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21.4/Nature子刊 | 婚姻状况与抑郁症风险关联及因果中介分析：基于多国数据的酒精与吸烟行为影响验证

抑郁症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给个人及社会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预计抑郁症的患病率将持续上升。研究发现，婚姻状况与抑郁症之间存在关联，已婚状态可能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这一现象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已有证实。然而，由于各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婚姻与抑郁症的关系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现有研究多以西方人群为主，未能涵盖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因此其结论的普适性值得探讨。此外，抑郁症的发生通常与多种行为因素（如酒精饮用和吸烟）相关，但这些因素在婚姻与抑郁症关系中的因果中介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整合多个国家的大规模数据，采用横断面和纵向队列分析，全面探索婚姻状况与抑郁症风险的关联，并深入分析行为因素在这一关联中的潜在中介效应。

1. 研究类型：采用两阶段、跨国横断面和纵向队列研究。

2. 数据来源：使用来自美国、英国、墨西哥、爱尔兰、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全国代表性、匿名化的个体级数据，横断面数据包含106,556名参与者，纵向数据包含20,865名参与者。

3. 样本特征：

• 横断面样本：106,556名参与者（49,547名男性），七个国家的八个队列。

• 纵向样本：20,865名参与者（10,502名男性），随访时间4年到18年不等。

4. 分析方法：

• 横断面分析：使用多变量回归模型评估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收入、吸烟、饮酒、BMI、慢性病史等混杂因素。

• 纵向分析：在五个国家中评估婚姻状况对后续抑郁症发生的影响。

• 分层分析：按国家、性别、教育水平分层，探索潜在调节作用。

• 因果中介分析：采用Probit回归模型评估酒精和吸烟在婚姻状况和抑郁症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Bootstrap采样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1：横断面分析参与者的基线特征

• 婚姻状况：婚姻比例在不同国家中有显著差异，已婚者在中国的比例最高（87.6%），而美国最低（64.3%），表明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婚姻行为的影响
• 抑郁症状发生率：样本中抑郁症状报告率显示出明显的跨国差异，从英国的2.9%到中国的33.0%，可能反映了不同社会心理应激源或健康报告行为。
• 年龄中位数：年龄跨度在33岁（印尼）到68岁（韩国），显示各国样本结构的异质性。
• 性别分布：男性比例在各国差异不大，但最低为美国的44.3%，最高为爱尔兰的51.5%。
• 教育水平：高学历者比例在美国最高（61.5%），而中国最低（8.6%），教育差异可能影响抑郁风险。
• 收入水平：美国样本中低收入者比例为21.9%，韩国为24.9%，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导致心理健康差异。
• 健康行为：吸烟率在中国最高（35.2%），韩国最低（9.4%）；英国的饮酒比例最高（82.0%），而美国较低（10.6%），生活方式可能对心理健康有直接影响。
• 慢性病患病率：墨西哥高血压发生率最高（43.0%），糖尿病的比例最高也出现在墨西哥（24.2%），慢性疾病负担对抑郁症的风险可能具有累积效应。

2：纵向分析参与者的基线特征

纵向队列样本的基线特征，涵盖了五个国家的详细数据，以便分析婚姻状况对抑郁症的潜在因果影响。

• 婚姻状况：已婚者比例在中国最高（90.9%），单身比例最低，反映了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婚姻规范的影响。

• 抑郁症状：随访期间抑郁症状发生率从美国的6.2%到中国的45.7%，显著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抑郁症发生率上的显著不平衡。

• 年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在58岁（墨西哥）到64岁（韩国）不等，随访数据覆盖了较大年龄层次。

• 性别分布：男性比例在美国较低（44.8%），而墨西哥最高（55.0%），各国样本的性别分布相对均衡。

• 教育水平：高学历者在爱尔兰和美国比例较高，分别为25.2%和55.0%，教育水平对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在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 BMI中位数和健康行为：BMI中位数从韩国的23.4到爱尔兰的28.1，肥胖相关健康风险可能与抑郁症状相关；墨西哥吸烟率最高（42.5%），而中国的饮酒比例最高（41.2%）。

3：未婚者与抑郁症风险的比较

未婚状态对抑郁症风险的显著影响，基于多国数据的Meta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整体风险：未婚状态相较于已婚状态显著增加抑郁症风险（OR=1.86，95% CI, 1.61–2.14，P<0.001）。
• 具体婚姻类别分析：
• 单身者风险增加（OR=1.79, 95% CI, 1.46–2.20, P<0.001），
• 离异/分居者的风险最高（OR=1.99, 95% CI, 1.53–2.53, P<0.001），
• 丧偶者风险次之（OR=1.64, 95% CI, 1.28–2.11, P<0.001）。
• 各国表现一致：尽管各国婚姻行为和心理健康模式有所差异，所有国家中未婚状态均表现出显著的抑郁症风险增高，显示出婚姻状况在心理健康中的普遍性作用。

4：婚姻与抑郁症关系的调节/修饰因素

• 国家差异：在西方国家（美国、英国和爱尔兰），未婚状态与抑郁症风险关联更强（β=0.36, 95% CI, 0.16–0.56, P<0.001），显示社会文化因素对未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 性别差异：未婚男性抑郁症风险高于女性（β=0.25, 95% CI, 0.003–0.47, P=0.047），尤其在单身男性中更为显著（OR=1.39, 95% CI, 0.05–0.74, P=0.026），可能反映了男性社会支持系统较弱。
• 教育水平差异：未婚者中，高学历群体的抑郁症风险更高（β=0.34, 95% CI, 0.11–0.56, P=0.003），这在离异/分居和丧偶者中尤为显著（分别为OR=0.41和0.38，P<0.05），可能与高学历者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相关。

5：酒精和吸烟在婚姻状态和抑郁症风险中的中介作用

因果中介分析的结果揭示酒精饮用和吸烟在特定未婚人群中作为中介因素的显著作用：

• 酒精的中介作用：在单身者中，酒精显著增加抑郁症风险：

1. 中国单身者中，酒精的中介效应解释了抑郁症风险的34.1%（P<0.001），
2. 墨西哥单身者中为27.4%（P<0.001），
3. 韩国单身者中为29.3%（P<0.001）。

• 吸烟的中介作用：吸烟对单身者的抑郁症风险具有强烈的中介效应：

1. 在墨西哥单身者中，吸烟中介效应占抑郁症风险的22.1%（P<0.001），
2. 在中国单身者中，吸烟的中介效应达到43.8%（P<0.001）。

6：因果中介分析的稳健性验证

通过Bootstrap随机采样和敏感性分析，验证了图4的中介效应的稳健性，以确保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般化性：

• 稳健性验证：在不同采样和敏感性分析中，酒精和吸烟的中介效应在未婚者中均表现出一致性，尤其在中国、墨西哥和韩国未婚者中，中介比例从22.3%至45.6%不等（P < 0.001）。

• 具体数据：中国样本中的酒精和吸烟中介效应在Bootstrap随机采样分析中保持一致，墨西哥和韩国样本的中介效应在敏感性分析中也保持稳定，显示出中介作用的跨样本普适性。

• 结论：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酒精和吸烟作为婚姻状态与抑郁症风险之间的重要因果中介，验证了该研究的因果推断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和纵向数据揭示了婚姻状况与抑郁症风险之间的显著关联。总体而言，未婚者（包括单身、离异/分居和丧偶）比已婚者更易出现抑郁症状，且在各国样本中均显示出一致性。

• 研究发现，未婚者的抑郁症风险在西方国家（美国、英国和爱尔兰）显著高于东方国家（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婚姻价值观的影响。

• 未婚男性的抑郁症风险高于女性，尤其是在单身男性中更为显著。此外，教育水平较高的未婚者（尤其是离异/分居和丧偶群体）抑郁症风险更大，可能与高学历者的社会压力和心理负担相关。

• 在单身、离异和丧偶群体中，酒精饮用和吸烟行为对抑郁症风险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中介效应在墨西哥、中国和韩国的单身群体中尤为显著，酒精和吸烟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抑郁症症状增加的机制之一。

• 通过Bootstrap随机抽样和敏感性分析，验证了酒精和吸烟作为中介变量的稳健性，进一步支持其在婚姻状况和抑郁症风险之间的因果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