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是以国家名义借债，以国家主权和信誉作为抵押对内对外举债。主权债务危机是指借债国拖欠、宣布无力偿还、被市场预期无力偿还抛售。
主权债务特点是信誉等级高，通常回报率低，保值目的投资倾向于持有此类债务。
2009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惠普、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连续调降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至垃圾级，同时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中其他四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遭到警告或调降，导致国际股市大跌和国际避险情绪大幅升温，引发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扰乱了欧洲乃至全球的金融秩序。
背景是：欧洲五国债务规模过大，财政收入低，出现偿债困难。负债率：希腊（125%）、爱尔兰（84%）、意大利（117%）、西班牙（66%）、葡萄牙（85%）。同时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财政扩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债务危机的比较 ----拉美债务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等七国发生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在70-80年代十余年时间内快速增长、“钱纳里双缺口”、“石油美元”。
欧洲债务危机：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五国，高福利、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缓慢3%以下，失业率高）对财政扩张的依赖（统一货币政策的约束）。
中国等美国主要债权人能通过对美国的债权产生对美国的约束力吗？换言之，中国抛售美债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且流动性强，短期内完全消化中国抛售的国债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其他投资者可能会逢低买入，部分缓解抛售压力。
因此，债权国在使用这种手段时必须非常谨慎，权衡利弊。总的来说，经济互依和市场稳定性是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单纯的债权数量决定了国家间的经济力量对比。
外国投资者的态度对美国债务的再融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近50%的美国国债的债权人是外国人。
美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美国债务的货币化倾向，美元是否持续贬值，以及能否找到替代性投资品等，决定着其是否继续投资美国国债。
前从全球看，各国外汇储备分散化的努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以及美元长期贬值的风险等，都在威胁美国的债务融资能力。
美国会陷入债务危机吗？如果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美国再次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尤其是在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美国债务危机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美国的债务问题将直接影响股票、债券、汇率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
美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债务危机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将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
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增加美国以外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如果美元贬值，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价格可能上涨，导致输入性通胀。
如果发生债务危机，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汇率波动、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等。
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意味着美国债务问题不仅是其自身的挑战，也将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大风险。
经济下行时，双扩张，多用于经济严重衰退之时，需求锐减型的衰退；积极财政政策带来利率上升，不利于其刺激经济衰退作用的发挥，积极货币政策可以抵消该不利。经济繁荣时，则双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消极的货币政策：
经济下行时，财政扩张，货币不扩张，多发生在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下行或衰退，或者货币政策处于零利率下限等流动性陷阱状态，而财政条件比较好。此时，如果金融市场比较静寂最好，因为扩张财政的利率上行压力不大。经济上行时，财政紧缩，货币不紧缩。
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
经济下行时，货币扩张，财政不扩张。多发生在需求型的经济下行而财政空间小（财政赤字大，发债成本高）。经济上行时，货币紧缩，财政不紧缩。
特朗普的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对货币政策的约束。
在短期，特朗普财政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刺激性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这会造成消费者与企业延迟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减缓GDP增速，带来利率下行和贬值的压力。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要谨慎，尤其要避免在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未消除前的过快收紧货币政策。
在中期，如果特朗普财政政策得到议会的通过并实施，改财政政策势必带来赤字和债务的上升。货币政策可能遭遇维持利率（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导致利率上升）和避免经济过热（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需求上升）的两难。货币政策要在其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
在长期，高赤字和政府负债带来利率上升，为避免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势必持紧，为降低利率，货币政策势必要宽松。
总之，美国的财政状态对货币政策构成了很大的约束。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992~1997，受邓小平南巡、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政策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井喷”和过热的局面，1992到1994年CPI涨幅分别达到15%、24%、17%。
1998~2002，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加上前期紧缩的经济政策的滞后效应，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通缩的风险。
2003~2007，东南亚金融危机消退、美国走出网络泡沫危机，我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连续五年GDP增速保持在10%以上，物价涨幅处于相对低位。
2008至今，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需疲弱；改革开放前30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国内经济结构亟需改善。
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1992~1997）
1992~1997，经济处于过热的局面，为抑制飞涨的物价，当局采取了主要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在外汇政策方面，1994年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出口退税政策优惠、国内经济过热、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外资优惠措施的出台等综合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出现双顺差。双顺差和相对固定的汇率体制导致外汇储备井喷，1994到1997年外汇储备分别增加304、220、314、349亿美元。
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1994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仍然高达34.5%，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24%，通货膨胀比1993年更严重。1994年至1997年间，一半以上的基础货币是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出去的。
1998~2002，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需不振，同时面临资本外逃的风险。
在需求萎靡的情况下，政策面更加偏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因为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汇率稳定，要维持汇率稳定则必须在市场上投放美元，收回人民币，这一阶段外汇占款的集聚收缩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这一时期稳经济主要还是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财政赤字率大幅上升，但是M2增长率并无显著提升。
2003~2007，这一时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消退，同时美国经济开始从网络泡沫危机中复苏，再加上加入WTO以及由此之后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中国经济开启了新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阶段。
这一时期实施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总量平缓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直到2007年通胀较为明显时，财政政策才较大幅度的收紧（如上图）。
同时在经济较为景气的环境下，推动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脱钩，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浮动。这样做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
自2008年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当局先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四万亿”计划。在短期内抵消掉危机的消极影响之后，又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侧重保持宏观稳定，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以保增长和调结构。
汇率政策方面朝着资本账户开放的目标稳步推进，尤其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汇率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有利于重复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汇率灵活性的增加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降低资本流动的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016年以来，资本管制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主要措施是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账户开放出现逆转性的倒退。
总体而言，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特征非常明显；
宏观政策在应对经济波动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顺势而为地推进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如1993年到1997年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时，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货币政策与之前相比更具有稳定性，因而减小了经济波动；汇率制度改革在充分防御外部风险的前提下朝着更加自由浮动的方向推进，这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总量政策中，货币政策的地位在增强，财政政策的地位在减弱，后者更多地有针对性地用于结构调整。
自1994年汇改以来，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反映出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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