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死亡之神，（它肯定已经被AI浪潮和一万种长生不老药整懵逼了），我一定会回忆起1987年的夏天父亲带我去镇上的新华书店挑选生日礼物的情景。
二十岁的生日在遥远的九月底，不过到时我会在上海念书，所以生日礼物要提前在家乡买好。那时小镇大约只有几千居民，房子建在长江和两条很小的溪流合围之中。我们从山上的房子走去镇上，汗流浃背。
“买本书吧，有意义的书。”父亲说。
我知道这是他唯一负担得起并且对我学习有帮助的礼物，唯一的选项。
书店的老师也是老熟人，说有一本特别好的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小孩子不一定看得懂，父亲说，好书就行，慢慢看，多看几遍就懂了。
老师说：“这书叫《百年孤独》。”
我说：“爸，真要买这个吗？一点点都看不懂。”
父亲说：“买！诺贝尔奖，好！天天看《水浒传》《隋唐演义》，有啥子营养嘛，长大了当流氓嗦？”
那天买完书走回家，又流了一身汗，其他也没什么印象了。过了好几年才知道，我们买的都是盗版书，气得好不容易来中国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竖中指。我好像是在报社听文艺青年们讲这个的，但我想关我屁事，我爹反正付过钱的，要抓也得抓印书的和卖书的。
又过了十来年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个叫马尔克斯的，不过是个墨西哥人，在巴塞罗那足球队踢中后卫。
再过了十几年，卖盗版书的越做越大，成了互联网平台公司。本来就赚不到几个银子的穷酸文人批评它们，好像赫里内勒多上校面对胶着的战局、荒凉的街道、巴旦杏树上凝结的水珠，发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电报。
“万能的富豪啊，”穷酸文人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机器上跳出富豪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1987年那个夏天我只读懂了《百年孤独》中的几页纸，有关“失眠症”。
马孔多小镇的失眠症开始是失眠，接着是失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更无限接近阿尔茨海默症。
和我的故乡一样，马孔多小镇也建在水岸，没准，还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诞生的。
开村鼻祖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排定了各家房屋的位置，确保每一户都临近河边，取水同样便捷；还规划了街道，确保炎热时任何一户都不会比别家多晒到太阳。短短几年里，三百名居民的马孔多成为当时已知村镇中最勤勉有序的典范。
一直到，失眠症来袭，镇上的人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接着，开始失去记忆，忘记所有的一切。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用小刷子蘸上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奶牛，山羊，猪，母鸡，香蕉。随着对失忆各种可能症状的研究不断深入，他意识到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即使能通过标签认出每样事物，仍会记不起它的功用。于是他又逐一详加解释：这是奶牛，每天早晨都应挤奶，可得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可得牛奶咖啡。
当然，幸运的是，马孔多的失眠症随着吉普赛老头带来类似莲花清瘟的口服液后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1987年那个夏天，19岁的我失眠得厉害。
我的失眠症是1986年高考时落下的，医生简单利落地诊断为太紧张了，考上大学就好了。
但是并没有，第二年我还是睡不着觉，尽管还没有到失忆的地步。
我的主要症状是对声音敏感，光线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对声音的敏感到了非常病态的地步。感觉我每天躺在床上的第一秒开始，就在收集各种声音。
父亲的鼾声，隔壁一幢楼每晚都在播放的凤飞飞的卡带，山坡下野狗的狂吠，以及，那个夏天最神秘的声音：五楼（我家在四楼）的人家每天凌晨三点开始的各种噪音大合奏，三点是我的敏感的耳朵收集完其他噪音后准备稍事休息的时间段，然后，五楼就开始了，五楼的烟火气一直持续到清晨六点一刻左右，一声吱呀的关门声，世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但是六点半左右，我的勤劳的爹妈又已经起床忙碌了。
整个暑假，我每天上午十一点迷迷糊糊起来，父亲说：
“睡这么久，大学里很累么？”
我说：“五楼的人吵死了。”
父亲说：“我啷个没听到？”
某一天的凌晨我决心鼓起勇气上楼去严正交涉一次，为此我还连做了两天的俯卧撑，以防不测。
大学里足球老师有个什么机器，他一拳打上去显示力量接近两百斤，比较厉害，我打了一拳，老师说好像还没到可以显示力量的程度，当然也可能是机器还不够精细。
总之，那个黑灯瞎火的凌晨四点，我摸着走道里脏兮兮的墙壁上去501。
正对着门的沙发上躺着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的，但是歪着嘴，流着口水，中风的样子。
开门的阿姨忙碌着，做早餐，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早餐，馒头、花卷、白糕、水煮蛋……
六点一刻那一声关门声，是她出摊的时间。
“啥子事？”
我说：“额……”
一个红糖馒头塞过来：“拿去吃，好吃。”
501有两个娃，一个大学一个高中，男的真的中了风，女的卖早餐、卖小面养家。
我再也没有上楼去过，事实上后来我知道她在哪里卖小面，我去吃过好几回，还带着小学同学去吃。
“401的娃儿，不要你的钱，你啷个不回家吃饭，是专门来照顾我生意嗦？”
“我有钱。”
凌晨三点的噪音仍然铺天盖地，有时候我很烦，有时候又觉得习惯了，再后来，我的失眠症有了新的症状，就是各种声音混搭在一起热闹非凡的时候，我进入了深度睡眠，有某种安全感。
一旦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会不安地坐起来，异常清醒，思绪绵绵。
501在1988年寒假的时候就搬走了。说是搬到门面房，做生意更方便。
我的失眠症从来没彻底好过，有时怕吵、有时怕静。
某一年有个大人物和我说，他在纽约往北的某处住了两晚，花园很大，森林茂密，寂静无声。夜晚躺在床上，感觉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惊悚到难以入眠。
我对大人物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听他讲这个仍然觉得新奇，觉得马尔克斯似乎漏掉了一些魔幻的细节。
有关501的阿姨，在某一个春节的年夜饭过程中，听到父亲说，她家那位中风的老头没两年就走了，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成都，很少回来，阿姨总算供养好了家里每个人，身体也垮了，每星期还要去做透析。
后来她一个人住，按照阿姨自己的说法是，不习惯离开小镇，孩子们也各有各的生活。
也有人说，是两个孩子都不大愿意管她。
当然这些不是父亲这个老公安想说的，他要说的是2015年的夏天里发生的事情。
他在饭桌上左顾右盼了一分钟，确信只有我在和他说话，其他人都在聊别的。
“你晓得不，她在夏天的一个晚上死了，三天后才被发现。歪在床边，身子是斜的，脖子上缠着晾衣服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床头的铁杠子上。他们说是不小心出了意外。你信不？”
在确信我完全听明白了之后，他补充说：“我觉得就是自杀，那个角度，证明了靠在床边也能自杀。”
那个冬天的夜晚，我在饭桌上愣了半天，老头儿还在进行技术分析，有那么一瞬，我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血液流动的声音，仿佛绝望的潮汐。
马孔多的失眠症最危险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用刷子蘸着墨水标注了最重要的东西，通往大泽区的路口立起一块牌子，上写：
马孔多。
中心大道立有一块更大的牌子，上书：
“上帝存在。”
多年以后，面对夜神之子、掌控死亡的神，我的年迈的父亲（也许他已经100多岁了）一定会回忆起1987年夏天他带我去镇上新华书店买礼物的情景。
1987年，父亲56岁，就是今天的我的年龄。
我在佛罗里达的酒店里观看奈飞拍摄的剧集《百年孤独》时，忍不住想，那一年的父亲和这一年的我，一定有很多共同的焦虑，他有一个19岁的儿子，刚刚念完大学一年级，每天都需要用钱又视钱财如粪土，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刚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周末回家经常问我，爹你每周就给我十块钱零花钱是不是故意隐瞒了富豪的身份。
56岁的父亲和儿子总是有一堆的话题要争吵，关于儿子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是关心并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的说法，父亲暴跳如雷，“家里一半的收入拿来供你读书是让你找个好工作，我们不求你养我们，你能养活自己就行！”
15岁的女儿周末回到家，有时说她支持以色列，有时又说她同情巴勒斯坦，在加沙问题上摇摆了很多回，最后变成了中立派。妈妈说支持她多关心时事新闻，跟读好书不矛盾。当然妈妈也认为不管他们咋个打，别打到我的股票账户里来就行。
1987年夏天，这本名叫《百年孤独》的盗版书事实上我只看了几页，其余的时间，是我的父亲没事就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究其原因，我猜一大半是出于不要浪费的目的，并不是一个老公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生了兴趣。
他在某个酷热的午后问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是条汉子。”
我说，里面的名字一会儿重复一会儿重复，都不知道谁是谁。
“上校。”父亲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书里面最男人的一个。”
从1987年开始的37年里，我读过很多次《百年孤独》，更准确地说，是反复阅读了很多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其他所有故事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前都相形见绌。
从因为承认私生子而将信将疑接受自由派主张，到冷酷决绝即使烈日当空也寒冷直入骨髓的独裁者，最后到与世无争，日渐衰老，归于平凡的老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百年话题、世纪难题。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顾母亲激烈的责骂，仍然判处老友蒙卡达将军死刑。天亮的时候，他去牢房探望死囚。
“你记住，老兄，”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是革命要枪毙你。”
“见鬼去吧，老兄。”蒙卡达将军说，“我担心的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说到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就算是自然死亡了。”
“我担心的是，”他补充道，“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1987年，我的56岁的父亲在旁边用钢笔批注给我：似曾相识。
一位居心叵测的强权人物脱颖而出，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大字不识，却暗藏祸心。
“这是一头狡诈的野兽，需要小心提防，”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手下的军官们说，这时，一位一向极其腼腆的年轻上尉小心翼翼地竖起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提议道，“得杀了他。”
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吃惊的并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而是竟有人一瞬间，抢先一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别指望我下这个命令。”他说。
他没下命令，但十五天后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遇伏，在乱刀下被剁成肉酱，大权落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手中。
就在他的权威被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当天夜里，他猝然惊醒，叫喊着要毯子，他试图找到抵御寒意的方法，就下令枪毙了提议暗杀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上尉。
2024年的冬天我又读到这一段，忍不住在旁边写下4个字：似曾相识。
1987年的夏天，我的父亲最喜欢的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最后的结局这一段，他反复看，最后说，这是男人的一种死法，站着死。
小丑在游行队尾表演杂耍。最后当队伍全部走过，街上只剩下空荡荡一片。上校向栗树走去，心里想着马戏团。小便的同时，他仍努力想着马戏团，却已经失去记忆，额头抵上树干便一动不动了。家里人毫无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佣人去后院倒垃圾，忽然发现秃鹫正纷纷从天而降。
我的父亲1991年退休，不得不说，这位小个子公安有着非常强壮的身体，尽管那时还没有智能手表，但他每天的步数肯定是一万步打底的，在小镇上的任何出行都是步行，几十斤的米、油全是一个人扛回家，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2022年他91岁那年。
那一年的岁末，一片混乱之中，他先是高烧，然后是白肺，然后，失去了爱人，在那个痛彻心扉的岁末。
尽管医生反复提醒万里之外的我，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他熬了过来。
马尔克斯在书中倾诉的，我在飞机上反复阅读，“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
我们在2023年的夏天重逢的时候，92岁的父亲坐上了轮椅，一夜之间，29岁的小伙子终于变成了正常的92岁。
他说：“没死成。”
我说：“这下好，站着死是不大可能了。”
父亲是真的老了，至少完全没有听明白我说的笑话的来源，一脸茫然。我说你帮我买的书，书里有个人靠着树，站着就死了。
“啥子书？”
“《百年孤独》。”
“哦，好像是有，写啥子记不得了。”
“诺贝尔文学奖，魔幻现实主义。”
“哦，好像是好像是。”父亲说，“你好不好？”
我说：“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又很幸运还是又见到你了，又可以照顾你了。所以说，也不好也很好，这些年才知道，没得啥子魔幻现实主义，都是现实主义，那些本来以为嘿魔幻的东西，这些年争先恐后出现在身边，简直他妈小菜一碟。”
父亲说：好像是，似曾相识。
1948年，泛美会议和反美的拉丁美洲学生大会同一时间都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召开。来参加学生大会的，包括后来古巴的革命领袖、领导古巴几十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约好4月9日下午1点20分，带一群古巴学生去拜访哥伦比亚自由党党魁豪尔赫·盖坦。
今天我们觉得卡斯特罗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过在1948年，盖坦比卡斯特罗的名号响亮得多。
然而就在4月9号下午1点05分，约定会议15分钟前，卡斯特罗到达自由党办公室时，盖坦这位哥伦比亚反对党领袖——照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法——被一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持枪近身射杀了。
哥伦比亚预定在1950年进行总统大选，1948年时，大部分关心哥伦比亚政情的人，都预测盖坦会在两年后的大选中胜出。
盖坦被杀的消息引发了波哥大城市暴动事件。有风声传出，说这一切是源自古巴共产主义者的煽动，显然哥伦比亚政府要拿卡斯特罗他们来做这事件的代罪羔羊。
看苗头不对的卡斯特罗赶紧逃往古巴大使馆，由大使馆偷偷将他们一伙人送回古巴。据说如果卡斯特罗的反应慢一点，大概就没有后来由他所领导的古巴革命了。
4月9日下午三四点钟，离盖坦遇刺被杀地点大约五百米外，整个区域在暴动中起火了。有一个年轻人，一个波哥大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在街上惶惶然地奔跑，遇到了一位朋友，他对着朋友喃喃念着：“我完了我完了我完了。”朋友很意外，问他：“你什么时候变成激情的盖坦拥护者？”他回答：“不是的，是因为我的小说稿都被烧掉了。”（杨照《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这个学生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哥伦比亚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
1948年的手稿还不是《百年孤独》，是一些短篇小说，马尔克斯在其中一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嘴说道：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跟人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关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