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

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于客观评价土改的经济效果以及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深受学界关注。既往研究探讨的主题包括：土改后农业生产是否恢复发展，农村中的阶层变化趋势是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土地买卖和租佃、雇佣、借贷等现象的重新出现究竟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是农民经济在正常范围内的自我调节，由土改向农业合作化的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出自中共在意识形态支配和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主观引导与推动等。围绕以上问题所展开的学术争鸣，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过渡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然而，不同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变化特点是否一致，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本文的写作，是受到了王海光教授《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之管窥》一文的启发。王文以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1953年编印的《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为研究文本，详尽勾勒了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图景，主要是地权更加细碎化、租佃和雇佣关系减少、私人借贷停滞、土地买卖极少、饲养大耕畜的数量下降、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等，并据此阐述中共选择集体化作为新的农业经营机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王文体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路径都颇有值得取法之处。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无锡农村研究，发现作为苏南工商发达地区的无锡，其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状况既存在王文所指陈的特征，也有王文所涉调查取样地区未曾出现的一些现象。例如，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土改时对分配土地不感兴趣，土改结束后仍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思想；无锡虽是典型的人多田少地区，但土改后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不突出，相反由于外出就业劳力多，在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不足，须雇佣外来客工解决，因此部分农民有种田不合算的感受，等等。

何以如此？应该和地区选样的不同有关。王文主要依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委1952年年底至1953年年初对苏南宜兴、武进、青浦、句容、江宁、溧水、太仓、常熟、奉贤等9个县的9个典型乡的调查，这些调查点大都是当地“县或区直接掌握的典型乡”，是工作基础较好地区。虽然苏南被公认为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城乡融合度高”“农副工商兼业度高”，但上述调查点在地理位置上多数距城较远，经济结构中副业所占比重不高，在现代产业部门就业者极为零星。应该说，调查内容主要反映了苏南纯农业地区的情况，而非整个苏南农村的基本面貌。那么，以无锡为代表的工商业基础较好地区，在土改后的农村经济状况和纯农业地区具体有哪些不同？究竟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角度的考量，影响了苏南土改后的发展路向选择？以下试作探讨。

无锡县位于苏南地区中部，东连常熟、吴县，西接武进，南滨太湖，北邻江阴。地处传统鱼米之乡，商品经济发达。历史上曾是有名的米市、布市、丝市和钱市。清末以来，伴随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无锡更迅速崛起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抗战前，当地已拥有工厂三百多家，工人七万多人，其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居于前列，一度享有“小上海”之称。

19世纪中叶之前，当地农民主要靠稻麦种植和家庭棉纺织业为生。太平天国后，由于国际市场对蚕丝需求的扩大，蚕桑业在无锡兴起，并迅速取代家庭棉纺织业成为无锡农村的主要副业。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欧美国家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和丝茧价格的大幅回落，无锡蚕桑业走向衰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上海和无锡城等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去谋生就业。

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百年里，上海人口增加了9倍，其主要原因为外地人口，尤其是江南和苏北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总人口的70％—80％都是从中国其他地方移民来的外地人口，他们构成了上海体力劳动者的主体。其中江南农民以进入纱厂、制造厂当工人和在各种店铺、餐厅、旅馆做售货员、服务员者居多。

作为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仅次于上海的新兴城市，无锡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的贡献也相当显著。20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无锡制造业当时雇用了大约6000名工人，相当于无锡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若加上商店、旅馆、餐厅和运输等其他经济部门，至少当有12％以上的无锡农村劳动力在当地的新兴工商业谋生就业。在一些距城较近的地带，农村经济受城市工商业的影响十分突出。例如，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的黄巷村，位于县城近郊，附近开设有丽新布厂和义生丝厂，居民的从业种类和收入来源就十分多样化。住户职业除农民外，还有工人、商人小贩、手工业者、仆人、船主、神巫、店员、跑街、掮客商、教员等十余种，其中业厂工、商人之户数占总户数半数以上；田内收入仅占全村收入总数的46.13％，而厂工收入占全收入量15.73％，在田外收入中占据第一位，相当于田内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调查者认为，这里正处在“由农村机构蜕变到工商社会的过程中”，“农村工商业化的趋势，在这里已经是日甚一日，工商业意识已逐渐在农民心理中打下根基”。1931年江苏省农民银行无锡分行调查的该县第四区，毗邻无锡城区，下辖4镇32乡，居民“皆不以纯农为业，而有兼业者为多”。全区居民从事职业者22954人，其中纯农占71.7％，兼工商者19.7％，兼渔者1.4％，兼公职者6.8％。山南地带为民族工业巨子荣宗敬、荣德生的故乡，交通便利，居民从事工商业者尤多。时人常将该区视为无锡之“模范区”及“最富庶”之农村典型。

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江南的地方工商业发展也经历了较大的冲击，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并未中止。根据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1940年对荣巷镇下属的小丁巷、郑巷、杨木桥等3村的调查，80户人家中，39户有家庭成员在工厂或商店工作，其中36户人家中的40人是常年在城市工作的外出人口，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4％。另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年的调查数据和中科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的追踪调查，无锡11村中，外居城市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1929年为9％，1936年为10％，1948年为14％；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1929年为12％，1936年为14％，1948年为20％。到城市工作的人员中，工厂工人的比例1929年占28％，1948年增长到了46％。在外人口每年寄回的现金，1929年占家庭总收入的8％，1936年占9％，1948年占12％。依据以上中日两国不同机构的调查结果，有学者认为，从193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无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高于1929—1936年间。

除养殖蚕桑和进城做工外，无锡农民还从事其他一些农村副业，如动物饲养、果蔬种植、做花边、织网花、接麻线、扎黄线、织布、摇袜、酿酒、编筐等。据统计，抗战前无锡农村的副业生产已有二三十个大类，主要物产在八十种以上。此外，传统非农产业如铁匠、木匠、裁缝等，在无锡农村也占有一定比重。

总起来看，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之一的无锡，其农村经济、农家生活的水平与城市工商业的兴衰密切相关，不再是自我独立的封闭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土改及其后土改的发展过程，都无不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后，成为苏南行政区的首府和土改试验县。1950年7月—1951年2月，在中共苏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无锡县前后分为3期，完成了191个乡的土地和四大财产的没收、征收与分配工作。作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土改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全面的。王文将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归纳为以下方面：地权更加细碎化，租佃和雇佣关系减少，民间借贷停滞，土地买卖极少，饲养大牲畜的数量减少，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等。无锡也不例外。但作为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无锡在土改后呈现出的农村经济状况和所面临的问题，与纯农业地区又确有不同。

根据苏南农村工作团1951年秋至1953年春对东亭区江溪乡、东亭区福寿乡、南泉区壬港乡和东亭区三蠡乡第三村、江溪乡江东、蠡绛代表村的调查，这些地方大都属于平原，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具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无锡城区不远，交通发达，经济结构具有对城市工商业和各种农村副业较为倚重的特点。土改后，其农业生产均已步入恢复发展之途。但因农业生产周期长、需要多种投入、收益相对有限且并不稳定，当地农民在以工商业作为比较和参照的情况下，仍有相对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心理特点。例如，关于东亭区福寿乡的调查（1953）提到，该乡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并不算苦，但因接近无锡工业城市，农民受城市工人生活的影响很深，在干部和农民中（主要是青年农民）已产生了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思想。上年过春节，工人带许多礼物回来，农民看得眼热，反映“工人一只手拿肉，一只手拿笋，钞票一大把，赚钱赚到像混水里摸鱼”，“工人有钱阔气”，“工人是毛主席的亲生儿子，农民是毛主席的晚儿子”。有些农民羡慕工人舒服，认为种田吃苦，说“做泥水匠几个月回来，蛮像样，列宁装、皮领头”，“种田不及工人，究底工人会技术的好，我俚总规是落后了”。青年男女农民，多想当工人，反映“脚踏田里，眼望城里，心在厂里”。积极想争取入团，认为“入了团底板硬（意思是有了靠山），找工作做有把握”。上年无锡市进行失业工人再就业时，该乡有二百多过去当过泥水匠、木匠、烧热水汀和在工厂做过工的农民到城里登记。相比之下，苏南纯农业地区，群众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农业收入，一般对生产比较重视。

人多田少，本是无锡农村的普遍事实。以上乡、村因距城较近之故，土地资源紧张的现象更为突出。就土地平均数而言，东亭区福寿乡全乡可耕田平均每人1.35亩，平均每农业人口1.584亩；南泉区壬港乡土改时第一平均数1.1亩，第二平均数0.8亩；东亭区江溪乡土改时第一平均数0.85亩，第二平均数0.65亩；江东、蠡绛两个代表村土改后平均每人占有田1.1亩，可耕地每人仅有8分—9分。而中共江苏省委农工委调查的苏南9个县9个乡9个典型村，土改后每人占地的平均数普遍都在2亩以上，最多者达3.5亩。

尽管如此，土改后在无锡上述乡、村，并未出现苏南纯农业地区普遍存在的剩余劳动力缺乏出路现象，相反，由于外流人口较多，在家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足，以上乡、村均不同程度存在种田雇工行为，离城最近的江溪乡江东村尤为突出。据1952年11月调查，该村尽管人均土地数量较少，但由于人口外流和从事其他职业的较多，并且土改后在技术上更强调精耕细作，在农业生产上，反而产生了劳力不足的现象，在麦收麦种和秋收秋种两大忙场，都需要雇进大批流动客工来协助耕作，“这是历年不误农时，完成收割栽种的主要力量”。埌坝头自然村全村仅有13个男性全劳动力，内有5个过去兼做泥水匠、木匠的农民，正积极准备外出参加城市工会，脱离农业生产，剩下的8个劳动力，每人平均将要负担20亩以上土地的耕作。但实际上，每个劳动力在一季生产内的耕作能力只是4.5亩地左右。粗略计算，该自然村除妇女劳动力外，将缺少1387.8个人工。“其他各自然村与这里比较虽没有这样严重，但不同程度的缺劳状况是一致的现象”。江东村全村共有男劳动力107人，妇女劳动力134人（包括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土改后流向其他劳动的特别是男劳动力逐年增加，计1950年8人，1951年11人，1952年19人，这些人流出后都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参加农业的劳动力中，闲时做副业，忙时回家或转向农业生产的，也计有男女63人。由于缺乏劳动力，雇人耕作要管吃，每工需一万五千元，农民中有认为种田不合算的感觉，“政府号召加工，劳力又不足，现在种田要种好，种少，不要多种了”。据两个组的具体调查，因无农业劳动力或家里有人从事其他职业有别样收入，因而在秋种中出租或包耕土地的计中农5户、7．5亩，贫农5户、6.3亩（内包出田4亩），其他成分15亩。另据同一时期调查，江东、蠡绛两个代表村共有全劳动力367人（包括妇女劳力折合在内），如以每一全劳动力耕作4亩田计算，两个村全年尚少2152工，这些缺少的劳动力一般均须依靠外来客工解决。

土改之后，随着环境的安定和劳动力的相对增加，各地新解放区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多数农家生活都趋于上升和好转，社会结构普遍出现“中农化”现象，苏南也不例外。但与其他纯农业地区“生活好坏全视年成丰歉而转移”的情况不同的是，在无锡，工商业和各种副业在促进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中也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据1952年12月关于南泉区壬港乡8个典型农户的调查，1949年后生活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土改后分得了土地，副业逐渐恢复，职工收益增加。生活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副业收益减少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其次是病、死等特殊情况。另据1953年春对东亭区福寿乡4个自然村216户的调查，其生活与收入概况是：够吃够穿，稍有积余的户约占26％；不欠债，可以维持生活，比以前稍好的户约占60％；欠债或生活不及以前的户约占13％。在上升户中，主要因分得土地，农业产量提高，使得生活好转；有一部分上升较快的户多系家中有人在工厂做工，或从事其他职业，工薪收入较多者。如陈巷自然村上升的5户贫农，均系家家有人外出做工，每月有钱补贴家庭。生活比过去稍有提高的农户，其生活主要来源依靠农业收入（包括蚕桑收入），没有副业与工薪收入或副业、工薪收入甚少，其中亦有因欠旧债太多者。下降的农户，主要是因婚、丧、疾病、死人亏债未清。在以上事例中，影响生活上升和下降的因素都是多样的，农民的生活程度高低，取决于家庭收入与支出的总体比较。在分得土地、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更多的来自农业之外的收益，固然有助于生活提高；如果农业外的收益减少，且出现病、死等特殊情况，即使土地的收益增加，生活程度却很可能下降。其中上升和下降最快的农户都是由于农业之外的因素，来自土地和农业的收入在农村社会分化中的作用相对有限。

综上，无锡土改之后的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苏南纯农业地区既有相近之处也有区别。将各种情况结合起来看，或能更完整反映土改后农村情况的复杂面相。

包括苏南在内的新解放区土改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传统小农经济延续数千年的个体、分散、独立的经营方式由此被打破，开始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蓝图和战略需要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

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为何？传统观点认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由是：土改后小农经济分散薄弱，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任凭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将不可避免导致农村两极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也要求农业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更侧重从中共自身的角度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缘起。部分学者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既不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不是源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配套措施，更不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互助合作需要。中共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具体到苏南，王海光教授通过引入“农业经营机制”概念，主要从经济层面解释农业集体化的起源，与学界既有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土改前，苏南城乡融合，市场发达，农业商品率高，基于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地权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业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构成了一个细密的社会交换网络，生产要素的流动极有效率。土改时期，中共通过阶级斗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将国家权力植入乡村社会，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的政治生态、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和农民的社会生活。土改在推翻传统地权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过去市场调节的土地流转机制、资源配置方式、资金借贷系统，都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土改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是建构起一个能够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业经营机制。在市场化和集体化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路径之间，中共选择了后者。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按照苏联模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通过大力推广生产领域的互助合作，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提供了农业集体化的制度路径，农业集体化是土地改革的必然选择。”

王海光教授对于苏南地区土改前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评价是否完全准确，姑且不论。对其描述的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变化的事实，笔者深为赞同。然而，对于其将农业合作化的实行视为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经营机制”选择，却始终觉得费解。

从现有调查来看，苏南土改结束后，刚分配完小块土地的农民，实际对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的兴趣不高。农业合作化的展开，主要源于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并非因地制宜的特殊考量，更非乡土社会的自发要求。

在苏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其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党中央的统一决策部署，其具体步骤与其他地区也似乎并无二致。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倡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由此，苏南各县积极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纷纷建立互助组。到1952年年底，全省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42.8％，其中临时性互助组373410个，常年互助组145116个。1955年秋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发表后，在苏南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苏南农业合作化的动因，既非内生于地区本身，也非单纯农业经济观点所能解释。正如既往学界所论证的那样，笔者亦认为，1952年，在全国性的土改尚未结束、土改运动的社会经济成效尚未全部显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便急于大规模推行农业合作化，归根结底，还是和其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平等社会的理想模式有关。通过土改平分土地，只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初环节。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产权，不能容忍阶级或阶层分化，而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就想发家致富，二者在本质上是相违背的。因此，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的考量而非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共在土改结束后不久很快就选择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从现有材料看，在席卷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潮中，虽然各地面对合作化的道路方向，缺乏选择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在运动具体推行过程中，其进度和成效既取决于领导重视和群众发动的程度，也受到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以无锡为例，1953年该县农协的一份小结指出，各区运动开展得不平衡。八士、蠡漍等远离市区的区乡，纯农户较多，开展较好，一般在原有基础上整理、恢复80％到90％以上，组织农户20％到30％；东亭、西漳等与市区接壤的区乡，开展得较差，一般只恢复原有数的40％到50％，组织总农户的10％左右。根据中共江苏省委调查，截至1954年春，无锡县下辖15个区已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除八士区无数字外，东亭区比例最低（15％），其背景是“靠近城市，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民都从事副业生产，致农业与副业的矛盾很大……同时由于人多地少、劳力过剩，部分农民不安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基础较差”；蠡漍区比例最高（78％），其背景是“本区系纯农村，离城市远，农民无副业，在外做工的也很少……土地较多，每人平均占地二亩到三亩。农民专心从事农业劳动……互助积极性很高”。同一时期中共无锡县委的总结，将全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区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种类型：属于第一类型的有八士、蠡漍两个区，特点是离城较远，土地多，副业少，生产条件较好，又有一定的伴工历史基础。属于第二类型的有十个区（华庄、南泉、新渎、藕塘、东亭、安镇、墙门、西漳、梅村、荡口），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接近城区，土地少，与城市有关的副业多，生产条件一般，但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基础较好，因而运动开展较好。另一种是生产条件与群众基础一般，领导也不够重视，致发展一般；属于第三类型的有玉祁、洛社两个区，其特点是领导未重视，群众基础也较差，且小型工厂、手工业较多。

苏南是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无锡又是苏南地区发展最快的典型。土改之后，无锡农村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租佃、雇佣、私人借贷和土地买卖等传统生产关系停滞或减少，社会结构整体呈现“中农化”的趋势。作为受工商业影响较深的地区，无锡的发展道路体现出自己的特性：在城市劳动相对农村劳动高收入的驱动下，农民中存在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心理；一些地方由于进城务工的劳力较多，在乡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足，种田不得不请工，农民中有认为种田不合算的认识；在影响农村阶层分化的诸多因素中，工商业和各种农村副业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等等。以上不同于苏南纯农业地区的特点，反映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也证明土改后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存在多样性。

土改结束不久，包括苏南在内的新解放区随即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其直接原因来自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和决策部署，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平等社会的理想模式。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的考量而非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共在土改结束后不久很快就选择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节选自张会芳《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