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朱维铭《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医者仁心，学术楷模——纪念黎介寿院士诞辰100周年

医者仁心，学术楷模

——纪念黎介寿院士诞辰100周年

朱维铭

转眼间，黎介寿院士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今天是他100周岁生日，这几天，不知有多少他的学生会从天南海北赶到南京，来给他贺寿，可现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我的脑海里经常感受他慈祥和蔼的面孔，温柔亲切的话语，经常浮现出每天早上上班时遇见他从“11005号”车上下来，斜挎着背包，和我们一起走向研究所楼的身影。

在讲台上，在查房时，黎介寿院士经常引述孙思邈的一句话，对病人，要“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做为他的学生，我们科里各个医疗组长都有个默契，晚查房后向老人家汇报病情时，尽量报喜不报忧，尽量不提及病人治疗中遇到的困难或挫折，否则他晚上会一直琢磨治疗方案，睡不着觉。病人病情不平稳，他就寝食难安。

记得有一年，我们收治了1例腹茧症病人，术中进行肠管内排列。术后1周拔除肠排列管时，病人腹壁洞口开始出血，随后大量便血，并出现失血性休克表现。大家都想到了是肠排列管从肠壁引出的地方出血，但无计可施：止血药用了，无效；缩血管药用了，也无效；再手术止血，创伤太大，发生并发症风险极高。到放射科做DSA，看到了出血点，但不敢栓塞，担心肠缺血。就这样，黎介寿院士领着我们从下班一直忙到半夜，一直在检查，讨论，思考对策。夜深了，我们几个年轻医生劝黎介寿院士：“我们在这儿守着，您回去休息一下吧”，老人家答应了，但走之前说：“把DSA图像拷给我”，我们就拿着U盘把图片拷给他了。第二天一大早老人家就赶到病房，兴奋地对我们说：“我想出止血的办法了”。我们吃了一惊，原来老人家回家后还在琢磨怎么止血。老人家从自己的拎包里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调出DSA图片，放大后指给我们看，是一支较粗的血管在肠排列管拔出的地方出血。然后老人家拿来一个Foley导尿管，顺着腹壁洞口放进去，把球囊打起来，稍微往外拉，用球囊压迫血管止住了出血。警报解除，病人获救了。我们跟在他后面看他处理病人，心里既高兴，又敬佩，更愧疚。

学科建设直接关系到科室的医教研水平和科研成就，更影响到年轻医生的成长和人才梯队建设，是医院发展的核心。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学科建设的重头戏之一是每周进行的黎介寿院士查房。老人家查房分两部分，一个是每周三上午的病区查房，另一个是每周五上午的教学查房。几十年来，普外科一直坚守着一个铁的规矩：黎介寿院士查房雷打不动，从不间断，届时其他一切工作暂停，全体医生悉数参加，不得缺席。在黎介寿院士的坚守下，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几十年来的查房制度执行力度越来越严，质量越来越高，成为全国普外科的一个学术品牌，经常有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组团来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观摩聆听黎介寿院士主持的教学查房。

病区查房时，黎介寿院士要把病区所有病人一个不落地看一遍。其实普外科的住院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冲着黎介寿院士来的，都希望得到老人家和科室高级专家团队的亲自诊治。所以，每到周三，病人都翘首以待，希望黎介寿院士亲自给他们检查、治疗，哪怕和黎介寿院士说一句话，让老人家摸一下肚子，都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老人家深知病人的想法，所以查房时，一个不落，所有病人都亲自看，一上午下来，我们都感觉筋疲力尽。每看一例病人，先由住院医生汇报病史，主治医生分析病情，提出治疗方案，医疗组长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讲解发言。黎介寿院士都会仔细听取医生汇报，关键的地方拿笔记下来，等学生发言结束时他一定会进行提问，并就相关问题仔细分析，阐明自己的观点。老人家的发言经常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觉，让大家深受启发，所以都听的十分认真。查房过程中，老人家还会仔细问诊，给病人查体，阅读CT和X光片，从临床基础方面给年轻医生示教，手把手地教学。查体时，对各种引流管的放置、固定，引流液的性状及意义、甚至腹带如何打等细节工作提出明确意见，阐明临床意义。在与病人接触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老人家对病人的体贴入微。有一次在ICU查房，黎介寿院士发现用于固定昏迷病人四肢的约束带把病人的手勒到发紫，就把我们都叫到病人跟前说，如果是你的家人手被勒成这样，你能看得下去吗？然后老人家就和大家商量，如何在固定病人四肢的同时避免静脉回流障碍，结果发明了现在病房广泛使用的带棉垫的约束带。

周五上午的教学查房在普外研究所会议室进行，查房主题都是住院总提前2周发布预告，并指定医疗组进行准备，围绕某一疾病或某例复杂病人，通过病例汇报与病情分析，文献综述，国际热点追踪，各医疗组组长自由讨论，黎介寿院士点评这样的流程，把该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最新进展完整地复习一遍。每次查房，黎介寿院士都是亲自主持，从不缺席。由于老人家就坐在第一排认真地倾听每位医生的发言，而且对发言内容、文献阅读量、学术观点的把握，甚至幻灯片制作和语言表达技巧等方面都会提出尖锐的点评，所以大家都十分认真地准备，仔细倾听并参与讨论，谁都不敢大意，生怕有哪一点做的不到位，被老人家批评。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各级医生的医疗水平和理论功底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甚至在幻灯制作和演讲水平上，年轻医生也获益颇丰。我们当年都是从南总普外这个讲台上得到锻炼，逐步走向全国学术舞台的；我们现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学术问题，都在科里的教学查房中进行过专题讨论；许多新理念，新进展，比如近些年十分热门的围手术期处理，家庭营养支持，损伤控制外科，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外科之家等新理念新技术，都是从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教学查房这个讲台上走向全国，并得到广泛认可和普及。在教学查房过程中，黎介寿院士还针对临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为科室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2006年，科里开始筹划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整理报奖材料的那段时间，黎介寿院士反复提醒我们，一旦申报成功，我们过去的成绩就全部归零了，不能再吃老本，一定要创新，开辟新的治疗领域。本来，我们科的肠瘘、小肠移植、短肠综合征、营养支持和肠屏障治疗水平全国一流，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如果这些专业方向全部归零，我们今后怎么办？学术方向往哪个领域发展？大家都陷入了迷茫中。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级部门把军区汤山疗养院交给了我们医院，黎介寿院士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发展契机，动员我们把难治的病人收往汤山，在那里谋发展。起初，大家都不情愿，嫌汤山太远，医疗护理以及辅助科室水平都跟不上，工作难度大，风险高，太辛苦。黎介寿院士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亲自拉着我和几位科室领导坐车去汤山，进行实地考查。在看完疗养院回来的路上，黎介寿院士对我说：“你把手里的短肠综合征病人交给小肠移植组，你去研究克罗恩病吧，把汤山搞起来”。怕我不愿意，他又开导我说，“克罗恩病虽然现在病人数量少，但会越来越多。这个病治疗困难，国内没有经验，我们有治疗肠衰竭的技术，你能搞好”。说心里话，我当时也不愿意放弃短肠综合征，更不愿意把功夫放在汤山。但转念一想，既然老人家看好这个方向，凭他的眼光，应该不会看错。况且，看着老人家那执着的眼神，我也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答应了，开始专门收治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病人，做到能收尽收。正像老人家预想的那样，汤山病区收治的克罗恩病病人越来越多。我们在汤山开展了克罗恩病的营养治疗、药物治疗和内镜检查，治疗克罗恩病肠梗阻、肠瘘、腹腔脓肿，做围手术期处理，等病人达到手术标准了，再转回总院做手术，术后再转回汤山进行康复、药物治疗和随访，这种“一院两区”治疗克罗恩病的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经过2年的努力，汤山火了起来，一个病房的60多张床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克罗恩病病人了，我们便在消化科和其它科室借床收病人。在当时，克罗恩病发病率在国内刚开始升高，许多医院不认识这个病，更不会治。再加上我们这个“一院两区”模式的成功运行，引起了全国各地医院的关注，纷纷派医护人员来参观，学习，甚至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专家也来汤山分院参观，分享我们的治疗经验。我们还在汤山开办学习班，举办学术会议，扩大学术影响。汤山分院成了克罗恩病病人救治的希望，有病人主动来求医的，也有从全国各地转院过来的。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非典”疫情，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有个小汤山，是非典病人的最后希望。借着这个影响力，全国从事消化专业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南京也有个“小汤山”，只要住进汤山分院，病人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随着汤山分院局面不断向好，科里其他医疗组也陆续开始往汤山收病人，最后形成了肠瘘、克罗恩病、营养不良、重症胰腺炎和顽固性便秘五大特色病种，汤山分院还专门新盖了一栋大楼，把这些特色病区搬了进去，我科在汤山分院展开床位>300张，彰显医院兴旺发展的局面。得益于黎介寿院士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在201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已经彻底跳出了在学术上“吃老本”的窠臼，上述5个病种取得了国内绝对领先的学术地位。2013年，医院针对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医疗组在全院设置了8个“治疗中心”，我科独得5个，分别是肠外瘘治疗中心，克罗恩病治疗中心，重症胰腺炎治疗中心，小肠移植治疗中心，营养支持治疗中心。虽然已经过去了11年，大多数治疗中心至今仍在总院医疗特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心骨干依然是全国相关医疗领域的顶级专家。近30年来，普外科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临床专家，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是1988年大学毕业进入原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工作的，那年，老人家64岁。如今，我已经61岁，跟随老人家工作达35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虽然目前我已经退休，但每当回想起老人家对人生和事业的积极乐观心态，我的工作热情就倍增。只有像老人家那样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以好奇之心对待学术，才能身心健康，活出人生的价值。

2024年10月8日于南京

朱维铭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原东部战区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炎症性肠病治疗中心主任。现任江苏省中医院炎症性肠病诊疗中心主任，肛肠科主任医师。

    兼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顾问，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胃肠病与营养协作组组长，《中华炎性肠病杂志》副总编，《中华消化外科杂志》顾问，《中华外科杂志》、《中华胃肠外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等期刊编委等职。

    以第一或第二贡献者身份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为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肠功能障碍的治疗》主要完成人之一。已经完成和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项，其中以第一责任人主持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