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道探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之影人年谱”丛书（第一批）定稿与出版事宜
起初，秋生理解的学术，是内涵更抽象、目标却更具体的所指。这种学术，必须是在所谓学术共同体及学术史的基本脉络中展开，并在国家、社会、单位和家庭、个人的复杂关系中或左右逢源，或左冲右突，或一败涂地。如果有才能，或者足够努力，再补上平台的加持和人品的爆发，以及各种心照不宣的其他，“成功”就是有可能的了。帽子、项目、奖励、职称，每一种都可以“变现”，并转换成一个学术者对自我身份及存在价值的认同感。
毫无疑问，认同感不可以缺失。然而，在这种几乎笼罩一切的学术规制下，每个学术者都不可避免地匮乏、焦虑，还要时刻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身份被阉割的恐惧。如果学术的丛林法则如此，学术者的认同感只能是：苟活者继续苟活，掠食者继续掠食。
疫情之前，秋生简单地活着，知道生而为人本来不易，便不太愿意思考这么残酷的问题；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与场合，秋生觉得自己也是早就年过半百、老大不小的人了，做了大半辈子所谓学术，也没有把为什么要做学术的根本问题想清楚，还把老婆孩子以及一众学生（美其名曰“未名道”）“骗”到一起，兢兢业业地从事着这么“毁”人不倦却又前途晦暗的工作，未免有点不太厚道，也确实有点不能忍心。
所以，最近几年，秋生一直在反思和批判自己，也在努力寻找一种可行的方式，试图安慰各位亲友和今生有缘的学生们，至少要让自己，特别是处在艰难时世与被动选择中的年轻人，获得某种应对学术的姿态，亦即某种精神上的胜利。
前几天，为了“中国电影知识体系之影人年谱”丛书（第一批）定稿及出版事宜，秋生邀集未名道项目组开了个小会，形式上是聚餐，实际上不知道吃了啥，只记得聊了太多“学术”的事情，每个人又被打了鸡血，亢奋得有点过分，恨不得当时就去国家图书馆，把晚清民国文献平台的日记书信专题库给“灭”了。事实证明，如果把“学术”当成理想和信仰，精神本身也是可以果腹的。
秋生见到大伙儿如此重视精神果腹的重要性，还热烈表扬了专程为此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和长沙（长沙学院）远道而来的陈接峰和谭文鑫教授。秋生想要说，一翻开陈接峰花费6年心血、考察全国20多地、访问数十位相关人物而精心主撰的《史东山年谱》，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从遍布字里行间的各种插图和物料文献之中，还通过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知识生成显现的可视化图谱，秋生能够感觉得到，作为一个去世将近七十周年的著名影人，在30多万字的年谱里，史东山终于活了过来。这是陈接峰作为一个学者，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跟史东山这样的历史人物展开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既是一种已逝生命的托付，也是一种鲜活生命得以持续展开的美好方式。
学术而又美好，不仅会在《史东山年谱》“后记”中记载，而且体现在陈接峰每一个充满求知魅力的举手投足之间。
而生成，作为一种诱人的学术姿态，就是让生命回到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