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帝惩处“年党”余孽的时候，有两个文人得到了“严厉惩处”，一个就是被杀的汪景祺，另一个则是钱名世。汪景祺被砍了脑袋；钱名世作品中并无“大逆不道”之语，仅仅是给年羹尧拍马屁，因此免死，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之罪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帝还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匾额悬其门。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常州故居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
钱名世是江苏武进人，字亮工。年羹尧恰巧也是字亮工。两人还都是康熙三十八年直隶乡试考中的举人。在科举时代，同年中举或中进士的人被称为“同年”。“同年”关系是一个人形成官场人脉的重要环节。钱名世与年羹尧不仅字相同，还是同年的举人，因此两人交情非常好。
钱名世之后在康熙四十二年又中了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跟汪景祺不同，钱名世不是年羹尧的属下或者幕僚，仅仅是关系要好而已。
雍正二年底，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奉旨入京陛见。雍正帝安排对年羹尧“高规格接待”，“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彼时年羹尧是皇帝眼前的红人，谁不逢迎巴结？在年羹尧入京觐见皇帝的时候，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跪地迎送，王公大臣也跪接于广宁门外。钱名世与年羹尧交好，写了几句祝贺年羹尧在青海告捷的诗也实在是人之常情。由于是庆祝年羹尧青海大捷，里面当然有夸赞溢美之辞。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抄家，钱名世写给年羹尧的诗也被抄出。雍正帝痛恨年羹尧飞扬跋扈，对所有夸赞年羹尧的诗文“尤为反感”。雍正帝对钱名世诗中最反感的有两句。
一句是“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雍正帝认为这句诗里面用了周公、召伯的典故，而周公、召伯都曾经以“摄政”的身份辅佐君主，钱名世把年羹尧比喻为周公、召伯，岂不是在暗喻年羹尧以“摄政”身份辅佐雍正？岂不是意味着雍正帝“其实无能”，雍正帝的功绩其实都是年羹尧背后策划的？
另一句是“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康熙晚年，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平定了西藏叛乱，康熙为他立了一块碑。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了青海叛乱，朝廷理应按照先例再给年羹尧立“第二块碑”。这句话又冒犯了雍正的“皇权”。雍正认为：你一个做臣子的，有什么资格指点朝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皇上做出决策，你只有赞同、服从的权利，仅此而已。皇上如果没有主动让你提意见，你擅自开口指指点点，那就是错。
雍正皇帝认为钱名世这样的行为是文人无耻的钻营之举，违背了圣贤的遗教，根本不配做儒门中人，给年羹尧拍马屁拍过头了，将其罢官遣返回乡，书“名教罪人”匾额悬挂其大门上。
同时，雍正帝还下旨“且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可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命京中的文官作诗骂钱名世。
自古文人相轻，文人们虽然嘴上都文质彬彬，但内心里都喜欢看别人的笑话。他们喜欢品鉴别人的不幸，从中找出快感，“残虐你，娱乐我”。现在有了“奉旨骂人”的机会，哪个舍得错过？钱名世革职出京前，在京的文官共385人，每人作诗一首，痛骂钱名世无耻，当然，在痛骂钱名世的同时一定不会忘记颂扬皇帝宽大，开恩饶了钱名世的性命。
文官们在作诗骂钱名世的时候，还互相品鉴比较谁骂钱名世的诗句更“艺术”、更有深度。最终还真的评选出来“骂得最好”的诗句，就是正詹事陈万策的诗:“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前一句是说钱名世与康熙晚年因著《南山集》而处斩的戴名世的同罪；后一句是从年羹尧与钱名世都表字亮工说二人同为奸邪之人。
从别人的灾难中品鉴出优雅，这是一种何等的残忍？
这些文官或许能意识到也或许意识不到：他们其实跟钱名世一样，在皇帝眼里也不过是随时看不顺眼就可以羞辱甚至杀掉的奴才而已。他们今天看钱名世倒霉，对钱名世所遭遇的厄运幸灾乐祸，明天说不定祸事就落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今天他们对钱名世落井下石，以欣赏的眼光看钱名世的苦难；明天他们自己倒霉了，就别怪自己也遭遇“雪上加霜”的命运，也没有人同情。比如查嗣庭彼时也在作诗批判钱名世的人之列，他说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但不久之后，查嗣庭因为做主考官给考生出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试题“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为大不敬，获死罪。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僳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查嗣庭获罪更加无厘头，下场比钱名世也惨多了。
对“文字狱”的受害者来讲，最致命的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是无法申辩自己无罪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既然选择用含沙射影的方式在诗文中隐晦表达不满，目的就是不想让人拿到你直接表达不满的证据，否则你就会正大光明直接说，而不是用隐喻的方式说了；既然用隐喻的方式说，那就是想“掩盖”，那当别人指出你诗文中“存在”问题的时候，你当然要抵赖不认，所以你的抵赖不认也必然是“无效申辩”。
同时，一个作者写出诗文之后，别人如何解释，你根本没法控制。万一别人“脑洞大开”把你的文字解读成“大逆不道”，你完全没办法自证清白。
比如雍正朝著名的徐骏，导致他丢掉脑袋的两句诗都非常著名。
一句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办案人员非说徐骏这句诗是在讽刺清朝统治者“本为蛮夷，没有文化，却偏偏还要装出有文化的样子”，你能说办案人员的解读“全无道理”吗？
另一句是送别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办案人员非要理解成“徐骏在表达反清复明思想”，你能说办案人员的解读“全无道理”吗？
这种情况下，由于谁也不能保证他写出的文字不被“恶意解读”，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少说话，少发表意见”。当知识分子都选择闭口缄默，大清的社会再黑暗再腐朽就都没有人帮朝廷指出来了。知识分子不敢有独立人格，都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
知识分子不敢说话的大清是没有希望的，只会越来越没有创造力，越来越烂下去，死气沉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