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雍正二年， 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教；各省西方传教士被遣往澳门、广州，不许入内地传教；各地教堂被改为公廨、仓库、书院及庙宇等。这就是“雍正禁教”。
清廷禁止天主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结果。
西洋天主教士成规模进入中国，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中华文明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文明，是一种“强势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也是一种“强势文明”。在大航海时代，传教士在坚船利炮担任“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向美洲原住民或者非洲人传教，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那些弱势文明只能服从教义，遵从教规。但西洋人这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两种强势文明相遇，中华文明有“主场”之利，西洋传教士必须“入乡随俗”。
所以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基本都懂得“变通”，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供奉祖先，尊奉孔子。而在欧洲，天主教徒是不可以崇拜除了天主之外的偶像的。传教士利玛窦总结出来的这一套天主教根据中国现实“入乡随俗”的传教办法，有人称之为“利玛窦原则”。
大清入关，满洲人相对于关内的汉人是在文化上远远落后的，满洲人在面对汉文化时是有一种自卑的心理的。但是，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无论自己多么落后，骨子里也不想承认自己落后，总想“找回面子”，树立民族自信心。
满人就借助传教士的力量，在汉人士大夫面前“找回面子”，以抵消他们内心中的“自卑”。康熙帝就从西洋传教士那里学到不少欧洲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康熙二十八年，康熙第二次南巡时，对江南的西洋传教士多有优遇，对公认为饱学大儒的汉族大臣，却故意用传教士传授给他的天文知识加以羞辱，以图在文化和心理上压倒汉族精英。
康熙帝的做法是成功的。他通过自己学到的先进知识，让汉人士大夫对他“非常佩服”，这毫无疑问加强了皇权。
不过，为了维持“知识垄断”，康熙帝禁止教士们在社会上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科技文化只能传给皇室贵族；作为交换，康熙帝允许传教士们在社会上传教，毕竟人家传教士来华，目的就是为了传教。
当然，大清皇室最看重的还是传教士在科技方面的知识，对于传教士的宗教理念、社会理念，大清皇室是不感冒的。毕竟，中原的儒家文化是可以更好地为朝廷服务的文化；而中原的佛教、道教与西洋宗教相比也“各有所长”。
至于汉族读书人，当然也是看不起洋教的。如果再加上汉族官员看到大清皇帝对西洋教士特别礼遇而产生的嫉妒心理，那就更恨洋教了。
所以，洋教在中国皇帝、官员和读书人眼里，那都不能算是“正经宗教”，反正当时信洋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本来，如果传教士们遵从“利玛窦原则”，洋教在中国也可继续生存下去。但事情有了变化。
耶稣会教士来华较早，康熙中期之后，随着天主教在中国越来越兴盛，多明我会、法兰西会等教派也来华传教，与早先来华的耶稣会形成三大派系鼎足而立之势，这三大派系开始为了争夺在中国的传教主权互相指责。
耶稣会最早传入中国，在中国影响力比较大，后来的多明我会和法兰西会为了争夺在中国的话语权，两派联合在罗马教廷攻讦耶稣会，说耶稣会允许教徒尊重中国传统习俗和礼仪，在崇奉天主的同时也允许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是对天主的不敬，是异教徒的表现，因此多明我会给罗马教廷汇报，要求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以维护天主教的信仰纯洁。
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给中国教徒下达了教皇指令，要求所有中国天主教信徒禁止祭祀孔子和祖先，否则一律开除教籍。克雷芒十一世还派使者多罗来华，向康熙宣布罗马教廷禁约，要求康熙无条件遵从罗马教廷指示。
这是欧洲人以“强势文化”自居，要求中国人“服从”其原则。这种态度在面对美洲非洲的“弱势文明”的时候可以，但遇到同样强势的中华文化肯定不行。康熙帝根本不理西洋人这套：让我无条件服从你？想啥呢？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也不会像欧洲的信徒那样“遵守一样的原则”。中华文化不是“盲目排外”的，反而是如水一样，对外来文化可以接纳、吸收、融合。比如佛教传入中原，就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成为本土宗教。中华的佛教跟印度次大陆原教旨主义的佛教是大不相同的。在外来的强势文化进入中华文化圈的时候，双方必然有一个互相沟通、迁就、融合的过程，而不能一味“恃强”企图完全同化另一方。
康熙六十年，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颁布圣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但第二年康熙就驾崩了。新皇登基，有很多对雍正帝来讲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这道“禁教令”就暂时搁置了。
雍正帝登基之后的最重要事情就是巩固皇权。“八爷党”树大根深，不将其连根拔起，雍正帝的皇位怎么坐得稳？
雍正对“八爷党”各个击破，比如召回在外带兵的十四爷，剥夺其兵权；把老十外派出去护送活佛的遗体，从老八身边调开......
雍正元年的一件事，让雍正帝看到了跟天主教有关的一个打击“八爷党”成员的机会。
雍正元年，时任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向雍正报告，福建省福安县有天主教传教士在乡村修建教堂并传教，觉罗·满保向雍正申请驱逐传教士并拆毁教堂，得到了雍正批准。
由于康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流传比较兴盛，宫廷中还养了不少传教士从事绘画、天文、科技等方面工作，而这些传教士自然要与清朝的王公贵族打交道，因此有不少传教士牵扯进了康熙晚年的诸子争位事情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他与九阿哥胤禟关系最为亲密。胤禟自幼患病曾被传教士卢依道所救，因此长大后与欧洲传教士关系处得都非常不错，穆景远与胤禟关系最为亲密要好。穆景远在给葡萄牙王室写的报告中就曾说过中国皇子胤禟聪慧过人，将来很有可能继承皇位，可见穆景远对胤禟期许很高。事实上，老九确实优秀，但老九宁愿跟着老八干，间接说明老八的能力和威望是相当给力的。
雍正敏锐地意识到，八爷党的得力成员、宗室爱新觉罗·苏努一家都是天主教徒。可以利用康熙帝在康熙六十年颁布的“禁教令”来打击苏努，向“八爷党”正式开刀。
雍正严令苏努及诸子放弃“邪教”，但遭到苏努家族的一致拒绝。不仅如此，出于对信仰的虔诚，苏努家的一众女眷、奴仆共一百四十多人也都纷纷站出来，主动承认自己是天主教信徒，与苏努一起表态“宁被朝廷正法，绝不弃教”。
让苏努弃教是“遵从先帝旨意”，苏努竟敢拒绝，这可就坐实了“大不敬”罪。
雍正二年，雍正帝将苏努革除贝勒爵位并将其全家发配西北前线，交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监管。而此前胤禟早已经被雍正派到西北前线，与胤禟同行的还有传教士葡萄牙人穆景远。
不久，年羹尧又向雍正报告，苏努第六子勒什亨也是天主教信徒，他跟随苏努被发配到西北前线后，与弟弟乌尔臣一同跟胤禟走得很近，并且两人还与穆景远一起在西北周围的乡村兴建教堂传播天主教。
苏努全家“舍身不舍教”的态度，让雍正帝见识到了宗教的威力。皇帝肯定不能容忍有一个比皇权更让臣民愿意去效忠的对象存在。因此雍正得到年羹尧的报告之后大怒，当即派人把苏努全家、穆景远、胤禟全部带回京城处置。
苏努全家被押回京城后就受到了雍正的严厉惩罚，被削除了皇室宗籍身份，全家被发配宁古塔。穆景远则受到严刑拷问，雍正想让穆景远指证胤禟有谋逆之心，但穆景远宁死不肯指证胤禟，最终雍正只能强制将穆景远遣返回国。胤禟则被圈禁了起来。
之后，仍然是基于“不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权威存在”的信条，雍正帝颁布“禁教令”。雍正二年，雍正帝下令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同年四月，各地的传教士被押送到广州后，都集中住在天主堂内，不许他们外出行教，也不许百姓入内，“除有年老残疾者听其久住外，余则不限以年月，遇有各人本国洋船到粤，陆续搭回。此外各府州县天主堂，尽行改作公所，不许潜往居住。”
一直看不起洋教，又对洋教得宠于皇室心怀嫉妒的满汉大臣们这个时候自然纷纷落井下石，必欲对洋教“除之而后快”。雍正“禁教令”因而得到了严格的贯彻，直到道光年间西洋人凭借坚船利炮从海上打过来，用武力逼迫清廷允许传教，清廷才不得不放弃“禁教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