他们把一切都建立在开展阶级斗争上。”蒋汪合流后，“原先的左派思想家顾孟馀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汪精卫却依旧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并没有完全在思想上与“左”倾划清界限。进入30年代，鉴于马克思主义逆势发展的形势，罗隆基提出，这主要是由于汪精卫等人“当年代共产主义播撒的种子，如今都一粒一粒的生长发育起来了”；“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恰恰是国民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隆基说，“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这样的时髦新鲜，谁亦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帮助的功劳”。当时王造时亦持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他们的观点虽然片面，但点出了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至少在大革命期间，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也有影响。中共某些地方组织就曾受到改组派极大的熏染。温州地区还有过所谓“吃点心”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吃大餐，改组派的主张是“吃点心”，二者不矛盾。郑超麟说，从五大开始，“共产党认真接受三民主义，拿孙文学说去证明中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去辩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征引孙文学说，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是为了对内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为此，中央局1926年12月2日给江西地方的一封信中，直接称自己是“在野党”。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明知国民党“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转向右倾的左派领袖顾孟馀居然成了左派中“怀疑C．P．最深的一个人”的情况下，中央局还在表示“决不倒蒋”，“不退出国民党，不代替国民党”。从反面看，托派曾指责，中共主张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占优势，“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这些事实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态度确属真诚，甚至到了不加鉴别、过于痴情的程度。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出于“两段论”的理论逻辑，亦即莫斯科要求中共坚定支持国民党的理据所在。革命失败后，一些中共地方组织还继续认为，“三民主义是好的，但因蒋介石的不实行而没有完成三民主义的使命，三民主义的实行，应由我们来实现，因为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两党合作期间的中共“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因为做“房子的主人翁”“违反中央意思”。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与国民党真诚合作的基本立场。所以，国民党右翼、蒋介石及后世一些人指责国共合作乃是莫斯科与中共实施的“螟蛉”之术，对三民主义根本不存真心云云，即使不是出于诬蔑，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然，大革命的失败曾经改变中共对三民主义的立场和态度。1929年5月，上海一些工人喊出“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正在上海的雷利斯基于6月7日致信共产国际，请示该怎么办。9月7日，米夫和库丘莫夫指示：“必须毫不动摇地强调反对孙逸仙主义的斗争”；“以前我们承认孙逸仙主义的革命意义，这完全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转入反动阵营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孙逸仙主义成了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旗帜”。此前，在1928年7月27日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三次会议上，已经有中国代表将三民主义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差不多与此同时，瞿秋白开始带头著文大批三民主义，说三民主义是“工农民众应该做奴隶牛马的理论”，孙中山将民生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是“老奸巨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也是孙文、蒋介石的狡猾”，等等。但是，瞿秋白的言论并非中共的主流观点，还曾受到批评。1928年8月21日，一位中国代表在莫斯科说，武汉事变以前，中国党就“采取了同孙中山主义分庭抗礼、针锋相对的态度”。显然是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当作了党的基本态度，客观上站到了国民党右翼的观点上。周恩来1944年3月说过，南昌起义之后，如果“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报告时也曾说，十年内战中之所以不要孙中山，主要是“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其实，中共力量越大，就越应该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毛所谓“环境不同”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鲍罗廷所说，国民党右派曾经试图利用“孙逸仙这面旗帜来掩饰自己”。

当然，毛、周的言论是抗战爆发、国共实现二次合作后中共的既定方针，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联。但不可否认，它是中共的基本观点，与具体形势关联的背后，具有深刻而稳定的理论内涵，既顾到了托季联盟所指出的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也继承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既有理念，因而绝非权宜之计。说到底，它所蕴含的，是列宁的观点，即先搞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但在第一步，也要注意领导权。1938年2月2日，毛泽东在接受《新中华报》记者采访时清楚地表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兼容的，是很好的朋友；共产党相信三民主义，愿意与“国民党同志们”一起为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中共绝不会放弃共产主义。毛泽东并说：“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兼容的人，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关系的人，这种人也应该是共产党中的极少数。”为表明诚意，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不再“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对此，张闻天在纪念中共建党十七周年的文章中郑重写道：“中共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共是最彻底的、最坚决的、最一贯的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同时，蒋介石在批驳日本“共同防共”的建议时也表示：“在我们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谈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此话立即受到中共鼓励，王明（陈绍禹）说它是给了那些“狂呼乱叫‘中国抗战是替苏联打仗’的糊涂虫或别有心肝的捣乱抗战的分子以当头棒喝”。张闻天则说，日本人所谓“防共”，就是“企图拿这一幌子打击国民党、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革命志士与政治派别”。“日寇汉奸对于蒋委员长不也是到处散布谣言，说蒋委员长投降第三国际、投降共产党、精神蒙难、赤化了，因而提出了防共必须消灭蒋政权、防共必须灭党的口号吗？！”

这里，不妨再回顾一下国民党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和立场。1924年8月，国民党一大二次中央全会曾发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指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不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且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无所违反。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加入本党之始，曾以此意陈之总理，得总理之允许。”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一大三次会议又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事训令全体党员》，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它。因本党无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只应就本党政纲与章程以管理一切党员。共产主义者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甚至1926年5月发布的国民党《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依然承认中共是革命集团。“共产党认国民革命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于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许其加入。”但是，国民党后来却用同样的理论框架来反共。陶希圣就曾说，“国民党是农民、工人、商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为各阶级革命民众联合的革命党，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所以它比共产党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与代表性，更能反映全国人民的呼声”。这实际是对三民主义原典的曲解。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创造，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它和马列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尤其孙先生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勇于提出节制资本的要求，更是具有前瞻性的认识，以致今天有人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实际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不无道理的。而他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主张，更是当时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无以达到的。正是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志士仁人一道，抛头颅、洒热血，怀抱着赤诚的热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可是，正当大革命乘胜前进的时候，被踊跃的工农运动吓破了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受不了了。于是，由一次次蓄谋的反共活动发展为公开的“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将工农大众、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之中。蒋介石背叛的不仅是共产主义，他背叛的首先是三民主义。这个历史教训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

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评价虽然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曲线，但总体上，却一直将其视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光辉旗帜，一直给与三民主义高度评价，并曾经为三民主义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三民主义功成身退，让位于共产主义，这本是为国民党所接受并信奉的理论。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台湾也取得长足的历史进步，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任务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国民党应当回归对三民主义的原典定位，以求利民利国利党。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复杂曲折的历史纠葛，不仅是我们考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时的一个基本线索，更给我们留下了处理现实历史任务的一项基本经验。（节选自《文史哲》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