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搞懂宏观经济学：国际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是指被其他国家接受使用作为计价、清偿和储备货币的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等都是国际货币。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计价、清偿、储备等货币职能走出国门被其他国家接受的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本位货币，承担计价、流通、支付、贮藏等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6，双钉住固定汇率制）；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1978-现在，又称“不成体系的体系”，各国汇率制度安排自主化，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

国际货币的收益：

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扩大铸币税税基，假若每张100元钞票的成本为0.5元，那么收益则为：100 - 0.5 = 99.5元，但是也有限制）；增强本国商品出口，增加对本国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促进该国的国际经济交往。

国际货币的成本：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波动性加大；不利于金融稳定。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各国之间的汇率频繁剧烈波动，强化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特里芬两难”问题依然存在。

牙买加协定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的路径依赖以及美国经济无人能与之抗衡的实力，共同构筑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尽管后续有日元的国际化以及欧元的诞生，都难以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权地位。

当前，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维持在2/3左右。美元在世界经济交易中发挥着计价、交易、支付、贮藏和避险功能。

多年来，美国通过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向海外输出美元，东南亚贸易顺差国和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美元的大量发行，既会导致美元资产持有国担心美元贬值导致储备价值受损，又会使得发行国担心其他国家对美元信心的丧失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或者削弱美元霸权地位货币的出现以及现有其他国际货币的实力增强，从而弱化美元的霸权地位，进而弱化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

靠经常账户对美盈余获得的巨额美元造成对美元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导致美国金融资产的滥发和价格的虚高，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危机的发生往往又会通过这种金融关联传染到全世界。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激进改革方案:

彻底颠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1）周小川提出，创造脱离主权国家信用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方案。周小川进一步提出，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提款权(SDR)可以具备承担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首先，需要强化SDR的货币职能，推动企业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使用SDR进行计价、交易和支付结算，增强SDR的吸引力;其次，完善SDR计值公式，增加SDR定价篮子的货币代表性，同时以实际资产作为发行储备;最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测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动，管理SDR的发行，逐步替代现有成员国的国际储备，最终实现对全球流动性的宏观调控。

（2）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提出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回固定汇率制，限制短期资本投机活动和各国汇率波动幅度，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放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建立超主权计价结算单位。

（3）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并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起全球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

然而，这些设想将动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体系的核心地位，无法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由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具有一票否决权，加之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广泛影响力，这些方案在现阶段的可操作性不强。

二、温和改革方案：

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行修补，积极发展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共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尊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现有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行修补，积极发展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共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针对美元作为主权信用货币和世界货币属性的双重职能，美国需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宏观层面加强协调，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平衡国际收支，保持美元币值的相对稳定，并考虑国内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

针对全球国际货币有效供应问题，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调，全球主要央行建立多边货币互换网络，建立全球流动性的供应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更加具有可行性。

在G20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改革全球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

G20峰会多次提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2009年G20伦敦峰会决定，金融稳定理事会扩大成员国组成，吸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加强政策协调和监督，共同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世界银行在2010年4月25日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将3.13%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增加了1.65%，达到4.4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位。

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革份额计划，发达国家至少将5%的份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但由于美国国会多次阻挠，直到2015年12月18日方才批准IMF改革法案。

2016年1月底，IMF执行董事会正式通过IMF份额改革方案，共有6%的份额由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中国在IMF的份额增至6.39%，位居第三位。

2.完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关于完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IMF在2012年通过了新的双边和多边监督政策，强化对各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监管。在经济政策方面，重点监督各国汇率政策，提出明确的汇率政策监督和指引，各国不能操纵汇率以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并给出了汇率政策的具体行为规范。

IMF同时还加强关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防止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国际收支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监测全球资本流动方面，IMF提出了管理资本流动的政策框架，加强宏观审慎金融政策管理，构建金融安全网，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避免投机性资金在资本市场的冲击，在必要时可以加强资本流出和流入管制，与此前IMF一直鼓励成员国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有很大改变。

防范主权债务危机也被纳入此框架。2009~2013年，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蔓延到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多个国家，IMF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资金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此危机。另外，巴黎俱乐部作为处理官方债务最重要的国际平台，成员国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6年7月1日，韩国正式加入。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债权国家之一，目前已经参与巴黎俱乐部的部分活动，就债务重组、可持续性等问题与正式成员国进行了广泛沟通，而且已经考虑在适当时候加入其中。

3.改进SDR定值公式，扩大其使用范围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为进一步增强SDR定值的合理性，改变SDR的计算公式，并将人民币纳入SDR计值货币篮子，调整篮子货币的权重，调整后的五种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的比例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另外，2016年8月31日，全球首单公开募集并用SDR计价的债券由世界银行发行，由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主承销商向市场销售。世行债券的成功发行为未来更多机构发行SDR计值债券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发展以SDR计值的资本市场增强SDR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吸引力、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01主要国际货币

美元50%

美元在国际借贷市场、国际债券市场、国际储备中占据50%的比重。

在全球跨境贷款市场上，以美元标价的贷款额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5年间，以美元标价的全球贷款余额在53%~57%徘徊，平均份额为55.3%。在全球跨境存款市场上，以美元标价的存款余额所占份额同样超过了一半。

2002~2008年间，一方面，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中东、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宗商品出口国持有的美元存款出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国家通过向美国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经常项目持续累积巨额的美元顺差。因此，全球以美元资产持有的存款出现快速上涨趋势。

全球金融机构中的美元存款余额从2002年的1.5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8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一倍以上，而美元存款在全球所有存款中所占比重也相应从2002年的50.4%上涨到2008年的59.6%。

截至2015年底，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为19.3万亿美元，而以美元为票面标价的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达到9.2万亿美元，在全球国际债券余额中的比重为47.9%。

分地区来看，截止到2015年底，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债券和票据未清偿余额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离岸中心和亚太地区所占份额较高，分别为85.1%、82.6%、80.8%、79.0%和64.9%，而在欧洲、北美和国际组织中所占份额相对较低，分别为51.1%、35.3%和32.2%。

美元计价的外汇衍生品日均交易额为4.5万亿美元，在全球场外外汇衍生品交易中的份额达到87.6%。2008~2014年间，美元资产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相对稳定，平均约为62.4%，依旧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欧元25%

在全球跨境贷款市场上，以欧元计价的国际贷款额占据了25%左右的市场份额。在全球跨境存款市场上，2002~2015年间，以欧元标价的跨境存款余额所占平均比重为24.6%。

截止到2015年底，以欧元为票面标价的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为6.3万亿美元，在全球国际债券余额中的比重为32.8%。

1999~2009年间，各国官方持有的欧元资产不断增加，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1999年的17.9%增加到2009年的27.7%。到2014年底，欧元资产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到22.1%。

日元

各类均不足10%：在全球贷款发放总额中的平均比重仅为4.3%，在全球跨境存款余额中的平均比重仅为2.7%，在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中的比重仅为2.1%，截止到2014年底，日元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经不足4%。

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实力基础。

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逐步取消人民币跨境交易中的限制措施，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交易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国际使用进展：

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上海和广东的部分城市启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试点。到2014年底，已经基本取消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的所有限制措施，个人和企业均可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

2009~2015年间，经常项下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额达到23.9万亿元人民币，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额为19.3万亿元，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总额为4.6万亿元。其中，2015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为7.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个百分点，为2010年结算金额的15倍左右。

在2015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中，货物贸易结算金额为6.4万亿元，服务贸易结算金额为0.8万亿元。2015年，经常项下人民币收付比首次发生逆转，跨境人民币流入境内数额超过对外支付额。原因可能在于，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贬值压力大。

一方面，海外企业使用人民币进口支付意愿大于出口支付意愿;另一方面，短期套利性资本通过经常项下向海外流出。

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国际使用进展：

2011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境内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投资交易，并在2014年进一步简化了人民币业务结算流程后，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截止到2015年底，境内企业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达到1.1万亿元，外资企业对我国人民币直接投资累计余额达到3.3万亿元。其中，2015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额为0.7万亿元，外商对我国人民币直接投资额为1.6万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94.5%和84.1%。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远远高于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但后者的增长速度更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人民币在证券投资项下的国际使用进展：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人民币在证券投资项下的国际使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15年，人民币国际债券及票据未清偿余额为777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6%。

其中，香港地区是人民币国际债券最大的交易市场，2015年该市场的人民币国际债券余额为3971.2亿元，占人民币国际债券总额的一半以上。

然而，从国际纵向比较来看，人民币国际债券规模与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的国际债券额相距甚远，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2015年人民币国际债券余额仅占全球市场的0.6%，而同期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债券占比分别为47.9%、32.8%和2.1%。

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

海外机构可以通过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方式持有境内证券资产，海外个人投资者在2014年以后可以通过“沪港通”购买境内股票。

2015年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约为3.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5.4%。其中，海外机构和个人在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存款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降幅达到35.2%。而海外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债券和贷款余额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上升，增幅分别达到7.8%、11.9%和4.0%。

境内投资者的对外人民币贷款：

2011~2014年，境内机构对海外投资者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为1548.5亿元、1806.1亿元、1873.8亿元和1989.7亿元，年平均增幅为8.9%。

2015年底，境内机构对海外投资者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3153.3亿元，大幅上升58.5%。原因可能主要在于，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广东自贸区开展人民币境外贷款业务试点方案，允许区内企业从海外募集资金，对自贸区内或海外放款。

此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加之海外人民币利率较低，境外机构和个人存在较强的人民币融资需求。

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进展：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交易每隔三年进行一次的市场调查报告，2016年4月，全球外汇交易日均交易量为5.1万亿美元，较2013年的调查数据小幅下降了5.6%。

其中，人民币在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达到202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的4.0%，较2013年大幅增加68.3%。人民币成为世界第8大外汇交易币种，位居发展中国家货币首位。

美元依旧是全球最活跃的外汇交易货币，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87.6%。而人民币与美元的外汇交易量占据世界第6位，占人民币外汇交易的95%以上。居于前五位的分别为美元/欧元、美元/日元、美元/英镑、美元/澳元和美元/加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占比分别为23.0%、17.7%、9.2%、5.2%和4.3%。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进展：

截止到2015年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中，并未公布以人民币形式持有的储备资产情况。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并设立清算行，以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超过4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不同方式持有人民币资产。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计算SDR价值的五种篮子货币之一，权重达到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认可人民币作为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并将吸引更多国家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资产。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一项统计显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急剧下降，4月份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使用量环比下降至1.60%，为2014年10月以来最低，人民币全球使用量排名下滑至第7，是自2015年2月以来最差排名。

2015年8月汇改之后，人民币曾瞬间超过了日元，成为全球支付中使用量第四的货币，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入篮（SDR）似乎未如预期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

原因：人民币币值高估，境外离岸非交割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人民币自2015年底持续显现贬值，为对抗这种压力，人民银行通过收缩人民币在境外可获得性的方式减少境外做空人民币的压力。即维持境外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设施:人民币跨境结算制度安排

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海外人民币存量有限。为支持境外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需要向海外输出一定额度的人民币。

为此，中国人民币银行与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提供流动性支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

随着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使用的频率日益增加，数量越来越大，在人民币跨境收付业务较为集中的地区集中人民币统一的清算安排变得十分必要。

为此，自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同台湾地区、新加坡、英国、德国、韩国、法国、卢森堡、卡塔尔、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智利、南非、阿根廷、赞比亚、瑞士、阿联酋18个国家或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人民币清算安排。

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境外清算银行为海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开设人民币清算账户，集中处理境外人民币结售汇、现钞配送和回收等业务，并为当地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

目前，人民币跨境交易主要通过国外的清算行和代理行直接或间接地接入人民币境内大额支付系统完成结算。由于境内大额支付系统主要服务于国内人民币清算需求，运行时间与全球运行时区的要求不匹配，而且同全球最重要的结算系统“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不完全兼容，因此跨境人民币结算效率不高，资金无法实时到账。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自2012年开始建设专门用于处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支付系统，并于2015年10月8日正式上线。新建立的第一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采用国际通行报文标准，可以满足世界不同地区人民币跨时区结算要求，极大地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设施：资本项目可兑换

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同时为海外的人民币存量资金建立一条保值增值渠道，这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流通机制。因此，在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海外投资者参与国内证券市场投资的渠道主要有三类:

境外合格投资者(QFII)、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RQFII)和沪港通。

2002年11月5日，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截止到2015年底，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批准295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额度范围内投资国内证券市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得到提升。

为完善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使得境外的人民币可以投资于国内证券市场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完善人民币投资和储备功能，2011年底，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市场投资试点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审批的额度范围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

此后，RQFII资金准入条件逐步放松，额度逐步放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外人民币投资渠道匮乏的局面，有利于增强其他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资产的动力。截止到2015年底，共有186家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获批在4443亿元总额度范围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投资。

为促进国内资本国际化，同时也为境内外个人投资者提供一条新的投资渠道，2014年11月17日，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正式启动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两地投资者购买对方交易所特定投资标的股票。这意味着我国启动股票市场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为未来推出“深港通”和“沪伦通”积累经验，并为进一步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奠定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设施：利率市场化

自1993年中国政府确立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以来，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一直在稳步推进。

1996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管制，标志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开端。

到2015年10月24日，人民币存款利率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对各类金融产品进行自主定价，这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对于进一步完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形成机制，缩小境内外人民币利差波动幅度，降低跨境人民币套利动机，同时对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设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以保证人民币币值在均衡合理的水平范围内双向浮动，对于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启单边升值趋势。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防止跨境资本的无序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机制暂停。

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大体稳定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19日再次启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弹性不断增强。

5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采取逐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日均波动幅度、取消金融机构对客户外汇买卖价格管制、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报价机制等一系列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基本退出了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因素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趋势进一步增强，这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兑美元远期、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另外，为促进双边贸易、便利跨境直接投资、降低汇率兑换成本，中国货币当局加快同其他国家金融合作，推出人民币同多国货币的直接交易，不再通过美元汇率进行套算。

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上可以同人民币进行直接交易的货币有10种，分别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瑞郎、澳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卢布和林吉特。

随着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的扩大，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货币同人民币进行直接交易，在银行间形成有效的双边汇率市场。

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一览表

02 “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提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

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721份，合同金额为1257.8亿美元，同比下降12.8%，占同期我国获得的对外承包工程总合同额的52%。

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和发展对我国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大有裨益。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起于中国，贯通亚洲、中东和欧洲部分地区，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一共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合作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在政策沟通方面，由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结构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各国政府通过沟通交流，就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达成共识，化解消极因素，为共同建设经济和社会民生项目开启政策绿灯。

在设施联通方面，通过重点加强区域内的道路、桥梁、港口、管道、电力、网络、海关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家间贸易、投资、物流和人员流通打开方便之门。

在贸易畅通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而我国传统的贸易对象国是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消除区域内的各种贸易和政策壁垒，深入挖掘同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潜力，实现经济贸易共同发展。

在资金融通方面，项目的建设需要资金的投入，因此需要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区域性金融机构为项目投资注入资金，同时加强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区域性金融机构合作，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共同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民心相通方面，通过加强区域内人文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为区域经济合作获取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重大机遇

货物贸易方面，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由于企业使用惯性和美元的国际影响力，现阶段区域内的国际贸易主要采用美元进行结算。这不仅增加了双边贸易的汇率波动风险，还会增加企业的汇率兑换成本。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政府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签署越来越多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本币结算安排，中国同区域内国家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进行贸易结算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扩大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范围，而且通过使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在推进货物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过程中，可以重点考虑推进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目前，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受到欧美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其国内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美元和欧元融资支持。

而中国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对象国，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通过与俄罗斯加强合作，推进同俄罗斯在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商品跨国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和卢布计价结算，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中亚和中东部分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等商品交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会使得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得到增强。

此外，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还可以刺激其他大宗商品进口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强其他国家在一般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的意愿，提高其他国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的动力，这对人民币全面实现计价、结算、投资和储备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投资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的现实需求。中国在道路、桥梁、工程建筑、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推动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筹集资金，不仅可以避免国内投资企业货币错配的风险，增强人民币的国际投融资功能，还可以带动国内相关基建设备的出口和劳务人员的对外输出，有利于化解我国国内企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03 国际资本流动

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提供了渠道。2006年以来，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较大。

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以年均8.7%的增速不断扩大，此后全球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放缓的趋势。

其间出现了两次负增长。一次发生在2009年，这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为11039.6亿美元，全球资本净流动跌幅高达34.3%，创下近十几年来增长率的新低。

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全球资本流动也随之有所恢复。2010年全球资本流动总规模上升至13256.5亿美元，增幅为20.1%。

第二次全球资本流动负增长出现在2013年。原因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众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财政悬崖、塞浦路斯危机等）影响投资者信心。

2013年较2012年同期减少1067.3亿美元，同比下降7.4。2013年以后全球资本流动呈总体放缓的状态，2015年全球资本流动总规模为13804.8亿美元，在2014年零增长的基础上，增加3.3%。

全球资本流动的构成：国家类型

从发达国家整体来看，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小规模净输入外，2013年之前一直处于净输出状态，2013年以后转为净输入状态，且之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5年资本净输入额为6432.0亿美元，较2014年同期增加1864.0亿美元，同比上升40.8%。

如图4-2-b所示，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看，2014年以前一直处于净输入状态，2014年以后转为净输出状态。2015年资本净输出额较2014年增加约2.7倍，达1821.0亿美元。

此外，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构成看，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在直接投资上呈现净流入，在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上属于净流出;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其他投资上属于净流入，在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上属于净流出。

全球资本流动的构成：资本类型

在直接投资方面，2008年至今，除2013年出现少量负值外，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净额均为正值，说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一直是直接投资净流入地区。

2008年至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净额均为负，危机后一直处于直接投资净流出状态，2011年流出额出现高峰，达到5344.0亿美元。此后则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证券投资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证券投资净流出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且在2015年首次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净流入状态。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证券投资净流入353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证券投资除2008年和2015年为证券投资净流入外，其余年份均呈现证券投资净流出状态。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证券投资净额为2035.0亿美元，国际私人资本大量流向新兴经济体反映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上升以及近年来其经济的强劲表现。

其他投资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其他投资净额波动较大，出现了两次转折。

2010年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首次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之后又恢复到净流出状态;2013年出现净流出转为净流入的第二次转折，但此后净流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其他投资净额大幅下降为7.0亿美元，较2014年减少1647.0亿美元，同比下降99.6%。发达经济体其他投资净流入的大幅下降，与其他投资主要组成部分的外债变化密切相关。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2015年第四季度，金融机构在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债券发行疲软，净发行额为-78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其他投资除2009年和2010年为净流出外，其余年份均为净流入，且其他投资净额在2009年以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其他投资净流出达到危机后的最高值5148.0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991.0亿美元，同比上升23.8%。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5年第四季度，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净债券发行额保持相对稳定，为160.0亿美元，但国际银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境贷款减少了1410.0亿美元，同比降幅达6.0%。因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银行信贷收缩导致的负债下降是其他投资净流出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国际资本流向

上图显示的是2008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间的资本流向，可以看出，资本先是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和发展中国，但在2012年以后流向出现逆转，即资本回流至发达国家。

前者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危机后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其流动性过剩，其自身经济又处于衰退，新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状态更好，为此资本流向后者。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在2012年起逐渐增长乏力的，而发达国家经济有所复苏。为此资本流向出现逆转。

理论上，资本应该从收益低（充裕）流向收益高（稀缺）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风险的问题）。但在此次危机前，有大量的样本期间，实际的资本流向是相反的。这被称为“卢卡斯悖论”。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以及制度不完善所致的信贷风险等问题)，这些都将使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益大为减弱，从而出现资本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流出的“卢卡斯悖论”现象。

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持续保持资本净流出状态，但从2011年起资本净流出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资本净流出为2092.0亿美元，较2014年净流出减少304.0亿美元，同比下降12.7%。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企业估值上升，基于危机冲击后企业低估值的直接投资动因弱化，直接投资由2014年的净流入2254.0亿美元转为净流出648.0亿美元。由于劳动力市场指标继续改善，就业增长强劲，劳动力参与率回升，失业率继续下降，2015年证券投资流出较2014年减少900.0亿美元，达770.0亿美元，同比下降53.9%;其他投资净流出较2014年减少2044.0亿美元，达357.0亿美元，同比下降85.1%。

欧元区除德国之外的国家总体资本净流动波动较大。2012年出现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净流入状态，2015年资本净流入2396.0亿美元，较2014年净流入减少1637.0亿美元，同比下降40.6%。由于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国内需求的加强抵消了外部需求的减弱，欧元区2015年直接投资流入364.0亿美元，证券投资流入2990.0亿美元，较2014年上升2.1倍。但受到欧洲中央银行(ECB)的长期再融资到期偿还的影响，欧元区其他投资从2014年的净流入1833.0亿美元变为净流出1505.0亿美元。

德国和日本将延续资本净流入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5年德国GDP增速为1.5%，同比下降0.1%。2015年德国资本净流入2852.0亿美元，较2014年小幅下降11.8%。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为208.0亿美元，同比下降81.1%;证券投资净流入为1484.0亿美元，同比下降11.8%;其他投资净流入787.0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729.0亿美元，上升12.6倍。

2015年，日本经济有所好转，GDP从2014年的零增长提高到0.5%，该年度资本净流入1747.0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1236.0亿美元，增长2.4倍。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入为13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9.6%;证券投资净流入为1312.0亿美元，上升1.3倍;其他投资净流出1119.0亿美元，较2014年流出额增加537.0亿美元，同比上升92.3%。

新兴经济体总体资本流动情况

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资本流入出现大幅下降，2013年下半年以后，总体处于资本净流出的状态，且股权资本的净流动在资本流动中起了主导作用。

从流动方向来说，在整个2010~2015年，净资本流入放缓是由资本流入下降造成的，资本流入下降幅度超过了资本流出下降幅度。

此外，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净资本流入持续下降的贡献逐渐出现巨大差异。2012~2014年间净资本流入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流出的增加，而2011年和2015年的前三个季度净资本流入持续下降则在于资本流入的下降。

其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差异缩小，新兴市场增长前景减弱。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大大提高，货币错配(特别是在公共部门借款方面)问题减弱。对新兴市场的居民而言，现在的资本管制比20世纪80、90年代更宽松，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财富的大量积累，特别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经历了数年的高增长，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居民寻求多样化的国际投资，从而导致资本外流。

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国别差异

资本流入放缓还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欧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放缓状况更显著且更持久，拉美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放缓主要集中在2014~2015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5年拉美国家GDP出现负增长，为-0.1%，较2014年下降1.4%。直接投资净流出达1319.0亿美元，较2014年流出减少90.0亿美元，同比下降6.4%;证券投资净流出682.0亿美元，较2014年流出减少487.0亿美元，同比下降41.7%;其他投资净流入为156.0亿美元，较2014年减少152.0亿美元，同比下降49.4%。

2015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增速为6.6%，同比下降0.2%。虽然受到外需低迷和内生增长动力减弱的影响，但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所以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仍增长强劲。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5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为1387.0亿美元，较2014年流出同比下降48.4%，净流出减少1301.0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6.0%，达到1360.0亿美元。2015年，印度经济成为亮点，其GDP增速达7.3%，且在保持经济高增速的同时，印度政府大力改革，先后推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技能印度”等计划，并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使印度2015年的直接投资净流入达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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