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了一个简单又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制造业等非农产业迅速吸收，导致劳动力短缺，从而引发工资上涨的现象，国家地区迅速走向工业化时代，这个点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中国在2004年左右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一时期，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农民工工资也开始大幅上涨。
易斯拐点之前经济处于欠发展，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进入黄金期。得益于人口红利（2004年中国和欧美日韩人工成本略为1：50，中国人均年收入为750美元，而欧美日已经达到了3万~4万美元），企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于此同时企业利润也在增加，工人议价能力得以提升，工资收入增加。中国持续了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8年平均每年的名义GDP增长率达到9.5%，这个阶段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期。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强，经济学中一个人的消费会转换成另外一个人收入。广大居民的消费转换成企业的营收，企业的营收和利润的增长会导致企业更有动力扩大规模，通过银行贷款，债券市场发债，上市融资的方式增加杠杆，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以及花更多的钱雇佣更多的高新人员，从而带动更大的消费，进而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增强循环。同时，居民收入的累年增长也会提升居民提前消费的意愿，体现出各种大宗消费的消费，比如汽车、房产等。居民增加杠杆提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同时增强，债务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8年22727元人民币到2018年55574元人民币，农村居民收入从9258元人民币增长27302元人民币（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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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入的增加，因为大宗商品的消费居民的债务也在增加。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8年一季度末的18.8％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末的49.3％，十年间上升了30.5个百分点，上升速度快于多数国家和地区。这种，人口红利→投资→收入→消费→投资，这个经济正向循环，蒸蒸日上的状态被称之为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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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工资增加，人力成本的上升，企业的边际利润下降，企业会逐渐将产业转移到用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产业因何而来，也会因何而去。那么随着产业转移到海外用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就会导致本地工作机会减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被打破，就会导致消费信心的降低，这会导致居民减少提前消费的行为，修复个人的资产负债表，简单说就是降低债务（去杠杆），比如提前还银行贷款。更进一步的体现是居民将收入更大的部分进行储蓄，用来抵抗未来失业的风险。数据显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意愿上升。央行2024年第一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0.7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比减少至14.9%。居民存款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往年水平，住户存款余额从2016年的59.8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37万亿元，增长超过一倍。
以上种种降低消费的行为，会导致企业营收和利润的进一步下降，企业一方面会通过缩减用工数量，降低员工工资的方式来降本增效；另一方面企业会进一步将产业转移到海外人口红利区，比如当前的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例如，在越南、柬埔寨等地的普通工人月薪大约在1000-2500元人民币之间，而中国沿海地区类似岗位的月薪可能达到7000元左右 。这种，人力成本增加→产业转移→投资萎缩→工作机会和收入减少→消费萎靡→产业转移投资萎缩的经济死亡循环的状态被称之为被追赶期。居民收入停滞不前的状态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市场来说，信心是黄金。此处的信心一是指企业投资的信心，二是居民消费的信心。企业投资的信心来自于营收和利润，即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的信心来自未来收入有保障，即企业指出，看起来是个死扣。经济到了被追赶状态，企业没有信心投资，居民没有信心消费，所有的现象都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贷款人的消失。
贷款人的消失导致货币政策失效。因为对未来缺乏信心，无论是低息贷款，还是量化宽松政策，都不会改变居民和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决策。居民和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也是资产负债表通缩的过程。资产负债表通缩的概念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用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他指出，在资产价格暴跌后，企业和居民的资产大幅缩水，负债表失衡，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和居民的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导致合成谬误，即使利率降至极低点，私人部门也没有借贷需求，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它描述了在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或家庭资产价值下降而负债水平未相应减少，导致资产负债表失衡的现象。这种状况会迫使企业或家庭减少借贷和支出，增加储蓄以偿还债务，从而减少总需求，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此时，为了提振经济甚至维持经济，只能依赖财政政策，政府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政策，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的平均年GDP增长率不足1%，进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状态。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使得日本的国债规模自1990年以来迅速增长，债务占GDP比重：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显著上升，从1991年的63%逐年攀升至2019年的约240%，并在2020年达到267% 。日本的国债规模在2013年首次超过1000万亿日元，到了2020年已经高达1165万亿日元 。
结语：
漫长的通缩期，消费是爱国的，储蓄是理性的，提升自己是必要的，当然还要保持希望，耐心等待下一次经济浪潮。
毕竟人类的全部智慧就是等待和希望——《基督山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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