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论文（2020）中表示，数字人文是数字时代面向电影研究的新视野，也是一种跟人文学术和学科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观；在最近的一篇论文（2022）中，结合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movie.yingshinet.com），我进一步意识到，从数据库到数字平台，数字人文视野里的电影研究，需要建构一种思辨途径的数字基础设施。亦即：在学术导向、优特数据、众包群智和开源共享基础上，跟主体性的价值观、整体性的组织方式与具体化的实际应用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相关知识论、知识管理学与知识情境分析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
我要说的是，数字人文是一个迅速发展，甚至可以说日新月异的知识领域，无论从何种学科出发，跟数字人文结合起来，都意味着需要勇敢地走出“数字”学者与“人文”学者早已划定的舒适圈，改变双方已经承袭多年的思维惯性，在一种新的学科范式与话语体系中提出新的议题、思考新的问题、表达新的观点并引领学术前沿。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在当下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里，“数字”学者与“人文”学者往往各在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分属几个很不相同的学部，更分散在至少几十个以上的院系和组织之中，即便不算“老死不相往来”，但也确实已经被隔离得很久很远了。联系本人所在的北京大学，对于普通教师而言，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部以至医学部之间，学术交流的壁垒显然已经不小；而在人文学部内部，历史学跟哲学之间的沟通也并非顺畅；至于艺术学院，如果要在美术史和电影史的学者之间展开交流，都有可能在聊了一会之后才发现，对话双方早就在自言自语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数字”学者与“人文”学者即便不可能不是同一个“物种”，但也确实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个自认比较纯粹的“人文”学者，我的理解是：这种状况确实不能延续。尤其数字时代的学术生产，如果没有数字思维、媒介素养和技术观念，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一定是要大打折扣的。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能够真正离开相关的数据库或数字平台；而在每个学者的学术活动中，当下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只能是，如何通过对数据库或数字平台的批判性反思，调整相关的学术视域并重建学术话语的价值观和主体性。
本期收录李九如、张隽隽、谭文鑫、乔宁的4篇论文，大约都将数字人文跟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结合起来，试图从理论、方法和具体分析的层面展开讨论，也在相关议题上呈现出新的思路和观点。但由于各种原因，总体上还存在着数据表现方式尤其可视化程度不够，以及数据本身的“电影化”有待加强等问题，期待在此后的研究中，结合更加专业的、学术的电影知识平台，将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