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出身汉军镶白旗，后抬入汉军镶黄旗。此人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有为。
康熙三十八年，年羹尧在顺天府乡试中考中举人。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参加会试、殿试，中三甲第218名进士。张廷玉也在这一年中进士，二人是“同年”关系。年羹尧时年虚岁22岁。
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年羹尧被外放为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年羹尧在康熙四十八年成为四川巡抚；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五十年才成为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能在31岁的年龄就出任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主要靠的并非胤禛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可见个人才能是相当卓越的。
年羹尧是旗人，旗人属于本旗旗主的奴才，要对旗主忠诚。年羹尧所在的旗分佐领属于皇四子胤禛，所以四爷是年羹尧的主子。
年羹尧到任四川巡抚之后，很快就熟悉了四川全省情况，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帝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雍正朝的重要制度改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年羹尧在康熙朝都有提出过。四川有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年羹尧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了以上的建议，其很有眼光，思虑长远。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发动“驱准保藏”之役，年羹尧积极表现，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保障了清军的后勤供给，为清军的最终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被康熙帝封为四川总督，属于顶级的封疆大吏，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年羹尧这个时候虚岁才刚刚40岁。
康熙六十年五月，年羹尧入朝觐见皇帝。康熙对他大加赞誉，并御赐弓矢，提升他为川陕总督，一举成为西陲的重臣大员。彼时皇十四子胤禵在西北担任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成为制约十四爷的一枚重要棋子。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由于西北大军的所有粮饷都由雍正帝的心腹年羹尧拨付，当雍正帝下诏以‘为父送丧’的理由将胤禵由西北召回，胤禵只得从命，从而被剥夺军权。
雍正帝谕旨：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
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刚一继位，就立即将胤禵的军权剥夺，并命年羹尧主要接替胤禵之职。
正是由年羹尧在外策应，隆科多在京师支持，雍正才得以顺利继承皇位。雍正元年，雍正帝给年羹尧加了太保衔，晋封三等公。年羹尧的妹妹也被皇帝册封为皇贵妃，仅次于中宫皇后。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王”罗卜藏丹津正式造反。
雍正元年十一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负责平定罗卜藏丹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雍正的信任，在雍正二年二月彻底平定青海。
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这一仗对于初登大宝的雍正帝“巩固君权”尤为重要。雍正皇帝在“九子夺嫡”期间的“隐忍不发、韬光养晦”，让其身边并未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集团；在雍正登基后，这个薄弱的班子无法满足雍正皇帝对朝政大权的绝对掌握，更无法满足雍正皇帝对诸多政事的妥善处理。康熙朝晚期吏治腐败，国库亏空，罗卜藏丹津造反时，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军费都是在咬牙支撑。这一仗其实凶险万分，一旦输掉，雍正的皇位将面临危机。对雍正来讲，万幸的是年羹尧答应了这一场关键战争，而且没有让战事拖太久，属于“速战速决”，让朝廷少花了不少银子。否则的话，如果战事长期拖延不决，财政的无底洞也让清廷难以为继。
对于立下如此大功的年羹尧，雍正帝当然是大喜过望，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并称年羹尧以下所有立功将士不仅是自己的“功臣”，更是“恩人”。
年羹尧平定青海后，继续镇守西北，处理善后事宜。在此前后，朝中的一切大事、要事，哪怕与军事活动毫无关系，雍正帝都要私下与年羹尧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可以说，此时的年羹尧“君恩甚隆”、“位极人臣”。
当时雍正对年羹尧的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雍正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回复的朱批这样写道：“天下督抚，待朕之真、依朕之切者，除年羹尧外，诺敏为第一。”
但在巨大的荣耀和恩宠面前，年羹尧飘了。事实上，在罗卜藏丹津还没平定的时候他就已经飘了。
没办法，年羹尧属于少年得志，一直很顺，没有受到过大的挫折，其为人比较自负、高调，不知官场凶险。
在平叛期间，年羹尧不断以军功名义要求朝廷为他保荐的人员加官晋爵。他开列的保举名单通过密折直递雍正帝面前，再由雍正帝以圣旨的形式下达给吏部。因为年羹尧每次推荐的官员太多，吏部不得已为其专立一档，谓之“年选”。同时，年羹尧以“保障大军后勤”的名义插手各地财政、人事方面的管理。年羹尧认为：皇上正是用他之处，就算皇上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但也不会驳回他。
年羹尧在这里犯了两个为人臣之大忌。第一，做臣子的唯有“无条件忠君”这一个信条，哪有借着“君主要用自己、有求于自己”的机会跟君主讲条件，胁迫君主的？这就是“不忠”。第二，年羹尧是在西北掌握重兵的统帅，再插手各地的财政、人事，这属于为人臣之“大忌”，哪个皇上会不警惕？何况是雍正这个多疑的皇帝？电视剧里胡军演的朱元璋给太子朱标说“文臣咱不怕，武将咱也不怕，但文臣如果与武将结交在一起，咱就得警惕了”，就是这个道理。“边将结交内臣”，历来是大忌。
雍正帝此时对年羹尧已有不满，但尚能容忍。
但年羹尧不知道收敛，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雍正二年平定西北叛乱，大功告成的年羹尧回京述职。雍正帝十分重视，也给予了年羹尧“高规格接待”。雍正帝要求在京王公之下大臣都要出京城城门迎接年羹尧之凯旋，确实给足了年大将军面子。对于主子的格外恩遇，稍有城府之人都知晓收敛之必要性，但这岂是大将军之做派？年羹尧欣然接受出京迎接大臣之跪拜。要知道此时年羹尧的正式职务是川陕总督，也就是正二品官衔，至于“大将军”仅是临时职务而已，并不在大清王朝正式官职之列，你年羹尧凭什么欣然接受京城一二品大员之跪拜？甚至，京城之内王公贵胄下马与年羹尧行礼，年羹尧也依旧骑着高头大马，仅仅点头以应之。
连一贯本份的“常务副皇帝”十三爷胤祥都觉得年羹尧太跋扈了。雍正帝为了缓和年羹尧与十三爷之间的矛盾，亲自写信给年羹尧说：“怡亲王可以算得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一种敬你、疼你、怜你、服你，实出至诚”。但年羹尧对于雍正帝的亲自劝诫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有一次，年羹尧放下身段拜访胤祥。然而到了王府门槛，年羹尧发现怡亲王府门庭气派，可能把门下人也有些狗仗人势，说话让年羹尧觉得不舒服，心中不快的年羹尧认为胤祥平时之谦和都是惺惺作态，竟然径直离去，不再登门拜见。胤祥得知此事，再次痛斥年羹尧“狂妄”。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不光得罪了皇帝，估计会让在朝的王公大臣都不高兴，可谓是“犯了众怒”。所以才有年羹尧返回西北之际，有人建议雍正帝“扣留年羹尧”，认为他回西北之后可能要“拥兵造反”。但雍正帝认为自己控制得住局面，同时也深信年羹尧不会造反，放年羹尧回西北。
年羹尧在雍正帝心中已经失宠，但雍正帝并未立即对他产生杀心。雍正帝还苦口婆心劝他：在他的奏折上留下一段经典的朱批“凡人臣图公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公难；守公易，终公难……”，这是一贯被极力表扬的年羹尧，第一次受到雍正帝意味深长的“批评”。只可惜，雍正帝的苦心敲打，并没有让年羹尧清醒过来，依然我行我素，最终断送自己大好前程，走上了绝路。
年羹尧回西北后，继续结党营私、贪污受贿......
真正让雍正帝对年羹尧起杀心的是两件事。第一件，雍正三年正月，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陕西驿道金南瑛，被查出是年羹尧在幕后主使。由于金南瑛是十三爷推荐的官员，这被雍正帝解读为“年羹尧想对胤祥不利”，因此痛斥年羹尧。第二件，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上表称贺，雍正帝特意看了年羹尧的贺表，发现他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帝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
雍正决定除掉年羹尧。“贪腐”和“朋党”是雍正帝一贯深恶痛绝的。
同时，皇权是威严的，哪怕年羹尧对皇帝忠心，但也必须畏服皇权。如果不严惩年羹尧，放任皇权的威严受到“不敬”，皇上的“天威”何存？年羹尧的确是忠臣，但如果不严惩年羹尧，万一有奸臣效仿年羹尧，不断挫伤皇权的威严，最终就能“量变引起质变”，威胁皇权。
雍正三年四月，雍正帝免去年羹尧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之职，调任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曾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雍正帝不为所动，并称自己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年羹尧到杭州，验证是否属实，“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颇有挖苦之意。这里，年羹尧又犯了错误，皇帝下达的调令，你服从就行了，怎可发动西安的“民意”挽留自己，与皇权“讨价还价”？这无疑会让雍正更警惕和反感。
年羹尧离陕之前，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皇帝。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年羹尧对岳钟琪说：“我的事皇上曾有谕旨否？你我相与一场，你须实实告我。”岳钟琪答曰：“并无。”年羹尧随后哭泣不止，感叹：“我将来身家性命是不能保了……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饮食减少，身子很弱。”岳钟琪虚言安慰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调升将军，从此若能悔罪改过，诸事安静，自然无事了。”十六日，二人又一次单独会面，年羹尧要求他照应河东盐商傅斌（其实是年羹尧之子的化名），岳钟琪谢绝。
岳钟琪作为年羹尧的副将，得到年羹尧多次提拔和恩惠，但岳钟琪宁愿背叛年羹尧，不讲个人私情也要忠于皇帝。
岳钟琪比年羹尧更了解皇权的残酷：对皇权的忠诚必须是绝对的，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一个人哪怕可以背叛天下，遗臭万年，也不能不忠于皇帝。
此时，年羹尧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雍正帝上折子求情：“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回京口陈肝胆，或命就道于军旅边疆自效，或命解职待罪，臣都凛遵圣训，不敢逃避。”
年羹尧的这道奏折，一改其专横跋扈的作风，言辞卑微至极，近乎乞求，希望能够得到戴罪立功的机会。然而，雍正帝非但没有心软，反而认为年羹尧无耻可笑，更加坚定了欲治其死地的决心。雍正在奏折上朱批道：“备述种种苦情，暴露你怀有二心，是诚何益？只觉可耻可笑，况我近日之不加诛戮者，原欲成全你始终为一代完人。今如此奏来，愈加令我执法之意决矣。”
最终，年羹尧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可惜他仍然不知道收敛，在杭州继续大讲排场，大张旗鼓，飞扬跋扈。雍正帝大怒，从当年七月到九月，短短两个月之内，将年羹尧的爵位和官职全部削除，年羹尧由大将军变成了杭州东门的守门兵丁。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病死，十二月十一日，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帝赐年羹尧自尽，终年四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