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URl)战略是为解决中国在快速城市化阶段积累的城乡差距而设计的。土地利用转型(LUT)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的重要环节,对URl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鲜有研究从多尺度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评价,不同尺度URl与LUT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计算不同尺度URl对LUT的响应。
开展URl对LUT的响应研究。LUT将土地要素当做城市发展的连结点,作为影响URl的重要的驱动因素。URl的核心内容是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构建不同尺度下URl和LUT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中国URl发展模式分为4种类型:稳定增长型(类型1)、低度增长型(类型2)、高度增长型(类型3)、衰退增长型(类型4)。这些类型在中国形成多尺度差异化的URl的发展格局。随着研究尺度的细化,引入板面分位数据回归模型(POR),计算不同尺度下URl对LUT的响应。
分析表明,2000一2020年中国整体URl水平稳步提升,但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规律,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北部边疆地区和长江沿岸地区三个高水平URl开发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形成机制。LUT突破了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了城市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向农村的扩散,进一步推动了城乡空间的深度融合。LUT对URl发展影响具有区域性和多尺度特征 从宏观上看,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增长将有效地促进欠发达地区URl的发展。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不同URl发展水平的市(县)并存。对于高度城市化的市(县),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效益不大,亟待优化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空间形态。对于发展滞后地区要有序开展土地开发建设,优化土地利用功能,加快URl发展。1)选题有新意。开展不同尺度下URl与LUT之间相关研究。构建URl与LUT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中囯URl的发展模式类型。
2)分析主线不清晰。应当紧紧抓住UR1如何影响LUT?怎样影响?以及影响结果?4种类型URl又是怎样影响LUT的?研究过程中分析主线不清晰,显得比较零乱,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西。
3)相关数据不充分。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都要以数据论证。既然是URl对LUT的影响,就要用数据反映URl是怎样影响LUT的。LUT要反映在什么URl下,土地利用类型是如何转换的?转换规模如何?存在哪些空间差异?分析耕地转建地、林地转耕地等地类间转型,要具有全域性和整体性。4)研究题目与研究内容不匹配。只见标题中“中囯”、“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等,却不见相应的研究内容和具体转型数据,似有假、大、空的嫌疑,导致研究结果不深透、不给力。学术研究应当秉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和态度,才能做出比较理想的有深度和厚度的成果。
5)核心概念不清。何谓城乡融合发展?何谓土地利用转型?弄清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表征,以驾驭两因素之间互动因果变化。由于土地具有位置固定性特性,城乡融合发展引起城乡土地互动反映在以实物流动来表征土地产权流动上,实现城乡土地产权均等化和城市土地市场一体化。
1)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往往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1996—2020年间从中高、中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分别为28.4%、52.5%、27.1%。
2)人口迁移的中国状况。中国人口统计调查主要3种方式:人口普查(逢“0”年份)、1%人口抽样调查(逢“5”年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其他年份)。
地区:人口向南方和东部地区集聚。2010一2020年间南方、北方人口占比分别由58.1%、41.9%变为59.4%、40.6%。城市: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2010一2020年间人口年均增速一线城市为2.37%、二线城市为1.91%、三线城市0.43%、四线城市持续流出-0.45%。都市圈:人口持续向深莞惠、上海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成都都市圈集聚。2000一2020年33都市圈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8.56%,其中常住人口合计占比由52.00%增至57.93%,GDP合计占比由63.24%增至72.98%。城镇人口增长来自3部分:2011—2018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自自然增长(18.3%)、乡城迁移(35.1%)、行政区划变动(46.7%)。北京不断打破规划的人口增长规模,曾于1958年、1993年、2005年的规划人口数分别控制在1000万、1500万、1800万的规模,但分别于1986年、2005年、2010年被突破,导致北京中心区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且分布平衡。3)城乡建设用地配置失衡。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排斥市场对人口和土地的有效配置,造成建设用地在城镇与乡村间配置失衡。因为进城不能落户、迁徙不能定居的农民工不愿无偿放弃乡村宅基地,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和乡村“双重占地”。面对此问题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与人口政策尚属无解,导致2009一2021年间我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仅增长5.8%,而人均乡村建没用地却增长21.5%。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2009一2016年间城镇建设用地增量低于人口增量比例:东部12.9%、中部1.7%、东北4.4%、西部6.8%。2009一2016年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46.8%,建设用地仅增长41.7%;20万人以下城市则相反,分别为2.1%和22.9%。 建议推进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做到新增常住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合理调整区域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以上一年用地规模为基数分配用地控制指标;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交易。尽快研究解决由于城乡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限制,这些措施仍无法解决进城农民工城乡“双重占地”的难题。(20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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