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三体”主要有两解。一是天体力学名词，指由三个质点及其相互引力作用组成的力学关系；二指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系列，以及据此生发的电视剧、动漫、游戏等大量媒介文化产品。
但在这里，“三体”是“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三个哲学概念的合称，不具科学内涵，也没有科幻动机。在思想、文化以至文学、艺术学领域，对这三个概念及相关概念的各种讨论始终在进行；但在电影学术领域，将电影史研究与“三体”联系在一起，是从笔者的论文《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开始的。
这篇论文发表在《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在此前后，同样是在《文艺研究》杂志，笔者还相继发表了《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2009年第3期）、《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2011年第2期）、《冷战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2014年第3期）、《“有害”甚或“有罪”：1920年代前后清华学校的“电影问题”——以<清华周刊>为中心的探讨》（2018年第3期）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空气”说与“同化”论》（2020年第5期）等相关论文，分别从“三体”及其相互结合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展开思考，也成为笔者三十多年来学术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原创性的成果之一。
电影史三体或三体电影史的提出，建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外思想文化的总体背景与电影史研究的学术语境，不仅跟笔者自身在中国电影史研究实践中已经面临的困惑与迫切需要突破的瓶颈有关，而且跟2014年前后热闹繁盛的华语电影论述和跨国电影研究联系在一起。由笔者跟鲁晓鹏先生共同引发的相关讨论和争鸣，亦可用“热烈”一词予以描述。据笔者所知，除了《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文艺争鸣》《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及《二十一世纪》《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等不少学刊的积极介入之外，作为国内文学艺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之一，《文艺研究》也发表了除笔者之外还包括张英进在内的海内外学者的各家观点。讨论和争鸣的具体状况，则可参见檀秋文著《中国电影史学述要（1978-2019）》（2020，人民出版社）相关章节；笔者的主要论文，则收录在这本小册子里，观点毋庸赘述，只想再就讨论和争鸣之后至今，笔者仍在继续诠释的“三体”概念，试图予以进一步阐发。
事实上，从2019年前后开始，为了应对数字时代的学术转型，笔者从影人年谱、电影计量、电影百科和影文索引等电影史论亟待推进的研究问题出发，结合媒介考古学与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视野，在建设学术平台（movie.yingshinet.com，CCKS）与中国电影数字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努力追寻、积极掘发中国电影“源代码”，并在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创新机制、评价机制的互动层面展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研究不仅离不开“三体”，而且仍然需要在知识论/电影知识论的前提下，超越一般知识体系的电影认知论，在对传统知识观和当代知识论的反思与重建过程中，通过增益中国电影中国性的信念强度，确证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其次，需要引入知识技术与数字人文的方法论，通过体用相兼、道器并建与体用合一、知行合一、史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手段，建立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整体观；与此同时，需要结合海峡两岸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本土经验和生动实践，通过跨时空、跨文化和跨模态的中外比较与创造生发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具体化。
总之，哲学与知识论视域里的主体性、整体观和具体化，作为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三体”建构，既是“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翼，又是拓展中国电影诠释路径并创新中国电影知识范式的内在逻辑。
2023年4月18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