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如雍正帝，也有不可为之事。
雍正朝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上做的改革主要有三个：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其实并未伤害到官员的利益，只是把官员本来不合法的“灰色收费”变成合法化了；“摊丁入亩”让土地更多的人缴纳更多的税，官员和富人们也可以接受；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却遭到了官员、读书人和地方士绅的共同强力抵制，哪怕有雍正帝这种铁腕集权的皇帝，在全国推广这项政策也是阻力重重；等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登基，这项政策直接被乾隆帝废除。而“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在雍正帝驾崩后仍然被之后的大清朝廷延续下去。
在雍正朝之前的漫长皇朝时代中，尤其是科举制度创立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或者官职的读书人是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的。比如，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哪怕仅仅考上了秀才，见了县太爷就可以不用下跪，县太爷在审理涉及秀才的案件时无法对秀才用刑。如果非要对秀才、举人这类有功名在身的人用刑，一定得先经过“剥夺功名”的程序之后才行。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还有“不用服劳役、一定程度的田产免税权”等经济上的好处。当然，秀才是科举功名的低级阶段，所享受的优惠还比较少。
能享受朝廷更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特权的就是“士绅阶层”。在明清时期，士绅是官僚和准官僚群体的总称，包括：已经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举人进士等功名而有入仕可能的群体，正在做官或已离任的官僚群体。
由于士绅名下的田产可以免税，这就使得贫苦百姓更愿意把土地挂在他们的名下，给他们做佃农，以减轻经济负担。比如，朝廷要求交十分之一的税，如果你是自耕农，直接缴税给朝廷就是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如果有个享受免税特权的士绅跟你说，你把田挂在他名下，他只收你三十分之一的“挂靠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田产“挂靠”他名下？你大概率会愿意，因为会让你少缴税。很多百姓的田产“挂靠”士绅名下久了，如果士绅一直选择只收取“合理的挂靠费”，百姓就可能把田产直接卖给士绅算了，从现金流角度讲，把田卖给士绅做佃农跟把田“挂靠”士绅名下，好像也没啥区别，反而因为卖田给士绅能直接套现一笔钱出来。
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当然会让朝廷少收到赋税。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田地都纳入“拥有免税特权者”的名下，朝廷的课税对象减少，税收自然就会减少。
这种情况的出现，会造成土地兼并。把田产“挂靠”士绅名下的百姓本身就有卖田给士绅的动机，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遇上黑心的士绅，因为田产“挂靠”需要将地契上的田产所有人名字在官方档案里变更为士绅一方，如果士绅不承认是“挂靠”，非说这田是自己的，证据显然对士绅有利，这块地就被黑心士绅吞掉了。
由于在漫长的皇权时期，朝廷对地方的治理一直是“皇权不下县”。皇权任命的官员最多到知县一级，县以下的基层胥吏是不在朝廷官员编制之内的，县以下的基层秩序需要县官和地方上的士绅共同维持。士绅担当了沟通“县官”和“基层民众”之间的桥梁，拥有相当一部分“行政权力”。比如：百姓缴纳钱粮赋税要经过士绅之手；广大不识字的老百姓要打官司，得委托士绅“写状子”，拉关系托人。
老百姓是斗不过士绅阶层的。而士绅阶层又是皇权统治“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历来君主中虽然有很多人都明白“士绅阶层不当差不纳粮”的弊端，但很难对这个阶层的利益动刀。
跟前代帝王比，雍正帝把封建王朝时代的君权加强到了顶峰。他有“粘杆处”这样的情报特务机构，还建立了“密折”制度让他能够直接体察下情，改组了“南书房”为“军机处”，在制度上杜绝了权臣出现的可能，握有空前强大君权的雍正帝决定试试对士绅阶层的利益动刀，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取消士绅阶层的“免劳役免赋税”特权，让他们与老百姓一样“当差”、“纳粮”。
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出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拉开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序幕。
这种做法得到了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大力支持，他在奏请皇上后，决定在全省推广。雍正帝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又在全国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赢得全国百姓的一致叫好。
如果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能够顺利实施，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增加朝廷税收，能减轻百姓负担，抑制土地兼并，从朝廷和人民的角度，“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从官吏、士绅的角度，那可是实实在在动了他们的利益蛋糕，伤害了他们的特权。别看这些读书人在平日里劝老百姓多为朝廷服劳役、多纳钱粮的时候满口“仁义道德”、劝百姓为了“朝廷大局”去吃苦、去奉献，等到真的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心疼了，开始抵制朝廷的政策了。他们劝别人的那一套一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来他们自己并不信仰。
他们决定找机会抵制政策。
很快，士绅阶层找到了机会。
雍正二年，时任封丘县令唐绥祖要求“每田百亩，出夫一名”，用于抢修黄河工程。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黄河一旦决口，财产越多的人损失当然越大，让富人多承担修建黄河大堤的成本，不是应该的么？但当地缙绅对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早有意见，索性因此事大闹衙门，借题发挥。
当地士绅鼓动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唐县令，强迫他取消“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生员们是读书人，当然也有反抗“动了读书人蛋糕”的政策的动机。
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号召全省学子拒绝参加于当年秋举行的乡试。
“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读书人十年寒窗就是为了考科举，唐绥祖不认为这些秀才会真的舍得“罢考”乡试。毕竟乡试高中之后能得到举人的功名，跟秀才比，那含金量可是“天壤之别”。我们在《儒林外史》里面“范进中举”情节能真切感受到“中举”的含金量。
但随着乡试日期的临近，唐绥祖有些担心，万一生员们真的罢考了，这个责任是他一个七品县令所承担不起的。为了稳妥起见，他向上级汇报了“生员威胁煽动罢考乡试”一事。时任河南开归道道员的陈时夏听说后，立即答应找王逊他们谈谈，并且说，读书人是讲道理的。
陈时夏见了王逊等生员，不仅没骂他们，反而堆着满脸笑容，拉着他们的手邀请他们同坐，还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年兄”，然后又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不要做傻事”，说到动情处，甚至都有了苦苦哀求的意思。
结果事与愿违，陈时夏的“低姿态”反而助长了王逊等人煽动“罢考”的决心。
雍正二年秋天，河南开封府乡试。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果然发生了“封丘生童罢考”事件。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示对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的抗议。
科举制创立之后，一直是朝廷教化民众和选拔官员的工具，是真正的对朝廷来讲“第一重要”的考试。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不敢有丝毫怠慢，迅速向雍正帝作了汇报。
这群考生煽动“罢考”，破坏朝廷人才选拔制度；这群考生如此做的目的是在反对雍正帝推行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雍正帝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事实上他也不是心慈手软的人，他决定“严惩不贷”，借机“杀鸡儆猴”，震慑那些反对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的人。
雍正帝颁布谕旨：凡是邀约罢考的生员，永远停止科举考试资格；为首的王逊、范瑚等“斩立决”；连对生员态度“不够狠厉”的陈时夏也被“革职”，但“暂许留用”、以观后效，戴罪立功。
“杀鸡儆猴”起到了效果，新政在河南迅速推行了下去，当然这跟河南有雍正帝的得力手下田文镜有关。田文镜做事手段严苛，为人不留情面，相当于一个“酷吏”，虽然遭遇重重反对，但坚决把雍正帝的新政推行下去。
雍正四年，在河南“试点”之后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正式在全国铺开；士绅们的“免劳役免纳税”的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承担与广大老百姓一样的纳税义务。
这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朝廷的税收，抑制了土地兼并。
但是，即使强如雍正帝，也没有做到真正在全国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有些地方仍然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皇帝不能一个人治理天下，一定需要官吏和士绅们这些“帮手”。雍正帝的新政全面伤害了官吏和士绅们的利益，必然遭到他们明的暗的各种抵制、反抗。当天下的官员和士绅们抱成团与皇帝对抗，雍正帝推行的哪怕是“利国利民”的政策，也实在是“有心无力”。
雍正帝驾崩后，乾隆废除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获得了官吏和读书人的一致好评。乾隆是个幸运的人，也是个权谋的高手，他花着他爹积攒的钱，却为了笼络读书人而废除了曾经给朝廷创收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名利双收，钱拿了，好人也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