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东山（1902-1955）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人之一，陈接峰教授撰著的《史东山年谱》即将纳入李道新主持的“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之影人年谱系列丛书”，跟已经基本完成的《费穆年谱》《郑正秋年谱》《蔡楚生书信手迹辑证》等一起，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全部内容也将同时上线“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movie.yingshinet.com）。作为中国电影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人年谱期待全球相关的大智、小智积极介入并共创共享。——题记
1949年，史东山(左二)与胡风（左三）、马思聪(左一)、艾青(右二)、巴金(右一)等合影
常常被别人感动，但更多的时候我被自己感动。
2024年农历正月十八，正好是我的生日，这个早晨就像我人生中的无数个清晨一样，在自我期许的喜悦之中打开了东边的一扇窗，阳光饱满地洒在我客厅兼书房北面的墙上，温暖而明朗。我喜欢一醒来就被各种书包围的感觉，每一个日子都充实而平静。
打开电脑，把《史东山年谱》后记补上，就算对这份花费了6年时间的影人年谱，做一个临产前的注视和触摸。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史东山年谱》会有超过48万字的体量。这还不包括多次修改中删除的很多边角料。说是边角料，其实都是电影史发生时期与史东山有紧密联系的人或者事，只是这些人与事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太多的线索和痕迹已经成为孤证，又或者枝蔓太多一时还无法厘清。本着每一条线索都需要确证的态度，必须将那些彼此间需要靠联想粘合的都舍弃掉，留待以后去查证。
我也知道囿于自己的视野、能力、积累，《史东山年谱》的编纂工作远没有达到李老师的要求和预期。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只能向老师保证：只是在态度和勤奋上，争取不让老师过于失望。
做一本有态度的影人年谱。2018年从李老师手中接过编纂“史东山年谱”这个任务时，看得出老师是有点不放心的，因为彼时我刚刚接触电影史，完完全全是一个新手，还没有入得门来，甚至连一个及格的学生都算不上。影人年谱怎么编、要编成什么样，对彼时的我而言是一团雾水，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正好赶上我博士开题、博士论文撰写。因为时间不容我多逗留，博士能不能安全毕业于我是头等大事。我读博士的时候已经46岁，如果不能如期毕业，50岁之前教授职称就会拿不下来。没有教授职称，想在50岁的档口再换一种活法的愿望也难以达成。为了不耽误老师的年谱整体规划，我必须在2019年年底以前把年谱初稿编纂出来，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做博士论文。我集中全部时间全力以赴只做这一件事，终于赶在2020年新年钟声敲响之前把初稿交给了老师。我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无论是什么东西，先要有个大致样貌，再在老师的点拨下去优化，就相对容易很多。事实证明，我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笨鸟先飞”永远是菜鸟自我提升、自我激励的最好办法。老师在拿到我的稿子后，抽空就给点建议，不断指点、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每次我都会第一时间改正，不断靠近老师的设想，年谱慢慢就有了今天的样貌。这是其一，是我作为学生的态度：永远第一时间把老师的安排与规划作为优先级响应。虽然不能成为老师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一定要成为老师觉得最靠谱的学生。
其二是我作为编者的态度。老师说“影人年谱”必须具有“电影性”，必须突出“历史在场”，这是“影人年谱”的态度。老师既是一个电影学者又是一位电影史学家，他想让“影人年谱”既要有学术性，又要有历史性。这对我们这些菜鸟而言，其实是划出了两道“摸高线”。就《史东山年谱》来说，其实最难的还不是如何解决学术性的问题，因为有老师作为“把关人”，只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学术水准就有基本保证，我们也省去了很多“摸高”的压力。难就难在史东山的个人日记、笔记都已经遗失，其后人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没有谱主的日记作为基本线索，年谱编纂就面临太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占有史料的多寡就成为这本年谱能不能编纂完成的重要考量。所以，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空出来的大把时间，我就不断在初稿的基础之上补充新的史料。为了求证史东山与胡风之间的交往史料，就不得不把胡风全集全部看完，还有田汉、茅盾、郭沫若、夏衍，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他们之间交往如此密切，史东山却鲜有出现在他们的日记当中。因此，常常是阅读几十万字的资料，却找不到一点新的线索。
其三是勤奋。年谱编纂需要处理海量的文献，尤其像史东山这样的影人，没有日记、笔记、书信作为支撑，只能依赖开放史料来考据，那就必须穷尽所有开放史料。开放史料存在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之中，各种出版物的篇章之中，上图、国图、海宁图书馆、嘉兴图书馆、北碚图书馆，上档、国档、第二历史档案等等，只要在史东山艺术线上留存过的笔墨都要找出来。阳翰笙、蔡楚生、罗明佑、黎民伟、但杜宇、殷明珠、贺蓉珠、程步高、张石川、郑正秋、郑逸梅、白杨、胡萍、舒绣文、高占非、王为一、俞珊、李云鹤、周克、余省三、夏云瑚、任崇德、唐纳、刘呐鸥等等，只要在史东山人生线上交叉过的人际都要挖一挖。年谱突出的是人生线的历时性呈现，但是电影性的发掘却需要抓住艺术线的进路。所以，《史东山年谱》创新性地将史东山所有作品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细节，以及作品引发的社会反响，都事无巨细地罗列出来，目的就是透过“历史在场”，尽量多地考察电影史生成过程中的多种可能。这也带来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年谱变得极具可读性，仿佛置身在谱主身边一起经历嘈杂与喧嚣。
而且，年谱还是一个腿脚活，要跑。只要史东山脚步曾经到过的地方，我都要去跑一跑，说不定就弄到了意想不到的资料。去海宁史东山故居纪念馆，那里的馆长张云鹏先生就告诉我，可以去一下海宁图书馆。去了海宁图书馆，就意外发现了解放初期浙江大学教授张惠衣的笔记《寿梓篇》，里面记载了史东山父亲史文钦的生平。再跑嘉兴图书馆查阅史文钦的相关资料，他们告诉我有一个民间家谱收藏家，去到这户蒋姓民间家谱收藏家家里，意外查到了海宁史姓家族的大致迁徙线路。去北碚图书馆，查得史东山在重庆的各种社会交往，知道了他都与谁来往密切。与这些看似无关的资料对话中，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就出现在面前，他有血有肉、有脾气有不堪、有梦想有追求，想改变却无力，就如现实生活中你我。沿着史东山的人生线就会发现其艺术线是交叉在一起的，他的电影其实就是他在写作，在回答自己人生的问题。比如《新闺怨》，未尝不是他与华妲妮婚姻的投射，他有一个女儿夭折了，这在史东山内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你就会发现《新闺怨》中就有这一幕。电影就是史东山的笔，他一直在用这支笔来记录和阐释他的世界。这些东西不一定进入年谱当中，但是，却让我在奔跑着中学会了与历史对话，强烈地感受到修订年谱的意义——让历史自己说话。年谱就是一个人的历史，它用什么样的方式与我们当下对话、与电影对话，取决于我们今天介入电影的方式以及“历史”能够让我们“在场”的方式。年谱就像是在历史的漩涡中标记谱主的刻度表，以年轮的方式保留着宏大历史的微观进程，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微镜。
今天，看着自己从故纸堆中扒拉出来的文字资料已经超过80万字，各种史料已经存满一个移动硬盘，也暗暗地佩服自己下死功夫的能力。“你若勤奋，在每一个时间点上都能遇到欣赏你的人。”编纂年谱也一样，我在嘉兴图书馆就遇见一个从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的馆员郑闯辉，他一次性帮助我收集了4000多份史料，而且帮助我分类和列出了文献来源。他说在这个显学盛行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作不出活的年谱，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佩服。史东山故居纪念馆的张云鹏每次有了新发现，也总是第一时间与我交流，我们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将史东山世系关系基本考察清晰。
通过《史东山年谱》的脉络，在一个影人成长的过程中，暗藏着一条中国电影形式美学进化的路线。这至少是中国电影学派研究或者中国电影三大体系研究绕不开的一个支撑点。今天我们倡导“讲中国故事”，其实我们可能忽视了中国故事首先体现为“中国形式”。早期中国电影已经用历史反复确证了其“中国性”是建立在“中国形式”之上的。史东山的人生线和艺术线最终都归结到，其作为早期中国电影形式美学的集大成者。早期中国电影是在开放的视野中，获得了“中国性”的自觉，史东山作为其中一个样本，其自身觉悟的过程是中国电影与现实政治不断互动的过程。如果我可以在编纂年谱的基础之上，把其中的“中国性”形成的进路弄明白，我想也就对得起老师让我做年谱的良苦用心了。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李道新老师领我进入电影史的大门。老师不断给我鼓励，让我知道即使我只是把所有公开资料整理得明明白白，也是一种对历史研究的贡献，老师说：“总得有人来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老师还告诉我：历史研究其实只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史料，尽量多的占有第一手史料，就能够让研究立得住有支撑；一个是史论，尽量高的站在学术史的维度，就能够让研究有思想活起来。这些都是在年谱编纂过程中吸收的滋养，这些滋养不仅对未来继续编纂年谱有着启示性的意义，还会对我整个学术进阶提供动力。
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胡虹，她知道做历史研究就是与故纸堆打交道，她允许我6年来一直霸占了客厅，还把书桌、餐桌拼在一起供我堆放各种资料，关键是还不给她随便移动。她形容：我们家的年谱现场堪比罪案现场，还得设置警戒线，不允许有一丝挪动，哪怕是风吹过的一页纸，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放回到原位置。因为她见过我因为电脑崩盘后的无助，因为找不到一页资料的烦躁不安！
修年谱其实是一场心性的修炼。
是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