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康熙晚年的一场著名“文字狱”。这是一起冤案，雍正帝登基之后就给该案平了反。但该案的整个过程还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
两年前，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殿试高居第二名榜眼，第一名状元是左都御史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在当年的会试中，戴名世高居第一名，殿试却变成了第二，再加上戴名世的才学早就闻名天下，坊间纷纷传言是为官多年的赵申乔走了门路，通过“不正当竞争”让儿子赵熊诏挤掉了一介布衣戴名世得到了状元。
戴名世听得此传言，也觉得很有道理，多在言语文章中表达对自己“屈居榜眼”的不满。
赵申乔决定报复戴名世。戴名世为人清廉、孤傲，不贪污不结党，让赵申乔很难抓到把柄。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打定了主意要害戴名世的赵申乔通过殚精竭虑的努力，终于还是找到了戴名世的死穴，而且是可以完成“一击必杀”的那种：戴名世作品《南山集》中有“大逆不道”的内容，涉嫌“反清”、“怀念前明”。
康熙让刑部审理此案。
听闻戴名世作品《南山集》涉嫌“大逆”，很多朝臣纷纷对戴名世“落井下石”，积极行动，在《南山集》里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偌大的朝堂上，连一个帮戴名世说话的人都没有。
戴名世为什么如此招人恨呢？这当然跟他的为人处世原则有关。
戴名世确实有才，但其性格狂狷孤傲，不给任何人面子。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戴名世是清代文坛著名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他6岁开始从塾师受学，五年之内，就精通了《四书》、《五经》。“年未及弱冠即以善古文名”。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门人弟子众多，《响雪亭记》、《意园记》、《范增论》、《钱神问对》、《金正希稿序》、《左忠毅公传》、《窦成传》等有名的文章，在士林中享誉甚高，人们交相传阅。“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
名气大了，很多人就想结交他。
康熙十五年秋天，戴名世的几位朋友去他家里拜访，还带了酒菜，摆开宴席。席间，一位因慕戴名世的大名远道而来的朋友说出心中对戴名世的仰慕，要同他“义结金兰”，却被戴名世拒绝。拒绝也就拒绝了，戴名世说的话还特别难听。他说：“戴某独处已久，不愿相聚热闹。且自古以来，人们因为彼此不相信任，方才结盟；所以，真正的君子是不屑为盟的。现在，一些乡曲之士，因为习气相近、年齿仿佛，于是便忽然而聚，呼兄唤弟，用不了多久，便各奔东西，视同路人，甚至于反目为仇，也不在少数。所以我越来越与世隔绝，而宁愿与鹿豕为群。诸君之美意，名世当面谢过了，只是难以领受。”
这让提出请求的人十分尴尬，悻悻离去。戴名世倒也不是专门针对此人，而是对谁都这样。这让他很快混到“没朋友”的地步。那个年代，“同乡”是一种很重要的人际关系，但在京师的“桐城会馆”，只要有人提起戴名世的大名，立即引起一阵厌恶之声。
吏部侍郎赵士麟，手握大权，声势煊赫，常以风雅自命。他拼凑了一部文集，觉得应该找一位名家作序，这样才似乎可以提高文章的“档次”，扩大自己的影响。他想到戴名世是一代名士，文名贯耳，就约一位与戴名世熟悉的朋友请戴名世为自己的作品写一篇序。
赵侍郎浸淫官场多年，为人处世的功夫自然炉火纯青。他虽然身居高位，但请戴名世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态度谦恭，且备足厚礼和酬金。高官如此伏低做小“礼贤下士”，让戴名世很是受用，于是欣然应诺，答应了为之作序。后来戴名世因事离开京城，回安徽家中，赵士麟亲往送行，这也颇令戴名世感动。赵士麟送别时对戴名世再三说：“仁兄此去，还请尽快回京。在下文集刊刻殆将完成，专候仁兄大序为之生辉增色了！”
戴名世答应了赵侍郎，还约定了回京给赵侍郎的文集写序的日期。
但戴名世回家之后，因为事务繁琐，竟然把答应赵侍郎为其作品写序的事情给忘了。
眼看到了约定之期，不见戴名世回京。赵侍郎的文集已经刊刻完毕，就等着戴名世的序文写好，即可出版印刷。赵侍郎不愿再等，便另请了一位文人“捉刀代笔”，以戴名世的口气写了一篇序，然后署上戴名世的名字，付之刊刻。赵士麟为此事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告诉戴名世，说序文不及等待，已请人代作了，请仁兄原谅，等等。
的确，赵侍郎另找他人写序，然后署上戴名世的名字，做法确实欠妥；但回溯事情的来龙去脉，赵侍郎没有对不起戴名世的地方，而且是戴名世先“违约失期”，赵侍郎无奈之下才找人“代笔捉刀”的。
戴名世如果懂一些为人处世之道，可以先写信给赵侍郎，为自己的“失期违约”道歉；至于赵侍郎找人写了序，署了自己的名，戴名世直接“装糊涂”算了。这样他不会得罪赵侍郎。
但戴名世显然不是那种人。他认为“你写了篇文章，未经我允许就署上我的名，说是我写的”，这是原则性错误，不可原谅。他写了一篇讽刺挖苦赵侍郎的文章，公开发表，还非得让赵侍郎把那篇“冒其名所作”的序言撤下来。并且因为赵侍郎未经他允许“冒用”他的名字，他不再帮赵侍郎的文集写序。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赵侍郎的眼睛直接被气绿了。
这样为人处世风格的戴名世，遇难的时候遭遇“落井下石”岂不是太正常不过了？
如果戴名世能稍微“近人情”一些，哪怕赵申乔弹劾他，也会有人帮他遮掩，可能一场大祸就会免去。
康熙五十一年，刑部上奏康熙，指出戴名世《南山集》中“悖逆”之处：《与余生书》中直书‘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寓意为“不承认大清为彼时唯一的正统”；《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而不是顺治元年，因为永历帝在顺治朝一直都在，这是在影射“顺治朝不是正统”。
《南山集》中还记有 “（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姊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泣。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惧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这段记载的问题很严重，因为大清入关之后一方面宣称“如能寻到崇祯皇子，将扶持皇子登基为帝”，一方面把所有得到的皇子都断定为别有用心之人冒充的“伪皇子”而斩杀；这段记载揭穿了大清的虚伪。
刑部原拟对《南山集》案以“大逆”罪论处。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凡16岁以上者将被立斩，15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配边疆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被处以绞刑。因戴名世《南山集》中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名世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中抄得，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彼时方孝标已故，当对方孝标“开棺戮尸”，方孝标家族16岁以上男子，俱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发配功臣家为奴。
刑部意见奏上御前的时候，康熙正在看一份为一个月之后康熙帝60岁“万寿庆典”的筹备工作征询皇上意见的折子。想到自己马上60岁生日，皇帝不想让自己的生日蒙上一层“血色”，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御笔批复：戴名世从宽免于凌迟，着即处斩。方孝标“开棺戮尸”。其他议斩人犯从宽免死，依律下狱。
最终，因为康熙帝“宽仁”，《南山集》案只杀了戴名世一人。
《明史》案和《南山集》案，康熙朝一头一尾两起“文字狱”为大清的舆论环境开了极为恶劣的先河。到了雍正朝、乾隆朝，愈演愈烈，对文人作品的各种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解读，让人完全“防不胜防”。这种环境下，思想和学术必然“一潭死水”，谁都担心万一哪句话“犯了禁”会让自己人头落地，甚至让全家人“满门抄斩”。
学术的进步停滞了，思想的进化停滞了。等到英国人从海上打过来的时候，大清已经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没人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都是“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