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叫赵翼的人在自己的书《檐曝杂记》中写到这样一件事。
清朝有位大臣叫王云锦，春节休假之期就与亲友在家中打叶子牌为戏。玩着玩着，这牌就少了一张，几人遍寻不着，也就不在意了。
第二天上朝时，雍正帝看似闲聊地问王云锦昨日假期干什么去了，王云锦也是个实在人，立马回禀道，昨日去和亲友玩了一会儿叶子戏。雍正帝点了点头，夸赞他的诚实，边说边将王云锦遍寻不着的那张叶子牌给了他。王云锦接过之后，又是庆幸又是害怕。庆幸的是自己如实回禀，没有犯下欺君大罪；害怕的是，皇上竟然连他玩叶子戏都知道。
雍正帝能对臣下的一举一动掌握得清清楚楚，凭借的是他手下的一个秘密特务组织“粘杆处”。
在雍正登基之前，还在潜邸做“雍亲王”的时候，“粘杆处”就已经存在了。不过，“粘杆处”在成立之初并不是一个特务机构。当时，雍亲王府内种植了许多树木，夏日炎炎，便有许多蝉在树上鸣叫，这让喜欢安静的胤禛十分烦恼，于是就命令府中的奴才拿着杆子将树上鸣叫的蝉都粘下来，让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这个负责拿着杆子粘鸣蝉的人事组织就叫作“粘杆处”。当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不仅仅是粘鸣蝉，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竞争激烈，“粘杆处”的业务范围有所扩大，表面上继续粘蝉，暗地里帮助四爷刺探情报，笼络大臣、铲除异己，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小型的特务情报组织。
四爷“夺嫡”成功，登基之后，“粘杆处”作为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变得更加完善、更加“正式”。该机构名义上隶属于内务府管辖，但实际上内务府根本管不着他们。他们直接听命于雍正皇帝一人。其总部设在雍正以前的雍亲王府内，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或联络点，以便收集情报和执行任务。
“粘杆处”的核心领导层叫作“粘杆侍卫”，多由皇帝的心腹担任，负责整体策划和指挥；手下的成员被称为“粘杆拜唐”，负责具体任务的执行。这些人里面有精通武艺的刺客、精于搜集分析情报的密探或间谍。
“粘杆处”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收集情报。其特务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渗透到朝廷内部和民间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官员、百姓的言行举止以及社会动态等信息，为雍正皇帝提供决策参考。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皇帝了解民情、掌握朝政，还为他打击异己、巩固皇权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情报收集外，“粘杆处”还承担着惩戒甚至处决的任务。对于有些被认定为叛逆或威胁皇权的人，皇上以正规司法程序不方便处决的人，“粘杆处”会采取迅速而狠辣的手段予以处决，以确保皇权的稳固和朝廷的安宁。据说跟雍正帝竞争皇位失败的八爷和九爷就是被“粘杆处”秘密处决的，因为雍正不想让世人认为他对兄弟太凉薄，无法用正大光明的程序杀死他们。
“粘杆处”与明朝的“锦衣卫”虽然同是情报特务组织，但秘密程度更高，行事更低调。“粘杆处”就是雍正帝手中一把维护皇权的“无形的利剑”，让雍正帝手下的大臣们只敢兢兢业业报效皇帝，而不敢有二心。
雍正帝维护皇权的“秘密手段”，除了隐身于暗处的“粘杆处”之外，还有就是著名的“密折制度”。
“密折制度”并不是雍正帝首创，康熙时期已经形成。康熙帝曾言：“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
但“密折制度”的发扬光大，毫无疑问是在雍正朝。
康熙在位61年，具有密折奏事权的官员只有100多人；而雍正在位仅13年，具有密折奏事权的官员却达到了1200多人。
官员给皇帝上密折，必须亲笔书写，不可假手于人。一切听闻皆可以“密折”形式上报。密折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再装入特制皮匣。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折的官员手中，另一把由皇帝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官员亲自委派亲信家人送抵京城，不走朝廷正常的驿站传递系统。“密折”将直达御前，并由皇帝亲自批答。
雍正朝定例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除了定例之外，雍正帝还会“特别关照”某些官员，赐予他们给皇帝上“密折”的权利。对官员来说，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一种荣耀，他们当然会尽心办好此事。
密折制度让皇帝与官员们之间建立了一个个“单线联系”的信息渠道，可以实现官员们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互相告密”。比如一省之内，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都可以独自上折密奏，那么谁还敢有胆量背着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胜防，于是大家只能老老实实为皇上忠心办事，谁也不敢向皇上隐瞒信息。
对于臣下送来的密折，雍正帝非常重视，从来都是亲自回复，“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不过，这么多官员给雍正上“密折”，雍正一一批阅，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好在雍正帝是个勤快人，其勤政程度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是罕见的。雍正批复奏折的文字累计达两千万字以上，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工作量。
雍正帝规定，官员最后必须将带有朱批的密折奉还给皇帝本人。正是这个规定让雍正帝批复过的奏折保存了下来，至今仍有数以万计之多，保存于故宫博物院。
从这些奏折中我们看到雍正帝的“真性情”。其批复密折的最大特色就是生动有趣，接地气。
比如雍正给田文镜的批示颇为直爽地说:“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尔等大臣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再比如雍正给年羹尧的批语相当肉麻:“真正累了你，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朕实在想卿”等等。
正是有了“粘杆处”对官员的监督刺探以及“密折制度”让雍正帝对官情、民情的直接了解，让雍正帝可以掌握帝国官场全盘，实现乾纲独断，将中国古代君主集权推向了顶峰。
康熙晚年，吏治腐败严重，雍正要反腐，腐败官员必然不肯束手就擒，必然要反击，而加强君主集权保证了雍正帝“雷霆手段”反腐能够顺利推行下去。
“集权”是个中性的词，不能直接说“集权”是好还是坏，关键看君主“集权”之后干什么。雍正帝“集权”之后，大刀阔斧展开改革，做了多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雍正的“集权”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