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翻箱倒柜地找书了。
对于秋生而言，找书是比写书更麻烦的事情。写书靠的是理性，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要符合写书的规范，稍稍逾矩就会出了问题，是基本无法率性，也经常了无生趣的；但找书，就是希望与绝望相互交织、过去与未来瞬时涌现的困兽式体验了：往往既能伤筋动骨，又能触及灵魂。其间隐衷，懂得的自然懂得，不懂的会斥为矫情。但无论如何，找书付出的代价太大，跟计算后的所得，总是成不了正比。
写就对了，何况找书也是为了写书。每当上下求索、找书未果的时候，秋生就想退回自己，为即将放弃的行动寻找理由；但在秋生的基因里，也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害人害己，就是太“犟”，说得深奥一点是破不了“我执”。有些明明就在手边可以找到的书，秋生是不管不顾一定都要找到的。就像现在正在翻箱倒柜找寻的《七缀集》（钱钟书著），秋生还记得当年在风入松书店请它回家的情景，曾经发誓不仅要读，而且还要多读几遍。可二十年过去了，是否好好读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人生太过匆忙，丢下的更要早早地遗忘。一辈子，也就是这么落花流水，忘恩负义了。想到这里，秋生顿感悲凉。好在翻箱倒柜的过程中，突然找到了一本《书海掣鲸龙：钱钟书的读书生活》，作者是秋生在西北大学读研时同宿舍同学袁峰。
题款中，袁峰同学自谦为“弟”，其实是真“兄”。1989年9月，秋生从湖北石首考到陕西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跟文艺学专业的袁峰同学住在了同一间宿舍。寒暄过后，得知舍友袁峰本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2-1989年曾先后任职于陕西汉中、咸阳两市，担任过政策分析、党史研究等工作，已经成家立业，育有一对双胞胎；为求学问，或厌倦机关，辞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再当全日制的“老”学生，每周除了三点一线的读书生活之外，还要往返于西安-咸阳之间养家糊口，由此生发了许多口耳相传、极度励志的生动故事。袁峰跟秋生同属马，是比秋生年长12岁的师兄无疑。
因为小了12岁，秋生未免自不量力，也基本不识愁滋味；只是不知道袁峰哪来的精力，在应对一地鸡毛的家务琐事和嗷嗷待哺的一对子女之外，还有如此巨大的动力应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时的秋生仍在胸怀天下，忧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觉得从事这种真正的学问，怕是要悲剧性地等到下一代或更下一代了。只记得在外面“痛苦”得累了，每每回到宿舍，就见到袁峰一个人在埋头读书。有一次，便发现袁峰兄竟然在读《辞源》。天啊，《辞源》这么厚，这么无聊，是拿来读的吗？
袁峰不动声色，说读了1200多页。接着淡淡地叙述，以前在机关工作的时候，就断断续续读完了《辞海》。秋生听过后无语，觉得自己遭受了师兄前所未有的暴击。
后来，秋生发愤讲课，努力打工，赚了一笔小钱，买了一本发誓要买的《辞海》。就是这本《辞海》，秋生从来没有想过要丢弃，而是从西安搬到了北京，从看丹桥搬到了燕东园，从交大西园搬到了富海中心，也从新的搬成了这么邋遢的旧。
然而，秋生没有读完《辞海》，更没有读完《辞源》。因为每次想读，第一页的“一”字辞条，就是太难读懂、很难读好、必须再读的内容。辞海和书海，如此博大精深，袁峰兄是早就悟到了。
袁峰兄研究过的钱钟书及其他圣哲通儒们更是如此。
秋生把几版辞海堆放在一起，摆在最应该被看见的地方，以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告诉自己：秋生是个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