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评论家们给我冠上了五花八门的身份，包括但不限于：“中日双语作家”、“非虚构作家”、“跨境书写者”、“服装设计师”、“人生相谈专栏作家”等等。不过最出乎意料的，是在“元山里子东瀛物语三部曲”的第二部《他和我的东瀛物语》出版后，因为腰封上的副标题“一个日本侵华老兵遗孀的回忆录”，于是我得到了一个另类身份：“鬼子兵未亡人”。
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我先是一愣，然后莞尔一笑。
它的背后，确实有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故事。
1984年是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二年，申请续签在留资格时想要换个保证人，因为此前的保证人、母亲的高中老师郷守重蔵先生年届米寿，且家住北海道，一些保证书和税务证明书等文件往来日渐不便。同学段小芳把她的保证人元山俊美介绍给我，新旧保人接交手续，很快他就为我续办成功获得三年在留资格。
我一方面庆幸有小芳推荐，通过素昧生平的元山俊美一下子获得三年签证，另一方面也非常惊讶，因为我知道在日本作保人，风险系数非常高。我的姨父，原本在东京经营一个艺能中介公司，作了一位外国女演员的在留艺能活动资格保证人，但那位女演员一次酒醉后烧开水，居然把厨房烧爆了。整层楼房被烧坏，而外国女演员没有财产无法赔偿，结果所有索赔都按照法律落到保证人身上，姨夫顷刻倒产，当然也就失去了继续当保证人的资格。因为了解这种风险，又得知自己是元山俊美担保的第10个中国留学生，我一直对他的慷慨相助既感激又好奇。
元山俊美为祝贺小芳和我升三年级，第一次吃饭就请我们去他附近的王蔵寿司店。那时我与小芳已与日本同学和老师多次去过寿司店，知道日本寿司店分两种用餐，一种是套餐菜单，就是由店家备份的相对便宜的鲜鱼做的寿司套餐，种类都由店家规定好的，一般大学生、工薪族比较爱这样的份饭，可不必订酒，还给免费的日本绿茶，一般坐在四人客座；另一种是没有菜单，根据寿司吧台冰柜里的季节生鲜，一个一个分别定的寿司，那一定是与日本清酒一起品尝的晚餐，一般坐在寿司吧台。
在办理保证人手续的过程及一年接触中，我知道元山俊美是领公务员退休金生活的所谓“黄昏族”，想必他是请我们吃份饭寿司套餐，不会喝酒，再说我们也没有见过他喝酒；何况作为保证人他有恩于我们，本来应该是我们请他吃饭的。
但是当我们入店时，店长不是让我们坐客座，而是让我们坐在寿司吧台，还特地安排在L型吧台的拐角，让元山俊美坐在拐角右边，我和小芳坐在拐角的左边。这是“三人鼎谈”的最好座位，既能看着大将（主持料理兼经营的店老板）在眼前表演手艺，还能展开对话。
我们与元山坐下后，突然毫无商量地，寿司吧台里的大将从摆满日本清酒的壁橱里熟练地拿出一瓶与众不同的酒，瓶颈上挂着精致的椭圆形铜牌，中间白底黑字写着：“元山俊美 樣”。我与小芳定睛一看，面面相觑——居然是中国绍兴酒。虽然当时我们还不谙日本寿司店的行情，但还是知道寿司本身与绍兴酒是不配的，因为绍兴酒最适合中华料理，而寿司应该配日本清酒呀。
大将看我们两个中国人一脸懵圈，得意地说：“这是我们店特地为元山先生常备的中国绍兴酒，而且这里的常客都知道这绍兴酒的故事呢。”
一直笑呵呵的元山俊美，一听到大将说“绍兴酒的故事”，突然露出一种局促不安、与他的风格很不相称的表情，好像冷不防遇到尴尬的事情。我和小芳再次面面相觑，因为我们熟悉的元山俊美一贯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这下子，彻底吊起我们的胃口，我和小芳七嘴八舌地请元山先生讲故事。也许是绍兴酒的力量，也许是我们的期待，元山俊美终于开口了。
可是，开口前，元山俊美竟郑重其事地将双手平放在吧台上，向我们两个中国留学生深深地低下头，说：
“我的故事一定会让你们受惊的。其实，我是一个背负那场侵华战争十字架的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战争后期的湖南冷水滩。”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这位和蔼可亲、十名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竟是传说中的“日本鬼子”。元山俊美看到我和小芳一瞬间僵在座位上，赶紧再一次深深地低下他的头。
我试图掩饰受到的震撼，尽力不失礼貌，“啊，是这样啊，我们还是愿意听元山先生讲过去的故事。”
元山俊美用比平时慢半拍的语速，眼睛一改看着我们眼睛说话的常态，似乎望着遥远的地方，说起了他的故事。一个后来我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听他重复了无数次的故事。
1940年1月，不满20岁的元山俊美作为技术兵被日本政府强行招募，也叫“少年兵”，在中国东北开了4年多火车。战争后期日本兵源短缺，只好从年轻的技术兵中抽调一批加入南方的长沙大会战，元山也没能逃脱。由于他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技术兵，又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火车司机也许算教育程度不错，就被派去当“战场记录员”：在指定的高地、拿着分配的望远镜观察双方战况，并详细记录下来，然后上交。后来日军节节败退，战场记录也越来越少了。
1944年元山俊美被派到冷水滩据点，负责看管四名中国游击队员。建造监狱是既花钱又费时的事，所以冷水滩据点里并没有监狱；加上水路很发达，上司就把四名游击队员关押在舢板船上。他们的手被反捆，用绳子串在一起，如果有人试图跳水逃跑，就会把别人也拖下水。带头的老大叫卞庆（音译），40来岁的样子，其他三人都很年轻，他们从小生长在水边，适应这样的船上生活，而看管他们的元山是旱鸭子，一直在晕船。
元山说在舢板上生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融合力。5个人在一艘舢板上，漂浮在水面上下浮沉，把人的呼吸和身体节奏都共同化了。他们指点元山怎样站在船上不会失去平衡，怎样的姿势吃饭才不会晕呕，甚至还教元山说中国语。几天下来，元山感到自己有点错位了，好像是跟四位朋友在一起生活。没过几天，忽然传来命令，让小分队放弃据点，准备全体撤退与大部队会合。这样俘虏就有一个去留问题，大队长面无表情地命令元山：“你自己处理掉他们。”
这种暧昧的命令在战争后期时常发生，通常理解为“杀掉”，但这就要看具体执行人怎么处理了。元山觉得这四位中国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卞庆还有妻儿，就决心放走他们。
傍晚时，元山解开卞庆等人的绳索，对他们说：“你们走吧。”
卞庆很吃惊，睁大眼睛怀疑地问元山：“你是不是要等我们上岸以后，再开枪打死我们？”
元山让他们放心，还补充说：“即使长官命令我这样做，我也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不放心，等天黑以后，我在船舱里装睡觉，你们悄悄走吧。到时候我就说，你们在我睡觉时逃走了。”
夜幕降临，元山到船舱假装睡下；听见卞庆他们悄悄地走了，心里感到如释重负，非常欣慰，觉得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本来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天亮时，元山从舢板上起来，正想张开双臂作一个久违的畅快的深呼吸，突然透过轻纱似的薄雾，隐约看到四个人匆匆向他走来。这时，轮到元山紧张起来，一瞬间脑里闪过不祥的念头，是不是游击队要来杀我了？他赶紧抓起已经放在舢板上的枪。
可是等看清四个人的面孔和表情，元山顿时放心了，又把手中紧握的枪放了下来。
元山跳下舢板，来到坑坑洼洼的地上。领头的卞庆从破旧的衣服下拿出一瓶老酒，旁边的年轻人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破口的小瓷碗。卞庆打开酒瓶，年轻人把破碗郑重地递给元山。卞庆往破碗里倒满了老酒说：“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就用这碗老酒代表我们的感谢之情吧。”
元山颤抖着双手、郑重地接过碗，一仰脖把这破碗里的老酒喝了，实际上这是元山俊美在中国五年中，第一次喝中国老酒，当然也是24岁的人生中第一次喝老酒。然后，卞庆四人轮流端着残缺不全的碗，齐声说：“为元山干杯！”元山激动地抱住卞庆，那种奇特复杂的感受让他说不出话。
元山动情地说：“那时我居然被自己的敌人信任，我多么幸福啊”。
从此之后元山俊美不喝日本清酒，也不喝洋酒，只喝中国老酒。
说到这里，元山俊美眼里含着泪水，我看着他的老眼里闪耀着远方的回忆和一股清澈的、寂寞的、怀旧的思念。
弹坑旁，路横斜，战场栖迟一杯酒。
这时大将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我和小芳的对面，拿着一杯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老酒，对着我们说：让我们一起为元山先生干杯！
我们举起斟满老酒的酒杯，大声说：“干杯！”。
元山俊美满脸高兴，恢复了他一贯的从容不迫。
那晚，我们三人喝了两瓶绍兴酒，也就是元山俊美说的老酒；说起来也奇怪，我竟也觉得绍兴酒和寿司很般配。
他的“敌人”的一杯老酒的故事，像一条诡异的导火索从我耳中穿过，随时都可能爆炸，不是弃他而去，就是迎他而来。
结果是后者，一杯老酒点燃了半世烟火，暖出一朵爱慕的花。毕业以后我慢慢地与他走到了一起。他已是白发苍苍，我却与他隔着整整一辈，相差35岁。这注定我们的婚姻是不会得到祝福的。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那就是我与元山俊美结婚的时候，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法。
元山俊美有黑暗的历史，而且比我母亲还大6岁，要让母亲去替我办独身证明书，就像岸上捞月——白费功夫。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母亲1949年在东京与留学的父亲认识、恋爱、结婚，1950年又和父亲回归新中国，母亲不可能愿意看到女儿重新走一样艰难的道路，嫁到举目无亲的国度，时而寂寞、时而害怕地度过一生。
于是我就回国自行去办了独身证明书。这件事情令母亲非常伤心，父亲那以后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元山俊美这四个字。
结婚后，元山才知道我没有得到父母同意，这回轮到他大吃一惊，坚持要与我去鼓浪屿向父母赔礼道歉，并表示我们如果要悔婚，他愿意退出这个婚姻。结果母亲与元山见面后，他们直接用日语交谈，谈得很融洽，母亲觉得元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虽然年龄实在太大了，但是也不好悔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而元山俊美这边有一对儿女，年龄也比我大。他们先是奇怪为什么我会爱上他们的父亲——要钱没钱、要颜值没颜值，后来又猜想我是为了加入日籍。但是当得知我母亲在日本还有户籍保存，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母亲的姓氏铃木入日籍，他们相信了原来这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爱情，也就保持了沉默。
我的好同学小芳毕业后回国发展了，我们的结婚没有任何人祝福，也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到东京的区役所登记一下。元山俊美回来后还给我一份同意离婚的盖了章的表格，表示只要我觉得不开心想要离开他，随时都可以在这张表格签名，然后提交。
身边的朋友们大多比家人还上心，或者友情提醒不看好我的婚姻，或者发挥不凡的想象力传出各种联想。综合其要点，都是围绕现实的算计，金钱，国籍，年龄，却唯独没有想到是因为我知道良心无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被元山的人格所感召，慢慢就开始与他一起作反战公益活动。
1996年10月，元山等人组建的民间反战团体成立了“揭露731部队罪行全国委员会”，准备举办一个“731部队罪行展览”。
他们做了一批跟实物一样大的模型，比如原尺寸冻伤人的模型等等，实物模型占用面积比较大，需要宽敞的空间，但元山他们这些反战人士里没有一个富人，大家的房子都很小。
他们曾经找到一些合适的房子，可是房东们一听要展览731部队的实物模型，就不愿意签约。等到“731部队罪行展览”所需的实物模型都做好之后，房子还租不到，这让元山他们大伤脑筋，一筹莫展。当元山说起他们的困难，我灵机一动，就在半年前我创办了小型服装贸易公司，可以用我公司的名义来租房子啊，一半作服装样品展览，另一半作731部队罪行的模型展览。
元山听后大喜过望，我们马上行动起来。他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房子：150平方米，还有一个厕所、一个茶水间，很合适布展，附近人流量很大交通也便利，步行至中野车站只需3分钟。
于是我们商定由我出面去租房。果然房东一听我们是服装公司，租房是为了展览时装和模型，就爽快地租给我们。我们向房东预租了一年，在合同上写道：“租用该房用于时装等实物模型展示。”因为“实物模型展示”这种表述，所以我们展示731部队的实物模型，并不违反租房契约，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我们在前半部摆设一排人型模特，穿上最新时装，展出对应时装的面料样品和辅料样品，后半部摆设731部队的实物模型展览。接着给我们的客户、各种反战团体、高中和大学历史研究兴趣小组等都发去邀请函，来参观的既有看时装也有看731部队罪行模型展览的。由于我们每个月按时自动转账交房租，这是房东最欢迎的形式，也没有做什么不适当的事情，房东也没有来找麻烦。
这个“731部队实物模型展览”，还真的吸引不少民众和学生前来参观，起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有的大学生留下感谢信，说这个展览填补了日本教科书上这段历史的空白。有的客户说真是一举两得，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美，也回顾那段历史的丑。
一年后，我们租房期限到了，这次展览的目的也达到了，于是我们就与房东解除了租房协议。之后，731部队实物模型从东京中野区运到了大阪，那里也有元山那样的反战人士，他们继续在大阪设法展览。
直到今天，元山俊美已经驾鹤西去22年了，每当我路过东京中野车站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远远看一眼那个租用过的房子。毕竟，那是我与他曾经“并肩战斗”过的地方。
在元山生命的最后阶段，另一段中国经历始终萦绕于心。
1945年1月，元山俊美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负责押运被强行征用的中国民船运送军需。大多押运兵对船夫常常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元山一直对中国人民有负罪感，对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不逼迫。他们也感受到了元山的善意。
一天船队驶进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元山一时不知所措。站在摇摇晃晃的船上，他只听到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船上的薛姓船老大悄悄拉了下元山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元山这才捡了一条命。
此次袭击，好些日军押运兵都被打死，有的跳进湖里，再也没有浮起来。元山俊美说：“真没想到，我对船夫们那点小小的应该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回报。”
我听着元山的讲述，非常震撼。他以前还犹豫不决，担心公开这段经历会反而会害了有良心的中国船老大，我说，时代不一样了，不会的。我劝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因为战争的黑暗只有以暗黑中人性的光亮对比，才显出战争的罪恶。
那时还没有电脑，年迈的元山俊美开始学习电子打字机，每天一字一字地敲打，写起他的战争回忆录。在他去世的前一年2001年，这本回忆录得以出版，书名是《文明铺的樱花树——来自战场，一个老兵的陈述书》（《文明舗の桜の木―― 一老兵 戦場からの陳述書》），并被日本国会图书馆收录。
文明铺是湖南省祁阳县的一个小镇，元山俊美所在的小分队在这里被召回大部队，这也是他迎来日本投降和个人新生的起点。在2000年，耄耋之年的元山俊美自知来日无多，拿出全部的退休金积蓄买了200株八重樱送到文明铺，和中国人士共同埋下谢罪与宽恕的种子。遗憾的是，樱花绽放后，元山俊美再也没能踏上这片土地，两年之后就离开了人世。
2016年3月，在湘阴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前举办的“和平祭”活动中，我作为日方代表之一，代表亡夫元山俊美向长沙人民忏悔：“我代表亡夫元山俊美，在这个他迎来日本投降的地方，在这个他从一个战争机器变成一个人的地方，向湖南人民说声‘对不起’，并祈愿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哽咽着，也许元山俊美的真诚悔罪得以传达，台下很多人流下眼泪。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文明铺，在200棵八重樱绽放的一片粉红色中，我们朗读了元山俊美在捐植樱花的当晚写下、并收录进他书里的诗：
一生惦记着一个地方，
那里并没有恋人等待，
却牵系着我无尽思念。
……
这次不是带着刺刀，
而是带着樱花树啊。
……
一杯意想不到的老酒，转山转水穿透了尘世风霜，温润了指尖流年。如今，他在彼岸，我在此岸。
在1998年和2000年重访文明铺时，元山俊美每一次都想方设法寻找卞庆等四名游击队员和薛姓船老大，但是都没有结果。
文明铺八重樱明年将迎来25周年，我想借着这篇文章，通过“天使望故乡”平台再做一次努力。
这是元山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