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之前言

我写本书是为了满足我对历史的好奇心；用一位有更大成就的历史学家的话说，是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历史学家们往往不喜欢业已发生的事，或者希望它原本以不同的面貌发生。他们对它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按他们之所见陈述事实，毋需担心这是否会冲击或确认现存的偏见。或许我的这种设想未免太天真了。我也许本应提醒读者：我不是作为法官来研究历史的；并且当我谈到道义的时候，我是指我所写的事件发生那时的是非之感。我不作自己的道义裁决。因此，当我写道“凡尔赛和平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正当性”时，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德国人没有把它看作是“公平的”解决办法，并且协约国的许多人，我认为不久是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凭什么抽象地去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又是从什么样的立场——德国人的立场，协约国的立场，中立国的立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说它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呢？凡尔赛和平的缔造者中有的人认为它是道德的；有的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有的人却认为它既不道德又非必要。最后这类人里有史末资、劳合·乔治、英国工党及许多美国人。这些道德上的疑问后来促使废除了这个和平解决办法。此外，关于《慕尼黑协定》我写道：“它是英国生活中一切最美好、最开明的事物的胜利；是那些宣扬民族平等正义的人们的胜利；是那些敢于谴责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缺乏远见的人们的胜利。”我也许本应像阿蒂默斯·沃德那样补充说“这里开个‘完校’”。然而这不完全是玩笑。

过去多年，博学多闻的和最勤勉认真的国际事务学者争辩说，在德国人得到已给予了其他民族的自决以前，欧洲是不会有和平的。《慕尼黑协定》部分地是他们著述的后果，无论其方式有多么不受欢迎；并且如果人们不认为希特勒的要求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它的缔结本来会是更加困难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位万灵学院研究员A.L.罗斯（A.L. Rowse）先生，像在他的著作《万灵与绥靖》（All Souls and Appeasement）中所描述的。问贝奈斯总统，他是否没有想过：倘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少了150万德意志人的话，它本来会更加强大的。“绥靖”这个幽灵竟徘徊游荡得如此之久。事实上，没有什么折中办法：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350万德意志人，就是一个也没有。捷克人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把德意志人赶走了。赞成或谴责希特勒的要求不是我的事；我只解释为什么他的要求得到如此广泛的赞同。

倘若这一点让猜想我的著作是设法为希特勒“辩护”的那些头脑简单的德国人失望的话，我感到遗憾。然而对抱怨我的著作受到希特勒前拥护者（无论是否出于误解）欢迎的那些本国人士，我不抱同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用来反对一本历史著作的可耻论点。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毫不犹豫意指要根据事实秉笔直书。

即使他的著作帮助和安慰了女王的敌人（可我的著作并非如此），乃至人类的共同敌人。对我来说，我甚至会记录支持英国政府的事实，如果我发现有任何这样的事实可记录的话（再开个“完校”）。那不是我的错，根据记录，奥地利危机是舒施尼格而不是希特勒发动的；那不是我的错，根据记录，是英国政府而不是希特勒带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不是我的错，英国政府1939年给希特勒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打算强迫波兰人作出让步超过打算抵抗德国。倘若这些事对希特勒有利，过错属于从前的传奇，历史学家们未加考查就重复了这些传奇。这些传奇寿命都很长。我怀疑我也重复过某些传奇。例如，我一向相信下面的说法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把哈卡叫到柏林；只是当本书在出校样时，我才再次查看记录，发现是哈卡要求前往柏林的，而不是反过来。无疑，还会有其他传奇成了漏网之鱼。

破除这些传奇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这是为历史真相效劳，我的著作只应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人们想从其中引出的政治寓意而受到质疑。本书并没为“修正学派”作贡献，除在提出希特勒用了与据说是他惯用伎俩不同的手法这个次要意义上之外。在战争罪行或无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我从未看出有任何意义。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为它自己谋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普奥战争时发表的看法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都没有错”。作为一个平民，我认为所有追求伟大和统治世界的努力是愚蠢的；我希望我的国家不参与这种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承认大国终归是大国。我的书真的和希特勒无关。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英法两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它们掌握了决定权。十分明显，德国将力求再次成为大国；1933年以后，它的统治明显地具有特别野蛮的性质。胜利者为什么没有抵制它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回答：胆怯；昏庸糊涂；道德上的疑虑；大概希望能将德国的力量转而反对苏俄。然而，无论答案如何，在我看来这是个重要问题，我的书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虽则当然也要围绕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最终又抵抗了呢？

至今仍有一些批评者在希特勒身上大做文章，把战争责任或与战争搭边的事情全部归咎于他一个人。因此我将用再多一点的篇幅，纵然不是以论战的态度，讨论一下希特勒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想争输赢，而只想弄清事情的原委。我认为，当前对希特勒的看法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他为一场大战而要打一场大战。他无疑也模模糊糊地想到战争的结果：德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强国，他自己将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式或拿破仑式的世界征服者。但主要的是，他要战争是为了全面毁灭人类和社会，而战争是会造成这种后果的。他是一个疯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是第二个阿提拉。另一种看法认为他比较理智，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有建设性。按照这种看法，希特勒有一个他坚持不懈追求的、首尾一贯的、别出心裁的长远计划。为了这项计划的缘故，他谋求政权；这个计划决定了他所有的外交政策。他打算通过击败苏俄，消灭其所有居民，然后让德国人移民于这片无人领土的途径，使德国成为东欧的大殖民帝国。1亿或2亿德国人的德意志帝国将存在1000年。顺便说一句，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没有称赞我的著作，不禁使我惊奇。因为如果希特勒是计划对苏俄打一场大战的话，那么他对西方大国的战争的确是一个错误。很明显，这里有某种论点是我不理解的。

于是，希特勒自然是对他所做的事好好思索过的，极像学院派观察家们力图把对当代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做出连贯一致的解释那样。也许这个世界本来会避免许多麻烦，倘若希特勒在德国某个相当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有份工作的话，在那里他可以无害地思索度过他的余年。事实上，他卷入了纷争的世界；我认为，他是在利用事态的发展而并非遵循精确一贯的计划。在我看来，他在德国怎样上台的真相，是与他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相关的。他不断宣布：他要夺取政权，然后干一番大事。

许多人都相信他的话。希特勒为夺取政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计划，是人们为他编造的第一个传奇，也是第一个要破除的传奇。根本就没有什么长远阴谋；根本就没有什么夺取政权。希特勒不知道他自己将怎样上台；他只有一个信念，即他会达到目的的。巴本和其他几位保守派人士靠密谋把希特勒扶上了台，相信他们已把他俘虏了。他利用了他们的密谋，但并不知道他将如何逃脱他们的控制，而只坚信他会想出办法获得成功的。这个“修正”并不是为希特勒“辩护”，虽然它败坏了巴本及其同伙的名誉。这完全是为修正而修正，更精确地说，是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貌。    

上了台的希特勒再一次不明白他将如何使德国摆脱萧条，他只是有决心将这样做。经济复苏有很大部分是自然发生的，因为世界情势在希特勒获得政权之前就早已开始普遍好转。希特勒自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反犹太主义。我认为，这是他从在慕尼黑发迹直到他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始终真正确信的一件事。他鼓吹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本来会使他在一个文明国度里丧失支持，更不必说取得政权了。从经济上说，反犹太主义是不相干的，实际上是有害的。他做的另一件事是鼓励政府对公路和建筑投资。据唯一一本考察了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不是重复希特勒和别人口说发生了什么的著作讲，德国的复苏是私人消费和非战争型的投资恢复到1928年和1929年的繁荣水平造成的。重整军备与它没有什么关系。直到1936年春，“重整军备基本上是个神话”。事实上，希特勒没有实行任何准备好的经济计划。他做了送上门来唾手就得的事。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也说明了这一点。

世人都知道这个传奇。纳粹党需要一个为政治独裁订立非常法的借口；他们为制造这个借口就自己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或许是戈培尔布置纵火的，或许是戈林；希特勒本人可能事先不知道这项计划。不管怎样，纳粹党设法干了这件事。我断然认为，这个传奇现已被弗里茨·托比亚斯戳穿了。

纳粹党与国会大厦的焚烧毫无关系。荷兰青年范·德·卢勃一个人干了这件事，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对此大吃一惊。他们真的以为是共产党人纵的火；他们之所以订立非常法，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受到共产党暴动的威胁。无疑，确实有一份准备好的要逮捕的人的名单。但这份名单不是纳粹党拟订的。它是戈林的前任、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拟订的。在这一点上，仍旧不是在为希特勒“辩护”，只是对他用了什么手法做了修正。他期望某个机会自己冒出来；这个机会果然出现了。当然，共产党人与国会纵火案同样毫无关系。但希特勒认为他们是有关系的。他所以能够这样有效地利用共产党危险，主要是因为他本人相信此事。这也与希特勒后来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相类似。当其他国家认为希特勒在准备对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时，他同样确信这些国家企图阻止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他的信念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少，英法两国政府就因没有及时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而常常受到谴责。

在我看来，这是对希特勒是否蓄意要挑起战争这个问题的解答。与其说他要战争，不如说他预料到要发生战争，除非他能用某种独创性的手法避免它，就像他在国内避免了内战一样。心怀不良动机的人，惯于把这些动机怪到别人头上去，希特勒预料别人会做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本来也会做的事。

英法两国是“为仇恨所驱使的敌手”；苏俄在阴谋毁灭欧洲文明，这是布尔什维克确实常常吹嘘的空洞口号；罗斯福企图毁灭欧洲。希特勒确实命令他的将领们备战。但就此而言英国政府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备战是总参谋部的职责。它们从自己政府接到的命令，表明有可能发生它们应该准备的战争，但这种命令不能证明有关政府已决定打仗。从1935年起，英国的所有命令全都是针对德国的；而希特勒的命令仅仅关心使德国更强大起来。如果我们因此（错误地）根据军事计划来判断政治意图的话，英国政府似乎将对德国发动战争，而不是相反。不过，我们当然对我们自己政府的行为给予宽大的解释，而不把这样的解释施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恶棍；然后再去找证据证明他有恶意，但他们不会利用这种证据去反对别的人。他们为什么施用这种双重标准呢？就只因为他们先入为主假定希特勒心怀叵测。

根据军事计划推断政治意图是危险的。例如，有的历史学家根据1914年之前英法军事会谈推断英国政府着手准备同德国的战争。别的历史学家，我以为比较明智，否定可以作出这种推断。他们争辩说，那些计划是预防措施，而不是“侵略蓝图”。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常常被解释成后者。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38年11月30日，凯特尔把他奉希特勒命令起草的意大利德国军事会谈草案送给里宾特洛甫。草案第三条规定：“谈判的军事政治基础。德国和意大利对英法战争，以首先打败法国为目标”。有位尽责的批评家声称： 

这提供了关于希特勒意图的明确证据，因此推翻了我的全部论点。可是，当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将领会谈时，除讨论对英法两国战争外，他们还能谈论什么呢？这是意大利唯一可能被卷入的战争。正是在这同一时刻，英法两国将领也在讨论对德意的战争。然而这个事实并没被用来反对他们，更谈不上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府了。凯特尔草案后来的发展过程是有启发性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一直催促举行军事会谈。草案拟订以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时，会谈仍然没有举行。意大利人越来越急不可耐。3月22日希特勒下令说：“军事政治的基础……应暂时推迟”。会谈最后在4月4日举行。凯特尔记录道：“由于意大利施加压力的缘故，会谈多少突然地开始了”。结果人们弄清楚了：意大利人非但不要战争，而且想强调最起码要到1942年他们才能作好战争准备；德国代表同意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个奇怪的指令仅仅证明（倘若它能证明什么的话）：希特勒此时对英法战争是不感兴趣的；而意大利对战争则根本不感兴趣。或许它还表明，历史学家应小心，不要在没有通读全文的情况下，只抓住文件中孤立的片言只语做文章。

当然，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政府只想息事宁人，而希特勒则想挑起事端。对德国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和平，而是奴隶条约。这完全取决于看这个问题的立场。战胜国想只作某些缓减而保持胜利的果实，不过他们做得效率低下。战败国想恢复到战败以前的状况。后者的这一奢望，不论“具有侵略性”与否，都不是希特勒所特有的。所有德国政治家，1918年结束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施特雷泽曼都有这一奢望。

谁也没有精确地界定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前的状况是什么意思；希特勒也没有作出精确的界定。它涉及恢复当时丧失的领土；重建德国从前通过与奥匈帝国结盟而获得的、对中欧的支配地位；当然还有终止对德国军备的一切限制。具体的条款并不要紧。全体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设想德国将成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一旦它恢复到战败以前状况的话，不论这一步是靠战争还是用别的方法实现；这种设想在其他国家里也普遍存在。“解放”和“支配”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无法把它们分开。它们不过是描述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的词而已；只使用两者中某个特定的词，就确定了希特勒是民族正义的维护者，还是欧洲可能的征服者。

最近批评希特勒竟然想要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这位作者争辩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德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独立强国；而希特勒却要去尝试，那是愚蠢的。这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所有卷入的大国，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参战；它们战后全都继续要做大国，也许那同样是愚蠢的。总体战争也许是任何一个大国力所不及的。现在，即使准备这样的战争，也会使企图这样做的大国有灭亡的危险。这不是新鲜事。在18世纪，腓特烈大帝在努力成为大国的一举中，把普鲁士引到崩溃的地步。拿破仑战争让法国从她在欧洲的崇高地位上跌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她从前的伟大。这是个奇特的、无法逃脱的两难困境。虽然做一个大国的目的是要能打一场大战，但继续做个大国的办法却是不打仗，或在有限的规模上打仗。这是英国伟大的秘诀，只要它坚持海战，并且不企图成为一个大陆型的军事强国。

希特勒并不需要某位历史学家的教诲来懂得这一点。德国没有能力打一场长期战争是他持久不变的一个话题；而倘若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反德的话德国会面临危险，也是他持久不变的一个话题。以这样的方式来谈问题，希特勒比德国的将军们要明智得多，后者想象：他们如果让德国回到它在1918年3月鲁登道夫攻势之前所占据的位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希特勒并没有得出这样的教训：德国要做一个大国，就是愚不可及的。相反，他打算运用智谋避开这个问题，极像英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依靠海军力量，而他靠的是奸诈。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面胜利的果实；由于别人的愚蠢，他差点获得了全面胜利的果实。其他大国认为他们面临要么进行总体战要么投降的选择。起初它们选择了投降；然后又选择了总体战，直到希特勒最后灭亡。

这并不是猜测。它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战争期间有关德国军备的档案确凿无疑的证明。这本该在很久以前就是彰明昭著的事，倘若人们没有被两个错误所蒙蔽的话。战前，他们只听希特勒说了什么，而不考察他做了什么。战后，他们想把所发生的一切事的罪过都加诸于他，也不管有没有证据。例如，如下事例正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几乎普遍认为是希特勒开始对平民不分青红皂白进行轰炸的，其实这是英国战略指挥者开始的，正如他们当中某些比较诚实的人所夸耀的那样。可是，记录就在那里，可供任何想利用它的人查考，对这项记录伯顿·克莱因先生曾作了冷静的分析。我已经援引过他对希特勒执政头三年所做的结论：直到1936年春天，德国重整军备基本上还是个神话。这不仅仅是说初期的重整军备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没有使实力增强，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着手初期的重整军备。

希特勒在与通常想象的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欺骗了外国和德国人民。他，确切地说是戈林，宣布：“大炮第一，黄油第二”。事实上他把黄油置于大炮之上。我从克莱因先生的著作中随便列举几个数字。1936年，按丘吉尔说，两项独立估算结果都估计德国重整军备的支出每年为120亿马克。但实际数字是低于50亿马克。希特勒自己宣称，纳粹政府在战争爆发前用于重整军备的钱为900亿马克。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政府战争和非战争的全部支出总计也不会比这多多少。重整军备在到1939年3月31日终止的6个财政年度中开支了约400亿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共花了约500亿马克。  

克莱因先生讨论了德国在如此有限规模上重整军备的理由。首先，希特勒不希望由于降低德国老百姓的生活标准而削弱他的声望。与不重整军备相比，重整军备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妨碍平民生活标准的更快提高。即使如此，德国人也比他们从前任何时候的境况要好得多。此外，纳粹制度是没有效率的，腐败的，混乱不堪的。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不愿增加税收，然而又对通货膨胀感到惊恐。即使解除沙赫特职务也没有真正动摇财政限制，虽然他以为会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是，希特勒所以没有做大规模的战备，完全是因为他的“战争观念不需要战备”。“说得更确切点，他计划用零碎的方式——用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这也是我从对政治记录的研究中独立得出的结论，不过我觉得希特勒希望完全不用打仗就达到目的。我同意，在他的思想中，在政治机巧和例如进攻波兰这样的小规模战争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他唯一没有计划的事，就是常常归咎于他的这场大战。   

假装准备大战而事实上不这样做，是希特勒政治战略的一个基本部分；对他敲响警钟的人例如丘吉尔，不知不觉地代他做了他的工作。这个机谋是新发明的，人人都上了当。以前各国政府在重整军备上的开支比他们承认得要多，就像直到今天多数政府所做的一样。这有时是欺骗他们自己的人民，有时是欺骗潜在的敌人。例如1909年，许多英国人谴责说，德国政府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秘密加速海军建设。这种谴责大概是不准确的。但它留下了一份怀疑的永久遗产，怀疑德国人将再次这么干；而且这种怀疑由于1919年以后历届德国政府都对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裁军所采取的规避举动而增强了，虽然德国这样做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希特勒鼓励这种怀疑，并利用这种怀疑。有个很好的例证。1934年11月25日，鲍德温否定丘吉尔的说法，即德国空军力量已与英国对等。鲍德温的数字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数字来自林德曼教授，是错误的。1935年3月24日，约翰·西蒙爵士和安东尼·艾登造访希特勒。他告诉他们，德国空军早已与英国对等，要不然其实已经超过了。他的话立刻使人相信，而且此后一直被信以为真。鲍德温遭到怀疑。惊慌于是产生。一位政治家夸大他的军备而不是隐瞒，这种事怎么可能呢？可是，这就是希特勒做过的事。  

直到1936年春季，德国重整军备基本上是个神话。后来希特勒实行了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他的动机主要是由于恐惧红军；自然也考虑到英法两国也开始了重整军备。事实上，希特勒与其他国家的竞赛是齐头并进，但速度并没更快。1936年10月，他叫戈林让德国军队和德国经济在四年内为战争作好准备，不过他没有规定任何详细的要求。

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1938—1939年里，德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5%用于重整军备。在这方面英国的比例几乎完全一样。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实际上被削减，并保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结果，例如英国的飞机生产到1940年远远超过了德国。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德国有1450架现代战斗机和800架轰炸机；英法两国有950架战斗机和1300架轰炸机。德国人有3500辆坦克；英法有3850辆坦克。对每项指标，同盟国情报机构当时估计德国的实力比真实数字都要多一倍多。照例，人们认为希特勒计划并准备打一场大战。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也许有人反对说，这些数字是不相干的。不论德国的军备在纸面上有什么不足之处，当考验到来时，希特勒赢得了对两个欧洲大国的战争。这是违背梅特兰忠告的，并且是后来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根据那时预期要发生的事情来判断的。虽然希特勒胜利了，但他是靠错误——那个错误他也有份——取胜的。当然，德国人确信他们能击败波兰，如果他们在西方不受干扰的话。希特勒认为法国人将无所作为，这一政治判断证明比德国的将领们的忧虑更为准确。但当他于1940年5月10日侵入比利时与荷兰时，他没想到他会一举击垮法国将其从战争淘汰出局。这原本是个防御举措：为的是保护鲁尔不受同盟国侵犯。征服法国是一件意外的礼物。即使在此之后，希特勒也没有准备要打一场大战。他想象，他可以像击败法国那样无需认真努力就能战胜苏俄。德国的军备生产不仅在1940—1941年之交的冬季有所减少；而且在1941年秋季更为减少，当时对俄战争早已开始。不论在俄国的初步胜利之后，还是甚至在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德国保持了“和平时期似的战争经济”。仅仅因英国对德国城市进行了轰炸，才激发希特勒和德国人认真对待战争。正当同盟国的轰炸于1944年7月达到极点时，德国的武器生产才达到最高水平。甚至到了1945年3月，德国比它1941年进攻苏俄时生产了多得多的军事物资。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机巧，而不是军事实力。正如他自始至终明白的那样，一旦军事实力成为决定因素时他便完蛋了。     

因此，对战前时期把政治上的精心算计看得比纯粹实力更重要，我感到是有道理的。1936年夏季政策所强调的重点发生了某种变化。当时，不仅希特勒，而且所有大国都开始认真考虑战争和备战。我错在没有更加清楚地强调1936年的这一变化，并且大概还错在发现1937年秋季发生了过多的这种变化。这表明即使在努力摆脱传奇时真要摆脱它有多难。我上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的当。我虽然怀疑它是否像多数作者所理解的那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它必定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作者都对它如此重视。我错了；而那些批评我的人，他们回溯到1936年是对的，虽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霍斯巴赫备忘录不足信了。我最好在质疑那份某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官方记录”的东西这件事上走得再远一点。论点是技术性的，在一般读者看来也许无关紧要。不过学者们通常正确地重视这种技术细节。按现代惯例，一项官方记录要求三件事。第一，秘书必须与会，先做笔记，会后整理成文。其次，他的记录草稿必须提交参与者校正和认可。最后，记录必须存放在官方档案中。关于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这三件事一件也没有做到，除霍斯巴赫出席了这次会议外。他没做任何笔记。五天后，他根据回忆写出了一份描述会议的普通书写稿。他两次试图把手稿拿给希特勒看，

但希特勒回答说他太忙碌，没有时间看它。这种对待据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态度，是出奇地轻率的。勃洛姆堡也许看过手稿一眼。其他人并不知道有这份手稿。它上面的唯一确实的凭证乃是霍斯巴赫本人的签名。还有一个人看过手稿：参谋总长贝克，在德国将领中他对希特勒的思想最为怀疑。1937年11月12日他对希特勒的论点写了一份抗辩；这个抗辩后来被说成是德国人“抵抗运动”的开端。甚至有人认为，霍斯巴赫撰写备忘录是为了诱发抗辩。

这些说法不过是推测罢了。当时谁也不重视那次会议。霍斯巴赫过后不久就离开了参谋部。他的手稿连同其他零散文件一起存档，被人遗忘了。1943年，一位德国军官基希巴赫伯爵仔细阅读了档案，并为军史部门抄了该手稿。战后，美国人发现基希巴赫的抄本，又抄了一份供在纽伦堡起诉之用。霍斯巴赫和基希巴赫认为，这个抄件比原抄本短。尤其是据基希巴赫说，原抄本包含纽赖特、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对希特勒论据的批评——这些批评现在已被剔除了。也许美国人“编辑”了文件；也许基希巴赫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试图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现在没有办法去辨别。霍斯巴赫的原件和基希巴赫的抄本都已失踪。幸存下来的不过是一份抄件，也许是从一份不可靠的草稿缩短的，也许是用这份草稿“编辑”的。它包含希特勒在他的许多公开讲话中同样用过的主题：需要生存空间，以及他确信其他国家会反对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它没有包含行动命令，除想要增加军备外。即使在纽伦堡，拿出霍斯巴赫备忘录也不是为了证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

那被认为是无需证明的。它以其最后经过炮制的形式所“证明”的是：纽伦堡的那些被告——戈林、雷德尔和纽赖特——曾抱无动于衷的态度，并同意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为了证明被告有罪，非得假定计划是带侵略性的。那些相信政治审讯中证据的人，可能继续引用霍斯巴赫备忘录。他们也应告诫他们的读者（因为例如《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编辑们就没有这样做）：这份绝非“官方记录”的备忘录，是一块非常烫手的山芋。

霍斯巴赫备忘录还不是据说体现希特勒意图的唯一蓝图。确实，根据有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来判断，希特勒不断地提出这样的蓝图——毫无疑问，受到他想成为建筑师的雄心的影响（又是一个“完校”）。这些历史学家甚至低估了希特勒的创作力。他们直接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跳到霍斯巴赫备忘录，接着又跳到对苏俄战争时期的《希特勒席间谈话》。

现在他们还可以把希特勒的第二本著作（该书是他1928年写的，直到最近才出版），该书英文版称为他的秘密著作的那本书，当作其中的另一个环节。当然，这本书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它是他当时发表的讲话的改作；它没有出版只是因为它不值得出版。给凡是跟希特勒有关的事务蒙上的那些浪漫幻想里，“秘密”是一个典型用语。

事实上，希特勒几乎每次讲话都会提出一份蓝图，这是他的思维方式。显然，无论在希特勒上台后销售百万册的《我的奋斗》中，还是在向大批群众发表的演说中，这些蓝图丝毫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以，谁也不必为其参透希特勒意图的洞察力而骄傲。同样明显的是，生存空间始终是这些蓝图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这并非希特勒思想中的创见。它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例如，汉斯·格林的《没有空间的人民》在1928年出版时，销售量比《我的奋斗》高得多。就此而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获取新领土的各种计划就在德国十分流行。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这些计划是少数空想理论家们或一些极端主义组织的计划。现在我们了解得更多了。1961年，一位德国教授报告了他对德国战争目标的调查结果。这些计划确实是“侵略蓝图”，或像这位教授所叫的那样，是“攫取世界权力”。把比利时置于德国支配之下；将法国的铁矿产地合并到德国；把乌克兰变为德国的；而且，还要把波兰和乌克兰的居民清除出去，让德国人去定居。这些计划不仅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产物。它们还得到德国外交部和“善良的德国人”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赞同。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过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并拒绝在西方获利时，他绝没有超过他有声望的前辈，实际上比他们还温和得多。希特勒不过是重复右派人士的寻常鼓噪而已。像所有的政治煽动家一样，希特勒投群众所好。与谋求政权以实行左派政策的其他政治煽动家不同，希特勒用左派的方法控制群众，以便把他们交给右派。这就是为什么右派让他上了台。

然而，生存空间难道是希特勒的唯一思想，或者确实是支配他头脑的那个思想吗？从《我的奋斗》来判断，他着迷于反犹太主义，占了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篇幅。而生存空间只占该书700页中的7页。那时和之后，它就被当为某种强辩使出的最后一招——一种“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以证明希特勒据说的筹划意图。也许在我和相信希特勒对生存空间有一个首尾一贯计划的那些人之间的歧异是在用词上。

我所理解的“计划”是指经过准备详细制订出来的东西。他们似乎把“计划”看作是一种虔诚的愿望，或者就此而言是一种邪恶的愿望。在我看来，希特勒从来没有生存空间计划。没有对要征服的领土内的资源做过研究；甚至没有对这些领土在哪些地方加以定义。没有招募工作人员执行这些“计划”，没有调查可以迁居的德国人，更不必说登记入册了。当苏俄的大片领土被占领后，被占领土的行政官员发现自己忙得团团转，得不到任何指令，他们该消灭现有居民还是剥削他们，该把他们当作朋友还是敌人。

希特勒无疑认为，德国如果再次成为大国，它最可能在东欧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他相信生存空间。此外还有更加实际的考虑。不论错误与否，长期以来他就认为打败苏俄比战胜西方大国要来得容易。确实，他半是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可能不用战争就会垮台，这是许多西方政治家的共同信念。然后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坐收利益。此外，夺取生存空间很容易被说成是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从而有助于赢得西方国家中把希特勒视为西方文明维护者的那些人的欢心。但是他对此并不持教条主义态度。当其他利益送上门来时，他没有拒不接受。法国战败后，他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他以前宣称他不会这样做；他还额外夺取了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工业地区，正像贝特曼在他之前打算做的那样。1940年夏季他计划与英国媾和时提出的那些相当含糊的条件包括担保大英帝国存在，但他也打算要求伊拉克或许还有埃及成为德国的领地。因此，不管他的理论是什么，他并没有在实践中遵循在西方维持现状而在东方获利的逻辑模式。

这位空想的理论家原来也是一位处心积虑投机取巧的政治家，他没有预先考虑他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他所做的来说，他取得了成功，因为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又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要理解“绥靖分子”，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或谴责他们。历史学家用愚蠢和胆怯来把绥靖主义者一笔抹杀是最糟不过的了。其实他们乃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下，面对现实问题，尽了最大努力的人。他们认识到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德国融入欧洲。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是对的。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仍在不停地研讨德国问题。例如，难道任何头脑清楚的人能够设想，当希特勒通过宪法程序上台并显然得到大多数德国人支持时，其他国家可能在1933年用武力进行干涉以推翻他吗？也许除非在1936年进行干涉把他赶出莱茵兰，还有什么做法可以使他在德国更得人心呢？德国人把希特勒扶上台；也只有他们能够把他撵下台。此外，“绥靖分子”还担心在德国战败之后俄国将控制欧洲大多数地方。后来的经验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只有想让苏俄代替德国的人才有资格谴责“绥靖分子”；我不能理解，谴责“绥靖分子”的那些人当中的多数人，现在又怎么对他们失败的必然结果感到同样愤慨。

说“绥靖分子”是一个狭小的集团，在当时遭到广泛的反对，这也是不真实的。根据现在所说的话来判断，无论谁都会认为：几乎所有的保守党人都赞成与苏俄结盟以全力抵抗德国，整个工党都大声疾呼要求大量军备。事实与此相反，几乎没有什么主张比绥靖更得人心。国内的每家报纸都称赞《慕尼黑协定》，只有《雷诺兹新闻》除外。然而，这些传奇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致甚至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简直不能相信它。当然，像大多数政治家所做的和通常因此而受到称颂的那样，“绥靖分子”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不过他们也考虑到别的国家。他们怀疑，战争是否符合东欧各国人民的最大利益。1939年9月英国的立场无疑是英勇的；但它主要是在牺牲了别人的情况下的一种英雄行为。英国人民在六年战争期间蒙受的损失是比较小的。波兰人在战时遭受了异乎寻常的灾难，并且在战后也没有恢复他们的独立。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了。1939年波兰得到救助。战争期间只有不到10万捷克人丧生。有650万波兰人被杀害。哪种情况更好些——做一名被出卖了的捷克人呢，还是做一个得到救助的波兰人？我很高兴，德国被击败，希特勒被消灭。我也对其他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表示感激，并且赞赏那些认为这种代价过高的人的坦诚。

这些就是现在应该用历史观念来加以讨论的争议话题。对绥靖分子起草一份起诉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也许我对有一个时候早已常常这样做过的事不感兴趣了，那时，就我记忆所及，那些现在对我表示愤慨的人并不活跃于公众讲坛。我更有兴趣的是发现我所想望的事为何没有产生效果的原因，而不是去重复陈腐的声讨；倘若我要谴责任何错误的话，我宁愿谴责我自己的错误。

但是，说本来应当做什么，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他的唯一职责是发现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只要我们继续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希特勒，就很难发现什么。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然而这个要素是给现有发动机添加的燃料。希特勒部分地是凡尔赛和约的创造物，部分地是当代欧洲共同思想的创造物。他尤其是德国历史和德国现实的创造物。倘若没有德国人民的支持与合作，他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如今，人们似乎相信，希特勒自己亲手做了一切，甚至独自开火车和填塞死刑毒气室。

事实并非如此。希特勒不过是德国民族的共鸣板。千千万万德国人毫无内疚地和毫无疑问地执行了他的邪恶命令。作为德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要对万恶行为，即摧毁德国的民主政治，集中营，尤其恶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灭绝诸国人民等，承担最大的责任。他发布了命令，德国人也执行了这些命令，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邪恶命令。他的外交政策则是另外一件事。他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他大国也追求了类似的目标，现在仍在这样做。其他大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大国也寻求以武力捍卫其切身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节选自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