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穷乡僻壤，又缺乏科学启蒙。在秋生的童年记忆里，除了冬日屋后水渠上挂满冰凌却又颤颤巍巍的残破木桥之外，就是只要做梦就得穿越但总被同一个花式厉鬼吓醒的那几堆坟茔。
上了小学，最喜欢认字。第一天就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毛主席万岁”认得了，还顺着认反着认抽着认了很多遍，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争到了坐在教室中间第一排，也就是在老师眼皮子底下吃粉笔灰的殊荣。这也是7岁小孩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
从此迷上了认字，然后迷上了写字。上学最大的动力，就是期待老师拿出几个难认的字出来认一认，或者布置一篇难写的作文写一写。稍大一点的年龄，几乎认遍了所能看到建筑物上的所有宣传标语：“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倒叛徒、内奸、工贼XXX”，以及“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至于某一天的《人民日报》或《参考消息》，无论是贴在各种墙上的，还是被风吹到了自己的面前，都会想办法从头至尾地认过去。再大一点，不认字了，就开始在小本上偷偷写无病呻吟的散文和诗；甚至在高三备考大学的关键时刻，还在作文本上写完模拟作文之后，加写一篇关于猫的虚构文。语文老师大肆表扬一番，然后鼓励秋生一定要报考大学中文系。
秋生如己所愿，也应老师期许，报考了大学中文系。迄今为止，认字和写字也就成了秋生的事业和专长，除了满足简单活着的生存需求，还兼带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功能。
然而，在科学和技术面前，秋生始终是个小白。尽管取了小白的中性词义，秋生并不承认自己是个智商、情商或逆商都有所缺失的小白痴，但对自己在自然科学或逻辑思维方面的缺憾，秋生始终无法释怀。譬如，提起“火星”这个词，秋生直接想到的，就不是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而是遥远夜空中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
当然，小白的好处也是不少，至少可以通过放任自己对科普视频的好奇心，适当弥补一下一个人本来就应该具备的某种科学素养，尽管一不小心，也可能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民科，虽然于事无补，但也人畜无害，总体评估还是值得的。据统计，秋生每天都要点击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科普”短视频，内容还旁涉UFO、末日预言、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史前人类、远古基因等，也算把这些貌似科普的危言耸听，当成了克服失眠的睡前小故事。
好在秋生是懂得一点媒介伦理学的。“科普”视频刷多了，也就不再相信诸如此类的视频，甚至不想相信那些主流或非主流媒体本身。现在的秋生，宁愿回到当年的认字状态，想要去认认真真地读几本跟“科学”或“技术”相关的书了。
在科学研究、科学史和技术哲学领域，秋生先是读了唐娜·哈拉维的《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直到把自己虐得找不着东南西北，才勉强地告一段落；然后，秋生重读了一遍尼尔·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惊觉以前的浅陋，竟然误解了波斯曼的基本观点，也是后怕得不行；最近，秋生开始读迈克尔·斯特雷文斯的《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
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闯所言，迈克尔·斯特雷文斯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新作《知识机器》（2020）是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之后“最重要”的科学哲学成就。既然如此重要，秋生读起来便更加用心，动不动就能感受到到醍醐灌顶。
说到科学与科普之间的关系，秋生在书中读到，科学既无聊乏味，又令人沮丧，或者说至少在99%的时间里是这样的，科普读物的读者们看到的只是剩余的1%；对于科学家来说，大量繁重、枯燥的重复性工作，以及几乎完全由实验数据构成的生活，与其说是一场科学家之间的竞赛，不如说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科学研究的关键因素，不是金钱，而是意志。
接下来，秋生被斯特雷文斯列举的三个例子震撼了。第一个例子，就是196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启动的“引力探测器B实验”，该实验研制出的“陀螺仪转子”，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圆的人造物体”。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埃弗里特坚持40多年，克服了严重的挫折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在2008年签署最终报告时，已经74岁。
Francis Everitt(1934- ) at a NASA press conference
秋生打开真正的科普视频，看到了弗朗西斯·埃弗里特，也看到了目前人类所能制造的“最圆的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