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的头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沿着长江的水道，逆流而上 ，靠近长江流域的湿地，跟随江水的缓慢上涨。这不仅是为了确定一个能够引导两个月旅行的方向——沿着中国的最大河流前行——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未来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那时，我正处于为期一年的博士准备阶段，主要用于强化我的汉语水平，而半年后，我将开始攻读自然人类学博士学位，致力于进行对长江沿岸湿地的民族志研究。为了找到这个研究方向，我通过漏斗的方式，逐步缩小问题的范围，并明确其地理界限。
我来到中国，初衷是探索生态转型，因为我和许多其他欧洲青年一样，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环境问题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也是我职业生涯初期关注的重点，但很快我就经历了几年的“生态抑郁”：对于目睹的系统性的世界环境破坏，我感到既有罪又无力。来到中国是一种绕行，也是回到这些问题的机会，但方式不同以往。而且从事人类学研究也减轻了我混杂的无力感和内疚感：描述和观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往往至关重要 （事实上，我们是如此缺乏描述，以至于我们甚至不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儿，我有一位老师常说：“让我们最终变得唯物主义一点吧”，这一点以后再说吧）。
中国对生态危机的应对方式不同于欧洲，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而这对于我们的集体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无法成功完成它的生态转型，发达国家的努力将不足以遏制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中国将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game changer)。此外，我选择了研究生态修复。我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无法集体避免气候破坏的现实，并选择在危机、灾难、毁灭之后，探讨是否可以进行修复。
我决定专注于水生生态系统，这在中国的环境人类学中相较于森林或沙漠少有人研究。河流和湖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逃逸线，它们将我引向中国的历史，引向中国审美的核心：山水。我当时的印象是，长江的研究比对黄河的要少（但当时我还远未完成完整的文献综述）。在我看来，长江在地理上更为中心，它曾是谢葛兰（Victor Segalen）旅经的河流，并流经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我出发时的思路。在这两个月内, 我的目标很明确：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地点，以便沿着长江开展这项研究。
最初，我来到了南京郊区荒诞的鱼嘴湿地公园。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地铁到达终点站，然后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完剩下的几公里。这些对湿地的系统性参观——还有道观的系统性参观——构成了我旅行中两个主要的“旅游景点”。不同于那些设计精致、被打造为提供愉快无忧的旅游体验的景点（如5A级景区），这两个目的地总是让我穿越一些意想不到且不是传统意义上旅游的地方。我将这种旅游方式视为一种方法，能够让我摆脱常规的路径，通过既有系统性又有随意性的目的地，揭示所谓的“真正的中国”（如果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这些话都只是理论。因为那天我在南京郊区骑共享单车，穿梭在一片半完工的建筑群中。那里有地铁扩建工程的迹象，未连接的地铁入口（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被铁丝网围住，四周是宽阔的马路。
我孤零零地骑行，最终抵达了一座临江的湿地公园，那里只有几个小孩在玩儿。公园入口处，像通常那样，有一些不太吸引人的娱乐设施，比如一辆放着音乐发着光的电动车，还有一些无人使用的生锈脚踏车。黄色的草坪中央，矗立着一座半逼真的巨型雕塑，象征着一只鲸鱼。这种海洋生物或许在上世纪初还能在中国海域找到，但我不认为它们曾逆流而上到达南京？稀疏的树木和褪色的塑料人像散落在草地上。不远处，铁丝网和带刺的围栏后面，是一座废弃的游乐园，那里有些小型的过山车，已经生锈且褪色。景象荒凉。整个公园几乎空无一人，显得有些凄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时间过得如此快？或者说，当地铁线路延伸后，这里是否会繁荣起来？这里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现在，一个过早作废的过去，还是一个徘徊在将来完成时中的地方，一个即将到来的场所？
那天，我对自己的中国空间体验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这是一个量子化的地方， 既是预期的毁灭又是光明的未来。我坐在一条宽阔的木椅上，独自思考这些问题，而在我面前，江面上路过的货轮——如果你想象一下——就像来势汹汹的鲸鱼一样。最终，我扫了草地上一台饮料售卖机的二维码，橱窗里的标签已经褪色，仿佛来自上个世纪，但科技还在，正常运转并且令人放心，我在线支付了几块钱，售卖机便为我送出了一瓶色彩鲜艳、熟悉的冰镇汽水。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下午我在货轮前沉思的时刻，实际上是为二月份在武汉蔡甸区度过的一天逐渐拉开序幕。在武汉，我会穿行在气味和颜色都不确定的沼泽中。不久后，这些沼泽将变成大自然的保护层。那些被绿色防尘网覆盖的长条土地上，几个月前还有人住在现在已消失的房屋里，而一两年后，这些地方将成为充满生物多样性的景观公园。我会在这里再次看到那些相同的高楼——几十层高、仍待竣工的楼宇。这里的人们告诉我，这些楼一天一天地在不断增多。还有那些未连接、被铁丝网围住的地铁站口 (连接未来的承诺，等待神仙的寺庙外壳）。我们离江边并不远。在未来完成的建筑与未来的公园之间，有湖泊、溪流、沼泽、运河，一个巨大的湿地！至少在那个专门为生态城市项目设立的博物馆里是这样描述的。
在一个几十米长的全LED屏幕上投放着未来的承诺：一个人与鸟类共存的生态城市，一个能适应水文变化的“海绵城市”，一个未来派、服务型的城市，在那里技术将解决所有物流问题，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啊！而这只是第一段视频，整个博物馆都在展示无数的景观和视角，使这个城市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坦白说，我没想到我的怀疑态度会被那些发光的自动化的模型、互动物流技术图、沉浸式游戏体验所带走，甚至我开始相信它们，甚至开始忘记那些建筑工地、翻动的泥土、恶臭的沼泽，以及那些骨架般的混凝土高楼。再过几年，这个梦想就会实现，天才设计师们的未来近在眼前，一个真正的生态城市，人与自然和解，树木与混凝土和谐共存，只要你相信。走出博物馆时，我仿佛已经置身于不久的未来。
一月份时，我去探访了崇明岛湿地。我先是坐公交，然后打车，可能还搭了顺风车，具体路程我已记不清了。最终到达了一个关闭的湿地公园。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点儿失望。我绕着四周走了几公里后，才折返回来，虽然失望但并不绝望。我曾两次穿越这座跨越长江的巨大桥梁，坐在公交车里来回行驶。我当时坐在靠近江口的车窗边，这是我一年多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
还有湖南洞庭湖附近的毛里湖，二月份我在那里受到了当地环境保护负责人三天的热情接待。很快我们就开始交换香烟。我与一名巡护员大哥住在湖边的一座狭长的小屋里。白天我们乘船巡逻，大家都抽了很多烟。我认识了几位当地干部，他们向我讲述了保护和修复这个湖泊的成就。我逐渐摸索出一些未来可以研究的主题。晚上，我的同伴带我去邻居家吃饭，每次去都喝了白酒，但我并没有失去控制（自我骄傲）。傍晚时分，我在湖边摆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平时花一个多小时记录当天的所有事件，疯狂地记笔记，写得手腕都疼了。事实上，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心里有一个会时不时浮现的想法：“把你能写的一切都记下来，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只要它们还在你的记忆里。明天你就会忘记大部分内容，但将来有一天，当你重读这个笔记本时，你会找到你曾努力想要捕捉的关键。”
我最初的人类学实践似乎更像是一种盲探，而且不是向外看，不是针对他者和现实，而是利用他者、现实和外界，来帮助我挖掘出那些困扰我内心但我无法表达的少数问题。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失望：远赴世界尽头，却只发现自己那痛苦的小小个性——这或许是另一种对人类学的定义。幸运的是，第三天起来时，可能是由于反复看到平静的湖，以及重复喝白酒的影响，我内心的某种紧张感开始松动。在至少二十四小时内，我身处的不是其他地方，而是湖边，我观察了鸭子好几个小时。正是为了这种时刻，我们不停地追寻旅行和冒险，那是一种当下的体验，对世界和生活的信任。我当时心想，任何陪伴都会让我满足，任何博士研究的地点也都可以。这一天，我脑中唯一残留的强迫性想法就是：“认真记好你的笔记。”
还有中国腹地的两个大湖。首先是鄱阳湖，然后是洞庭湖。我对洞庭湖的探索从第一天起就显得艰难。它开始于我遇到的一位道士，那是农历新年的前夜，在长沙。他带我去了一个大草原，我们在那里拍了些照片，看不到湖水，也没有看到候鸟。然后他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们返回城里，与他的弟子一起聚会，白酒。我当时需要重新轻装上阵，绕湖一圈，随心所欲地徘徊，寻找我未来研究项目所需的灵感。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可能与我北大学生的身份、我虽不完美但够用的中文水平、以及我作为一个单身欧洲年轻男子——潜在的结婚对象——的身份有关，应该也有别的原因吧，总之，这个情况反复出现：我被卷入了热情好客的网络。在旅行中，我尽量在不危及安全的情况下接受所有提议。于是，常常有这样一个人，通常是比我年长的男性——大哥一类的人物——会开始为我安排一切：我吃什么，看什么，睡哪里，去哪里。我不需要做任何决定，没有计划，没有提议，不用思考，甚至连我的问题都变得多余了。我安慰自己，这种行为应该是出于善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更深入地体验中国的生活方式。但超过二十四小时后，尽管我知道这种想法对接待我的人来说有点儿冒犯，我开始想：我得走了。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总是最难熬的：我犹豫不决，责备自己，感到被困住，难以逃脱。第二天，我在山顶的华光道观醒来。我洗了衣服，试图观察法事喝了点可乐（前一天他为我的到来组织了一场宴会，道士们都把我灌醉了——那次我失去了自控）。仪式结束后，道士决定出发，静默驱车三小时去一片湿地。我脑子昏沉，无法想出一个能打破沉默的问题。我的衣服湿透了，沾满了洗涤剂，卷在垃圾袋里，放在他车子的后备箱里。我们终于到了，但在去湖边之前，我们还要吃饭，默默地，没有交谈，只有咀嚼声。我陷入了无尽的尴尬中，但饭后散步时气氛愉快，他的女儿拍了我们两人的照片，几乎让我感动。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我忍受晚上的弟子聚会。最困难的是，我无法明确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接待我，我为什么要接受他毫无解释的全面招待。我可能缺少了某些社交准则。几番犹豫之后，在我们返回他预订的酒店时，我几句拗口的说辞，在他不断的追问下，演变成了一个直接且不可挽回的谎言：我成功地逃逸了。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打破我们之间的关系。
向他告别后，我租了一辆车，准备独自探索洞庭湖。我当时已经走了近两个月。为了寻找田野调查，我沿着长江溯流而上。那天早上，很快就开始下雨了。我也很快就在稻田中间的泥泞路上迷失。风景让我不安。候鸟，都看不见，我无法明确湖泊的位置。中午，我吃了一道太辣的菜。与往常不同，老板娘很沉默且不友好。我坚持了几天，但挫折、失败、艰难的互动接连不断，直到我停在一条堤坝上。雨中，我试图从车内用望远镜观察那些看不见的候鸟，或者等待一艘渡船，它本应载我去湖中的一个岛屿，我想在那里过夜（绝望时我们会做出的错误决定）。无论如何，那一刻我明白了：洞庭湖与我无缘；我真正喜爱的是鄱阳湖。
我前几个星期在那里度过了三周，采用了同样的探索方式——开车绕湖逆时针行驶——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那里的食物是如此香，天气是如此宜人，我遇到的人们是如此友好。就像那位年轻的父亲，我在一个位于堤坝尽头的渔村中心广场旁的餐馆里遇见他。晚上，广场上聚集了一群舞者，旁边是一棵百年老树，道路绕着它而行。这位年轻的父亲告诉我他刚从内蒙古回来，开着卡车去买了一匹马。湖上的干旱暴露出大片草原，游客们纷纷前来拍照。他坚信这些游客会喜欢在草原上骑马，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所有拍照机会，那片草原原本是湿地。他在此之前从未离开过江西。他的故事堪比最伟大的旅行故事，目的地不确定，目标荒谬且壮丽，他经历了各种困难，甚至遇到过强盗。最终他带回了一匹我已忘记名字的小而强壮的马，我只能记得是个可爱的名字，一匹能带来发展、创新和现代化的小马、 这位父亲会成为村里第一个拥有蒙古马的人！
那次相遇的第二天，黎明时分下着雨，我与一群来自武汉的五十多岁的观鸟者们一起离开了这个村庄。但不同的是，雨停了，最初是微弱的晨光，然后是柔和的光线，鸟儿们沐浴着阳光出现了，我们默默无言，最让我惊讶的是它们的叫声，尖锐而短促，仿佛是对我们发出的，在这美丽的晨曦中，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优雅的白鹤，但不是它们在远处打量我们吗？那天，我在中国还第一次遇到了童年梦中的朋友。在法国，它们喜欢在钟楼上筑巢。而在中国，它们没有钟楼可以栖息，况且也并不是完全同一种鸟类。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们那独特的大喙和优雅的环形飞行轨迹：白鹳。
总之，我在环绕鄱阳湖时没有意识到，我对那里的归属感是一种必然。当然这需要在另一个湖上重演同样的情景，这第二次旅行的失败，才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以为自己仍在寻找的事情。这有点像我爱上了第一个女孩而不自知，而第二次相遇才让我意识到我已经爱上了第一个女孩。延迟的揭示。幸运的是，和爱情不同，我总能回到鄱阳湖。
那天在洞庭湖边，我记得，我重新启动了汽车，放弃了我当时的计划——观鸟或等待渡船——转向了最近的城市。我去还了那辆车，当天就离开了湖南。我脑中的推理过程引导我沿着这条河，探索它的湿地，某种程度上，我的赌注成功了；这不再是理智的选择，而是心灵的选择。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花上几年的时间。这不可能是理性的推理结果。人类学是一门情感科学的前途。真正的研究工作即将开始；我需要回到鄱阳湖。是时候静下心来，考虑结束这次初步探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