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数字智能时代，当我们在（或通过）不同时空、平台与媒介、载体，阅读或观看特定的文学文本、图像文本、视听文本甚或社会文本时，我们阅读或观看的这一特定文本，还是其本身吗？针对电影而言，在我们的视野（或听野）中，文本发生了什么？意义在哪里？电影史何为？
显然，从文本到意义，既是人文阐释学的根本目的，也是计算机或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的工作原理。必须面对的处境是，从罗兰·巴特、保罗·利科到W.J.T.米歇尔，文本理论和诠释学正在步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哲学语境；而从本雅明、威廉·弗卢塞尔、海德格尔、贝尔特·斯蒂格勒到米歇尔·福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技术哲学与媒介考古学也始终在提出如下问题：如何面对作为技术文本和文本技术的电影？
正是在大卫·鲍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的后理论与弗朗西斯科·卡塞蒂与史蒂文·沙维罗等的后电影观念里，文本的交错与意义的延宕成为必然；也正是在列夫·马诺维奇与托马斯·埃尔萨瑟等的新媒体语言和新电影史构想中，电影史重构被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中国电影研究来说，在数字人文、媒介考古与平台建设和知识体系的基本脉络和总体框架中展开电影史重构，也是一个超越了构想阶段正在走向深度探索的过程。电影史重构的目标，即建立数字人文与知识体系平台下的电影生态，试图在以数字学术环境与数字人文学者组成的数字人文生态里，结合知识体系平台建设而对电影生态进行总体创构和意义阐释。作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的目标设定基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视野，努力面向智慧型的电影生态，或可最终导向中国的“智慧电影”实践。因此，无论影人年谱、电影计量，还是电影百科、影文索引，都是力图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创新机制、评价机制的框架里，展开相关中国电影全方位、全领域和全要素的史论建设与电影生态创构。从中国电影“源代码”，到中国电影“智慧”，正是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艰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