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等到放假了，秋生高兴，又不高兴。
高兴的是放假本身，哪有放假还不高兴的，除非有了毛病；不高兴也是因为放假，眼看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很多工作好不容易拖延到了假期，但假期都完不成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所以，关于假期这件事，高兴是假的，不高兴才是真。
但在真的不高兴氛围中，秋生还是摆开了想让自己高兴的架势。秋生知道，作为一个学术中人，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能不能让自己真正地坐下来，好好地读几本有难度的书，想清楚一两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当然，秋生也知道，问题意识明确之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专心读书想问题了。甚至，恰恰相反，新的问题即刻又会涌现：朋友圈的各种拉票投票，学术共同体的各种荣誉、发表和得奖，还有各种真能打动自己的励志鸡汤，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磅”，路过就不能错过，必定要打个圈点个赞的，只有这样，才算顺应了和谐社会的普遍人性，给别人送去了温暖，给自己留个了希望、勉强或者失望；何况，这也是有益于所有人的事情，只有三观诡异、境界太低，或者心绪不正的人，才会斤斤计较，并找理由抱怨的；基于自主性原则，任何人都可以戒断这一条通道，但你为什么还要留着“朋友圈”，让自己和别人都不高兴呢？
基于这样的想法，秋生有时也会发现自己令人讨厌地较真，终究是凡庸，破不了“我执”。当别人都在为别人点赞的时候，自己却在无法自控地刷那些有一茬没一茬的所谓“科普”视频，想要搞清楚平行宇宙是不是真的、站在木卫上看木星有多恐怖，以及马里亚纳海沟为什么有异响。如此行为，跟刷各种土味霸总微短剧让自己“爽”一下有什么区别？除了逃避社会满足个人好奇心，难道还有更加正义的理由吗？也是真的无语。
好在秋生终于回到了乱成一团的书桌，面对三个电脑四个终端进入“历史时空”，开始接上此前任务，继续做《郑正秋年谱（1889-1935）》。也是奇怪，面对民国报刊，秋生的心情一下子就会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归宿感。秋生觉得，这一辈子，无论到过多少地方，干了多少事情，得到或失去了多少名利，但只有此时此刻，才真正属于自己。
秋生想到的是，为郑正秋复原一个“朋友圈”。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和戏剧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民国时期交谊甚广、闻达各界的海上名人，“朋友圈”自然是大得不得了，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各路记者和各种报刊的关注，和追捧。而郑正秋自己，看起来年高德劭，老成持重，实际上是一个一入道就不想走寻常路的老夫子。
就像他在35岁（1924年）时做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就有点“不靠谱”。记者们当然是乐此不疲地跟踪、报道。据《时报》1924年5月30日第4版，郑正秋29日即在上海著名的“一品香”席间，说自己自“受返老还童术割断青春腺”后，“无痛苦，颇见功效”。也不知道这位明星影片公司的“巨头”，是真的无痛苦，还是要为德国人彼得·希米德博士发明实施的“返老还童术”做广告。
值得注意的是，同版《时报》，还发表了署名“清波”的《我对于返老还童术之大忧》一文，认为在这样一个政客腐败、军阀混战、官僚盘踞的时代，荼毒深重、民不聊生，竟还有人不惜千金一试早就被欧美淘汰的“返老还童术”，真是国民之大忧。这篇短文，没有直接提及郑正秋，但打了郑正秋一个很有力量的巴掌。民国报纸和民国文人，在很多方面是更有才华，更有血性，也更有底线的存在。经常让秋生感动佩服。
正是基于民国文献的丰富性，《郑正秋年谱（1889-1935）》有可能借助各种手段，特别是在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movie.yingshinet.com）上全面构建郑正秋的时间、空间和关系信息系统，而且会精细描画郑正秋相关政界、社会、业界、媒体以及包括各种亲朋好友、“三教九流”在内的“朋友圈”。每每想到这里，秋生都会按捺不住兴奋。有了郑正秋、张石川、史东山、蔡楚生、费穆等大量影人年谱垫底，跟更加丰富的民国人物年谱大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影人的数字基础设施，就有可能抵达智能时代的影像生产，真正“复活”AI时代想要触摸的历史和人。
在宏大的愿景逐渐抵达之前，秋生试着“复原”了一下1935年8月，郑正秋逝世前后的“朋友圈”。通过努力，秋生找到了超过100位各界人士，为郑正秋之死发表了篇幅不等、内容各异的悼念文字、漫画或挽联。读了下来，发现大多履行着职务、地位或同事、亲属等职责，或因接触不多、了解不深，或因态度敷衍、才华不逮等，缺乏真情实感，难以动人；然而，蔡楚生和周剑云非同一般。蔡楚生的两篇悼文，足见两人师徒超越父子；周剑云的一文一挽，也见两人同事知己知音。
郑正秋终究是有福的。因为在他的“朋友圈”里，很早就出现了周剑云和蔡楚生。
周剑云的挽联是：
二十年知己相看，是文字交，是道义交，是患难交，忍死须臾，瀛海归来犹待我。
两三日沉疴莫起，为话剧痛，为电影痛，为社会痛，伤心何限？鹧鸪逝后又逢君！
——周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