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土地问题＂？这是土地科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不同学者对其内涵有不同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土地问题是指土地制度、政策和分配；有的学者则认为土地问题是指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作者认为土地问题应当包含土地分配和土地利用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内容，是土地生产关系和土地生产力两方面内容的统称。 土地问题是众多的自然技术与经济社会学科的共同的研究对象，是属于多学科研究对象。关于这一点认识，每一位尤其是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土地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清晰的且不容置疑的土地观。从这个视角而论，土地问题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每一项土地政策或土地利用技术最终得以落地执行，必须具备多学科视角与整体性思维，乃是多学科共同肩负的重任。大约在300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土地是先于人类存在的一种自然物质，也是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之后最先接触的客观对象。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两种方式，与土地产生了紧密的关系，使人与土地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就产生了土地问题。据有关史料记载，土地问题的实质反映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两种社会关系，是沿着"土地利用"和"土地分配"两个维度展开历史沿革的，具体反映在土地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协调过程之中。当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经历了五千年沧桑巨变，却持续利用之今，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留給其子孫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十分珍惜与持续保护。
近年耒在我国面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新形势，在一些人们当中认为言必谈空间，少涉足土地，才是与时俱进。对于这种认知值得商榷。请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士扪心自问：你能离开土地耒讨论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吗？需明白三条空间控制线成果还是以土地面积为其表征。要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证实，土地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土地问题然存在。这是绝对真理！土地问题在"人与土地"，即"土地利用"维度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过程。人类社会初期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土地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人类以采集果实与狩猎形式利用土地，人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无法控制和掌握这些物质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在思想观念上面，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把人与自然（土地）看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倡"人地一体"的世界观。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因地制宜"的思想。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在生产实践层面上，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农业土地利用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抛荒耕作制度，到夏商周时期的"井田制"，以排水沟渠为界，实行休耕制度。禹釆用"井田沟洫制"方法整治华夏土地。秦汉时期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实行"代田法"和"区种法"。隋唐时期为了增加耕地，出现了圩田、梯田、涂田、架田、沙田等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利用率。
明初进入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时期，通过连作、间作、套作发展多种种植，提高复种指数，解决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生存需求，不合理垦荒，滥伐森林，破坏草原，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荒漠化，造成历年耕地面积锐减，每年平均丧失120O万亩耕地，每年损失表土达5O亿吨，帶走氮、磷、钾相当于约4000万吨化肥。与此同时，组织土地利用活动则由乡村延伸到城市，由农业用地扩展至城市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交通用地、生态用地等，甚至由陆地扩展至水地一海洋，由平面二维土地拓展至立体三维空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替和社会的进步。土地问题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处理“土地分配”，调整土地关系，与其同步经历了产生与演化的历史过程。当土地无法使人类自由无限的占有和使用时，土地制度与土地权利产生了。
早在公元前3700年的黄帝时期起，即开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殷国时代推广”井田制”。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履亩而税”，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公元640年管仲提出“户籍田”、“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鼓励人民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公元前350年商鞅相秦，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归贵族的土地世袭占有权，使“民得買卖田地”，任民耕作，不计多少。公元前340年孟轲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则庶民兴”。秦始皇大规模的确定地籍，提出“算地”和”定分”政策，全国核算土地，确保土地所有权。董仲舒提出“限田”的主张。王莽明令全国的土地改为”王田”，变土地私有制为国家所有制（王田制）。东汉荀悦提出”以土地使用权代替土地所有权”，主张两权分离。魏晋的”占田制”，限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北魏发布”均田制”，将土地分配和封建租税相结合。北宋推行方田均税，开展地籍整理和土地清丈。南宋实行“经界法”，照图清丈核实，编制地籍簿。元代推行”经理法”，自行呈报田赋，编造地籍。明代实行“屯田制”，大规模开展土地丈量和形成鱼鳞图册与税赋黄册制度。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绝对的”平均主义”，天下田地按人口和年令分配。民国时期孫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坚决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提出”规定地价、按价纳税、照价收買、涨价归公”的土地改革的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亇人土地所有制之后，进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阶段，一切土地归集体所有。1978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时至今日，在我国全面推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实行“三权分置”的改革。 综上所述，土地问题的传统内涵应包含土地分配（土地生产关系）和土地利用（土地生产力）两部分组内容。随着我国土地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发展土地生产力的各项条件也在改变，并为其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从”地与地”的维度开展研究，已成为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领域。生态学家奥德姆（Odum）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从人地系统分析视角可知，组成人地系统的除去传统观念上包括“人与人”、”人与地”两个子系统之外，还应包括“地与地”子系统。所以，土地问题还应从“地与地”的维度上开展深入研究。
在”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各个地类组分都有独自特有的生态功能，形成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作用链，体现其相互之间生态依存关系：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树。在组成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各组分之间存在数量比例关系和空间配置变换现象，均是“地与地”研究的重要内容。讲具体些就是说，在任何地区普遍存在“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但其区别与特征就在于共同体中各种地类的类型、数量、结构与分布上的差异。恰恰这些差异是约束与确定共同体的生态作用链与生态效率。据有关研究证实：森林复盖率为30%或以上地区，基本上能够滿足本地区对林木的需求和实现生态系统平衡的要求。又如在一个自然区域单元内，占优势的地类不能成为唯一的地类，至少有10%一15%面积为另种地类，并且将其均匀分布于区域内，而不是集中配置在其中某一个角落。又如绿化植物以树木为主，落叶与常绿树之比为2：1最为合适。。在“国家森林城市”中绿色植物面的覆盖率规定：城市地区为40%，郊区居住区为50%，城市居住区为25%，中心商业区为15%。任何地区林地的生态效率取决于其面积和位置，对于林地生态效率而言，位置比面积更重要，同样面积的林地分布于不同位置，其生态效率十分悬殊。纵观土地问题演化的历史，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纯粹的、孤立的土地问题。当下对待土地问题的研究，文章写得好，政第出台多，理论很丰满，但实践确实很骨感，前几年不少试点雷声大，雨点小，半功未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来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没有超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就很难使中国的土地问题研究与中国的现实加以结合，对待问题研究与问题本身实际之间存在天地之差。
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因土地总量不变而忽视土地作用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国的实践证明，虽然土地总量不变，但土地利用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直接发生影响。尤其在中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的问题，土地是国家上社会的根基，过去、现在、将来均是如此，绝对不动摇，坚定不够，土地的功能是无法替代与不可虚拟化的。建没用地的投入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帕金斯曾指出：”任何一国的发展道路，应由本国自行决定，并不存在可供别国照抄照搬而又可望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中国地问题的解决路径，只有从中国实践中提练出“真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解法，要做到这点，必须从根基上发生一场变革，所以，有专家呼吁：在我国学术界极需建立新的“土地问题观”，即土地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制度、政策、利用、管理等方面的”土地问题”，同时更是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民生等多维度的、以“人”为核心的重要问题，需要多学科共同作战，才能切实地解决中囯的土地问题。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们应当清醒地认识，从人们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战略安全、国土安全、双碳问题、资产增值、权益保护、空间治理、乡村振兴、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美丽中国等事业的进程中，无不与土地问题的妥善解决紧密关联，不可或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中，不可忽视对其基底一一土地问题的研究。土地科学研究与实践，既要仰望天空，更要脚踏实地，不忘初心，任重道远！。（202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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