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指政府通过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达到稳定国民经济目标的政策。
财政政策对应的是政府，货币政策对应的是央行。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就业，央行首要目标是稳通胀。这就是为什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分开，因为有时候它们是冲突的。
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重要形式。它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和权威性等特点。
税收政策通过适当设置税种和税目、明确税率以及规定必要的税收减免和加成，调节产业结构、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
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和投资。税收抵免：提供各种税收抵免，如子女抚养抵免、教育抵免等，减轻纳税人负担。企业所得税：调整企业所得税率，鼓励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税收优惠：提供投资税收抵免、研发税收抵免等，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调整税率：通过提高或降低消费税和增值税率，调节消费水平和经济活动。
减免政策：对某些商品和服务实施减免政策，以支持特定产业或社会群体。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包括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涉及行政管理、国防、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而转移性支出用于宏观调控和管理，例如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
1.转移支付
补助金：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项目，均衡地区发展。专项资金：针对特定项目或计划，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提供专项财政支持。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失业保险、低收入补贴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医疗补助：如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等，提供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持。国债政策：
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排挤效应、货币效应和利率效应上。
短期债券：通过发行短期国债筹集资金，满足短期财政需求。长期债券：发行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长期投资项目和债务再融资。债务结构调整：优化债务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风险。
债务削减计划：实施财政整顿计划，通过控制财政赤字和提高收入，逐步减少公共债务水平。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最终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政府投资具有乘数作用，推动经济增长。
建设项目：政府投资于道路、桥梁、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经济增长。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提高社会福利和生产率。福利计划：如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养老金等，直接向居民提供经济支持，促进消费和减缓经济衰退的影响。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对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长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为什么有用？来自一下几个经济学派的经济学理论支撑。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侧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等。核心观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总需求的不稳定，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降低税收来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核心观点：财政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即政府增加支出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产生乘数效应。反之，减少政府支出或提高税收会通过乘数效应收缩经济。
乘数效应核心假设是财政支出或投资能够通过经济中的连锁反应，最终产生比原始支出更大总需求和收入增加的现象。这个过程的核心在于初始支出引发的收入增加会进一步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导致总需求的多次放大。
乘数效应运作原理：
初始支出
↓
政府支出、私人投资或出口增加。例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
收入增加初始支出直接增加了相关企业和工人的收入。例如，承包商和工人因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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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加工人和企业用新增收入的一部分进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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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使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例如，工人用收入购买商品，商店的收入增加。
↓
进一步的消费增加新增收入再次用于消费，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商店收入增加后，可能雇佣更多工人或扩大投资。
↓
多轮次收入和消费循环收入和消费的循环过程在经济中多次发生，逐渐减弱。每一轮次的收入增加都会产生新的消费和收入，形成多轮次的连锁反应。
↓
总需求和收入增加最终，初始支出的影响通过多次放大，导致总需求和收入显著增加。
乘数效应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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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边际消费倾向（MPC）为0.8（就是说所有的参与方收入1元，花出去8毛），则乘数为：
乘数=11−0.8=5
\text{乘数} = \frac{1}{1 - 0.8} = 5乘数=1−0.81=5
这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的初始支出，最终会在经济中产生5美元的总需求增加。如果政府投资的总额为4万亿，带动的总需求增加则为20万亿。
核心观点：
供给侧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供给侧经济学关注通过政策措施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效率，从而提升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供给侧经济学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和改善劳动市场等措施，通过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投资和创新。核心观点：
拉弗曲线描述了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表明在一定范围内，降低税率可以提高税收收入，因为较低的税率会激励更多的经济活动和更高的税基。核心观点：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进行无限制的支出，而不会面临传统意义上的偿债压力。MMT主张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而不是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直接政府支出等。
乘数：大于1，这是凯恩斯主义生命力的关键！
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是反周期调控的有效手段，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提高产出和私人消费，财政乘数为正，且大于1。但是，利率上升会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作用不确定。新古典学派则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使产出下降。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强调，暂时性政府支出和永久性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由于暂时性政府支出会带来政府债务增加，为此公众会产生未来税收将上升的预期，从而增加劳动供给，降低实际工资和消费。以美国2009年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为例，Romer和Bernstein研究认为，在长期内，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约为1.6，减税的产出乘数约为1，即增加1美元政府支出会使产出增加1.6美元，减少1美元税收，则会使产出增加1美元。
Romer和Romer研究了美国1945至2007年减税对产出的影响，认为，减税的产出乘数约为3。但是Mountford和Uhlig则认为，无论是以财政赤字融资还是以税收融资，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都小于1，在长期，减税的产出乘数大于1。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的产出乘数均为正，且大于1；在短期，增加政府支出的经济刺激效应更显著，在长期，减税对产出的刺激效应更持久；考虑到进出口的影响，政府支出增加和减税都会在短期内减少净出口，但财政乘数变大，这意味着短期内的政府支出增加和减税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财政基本盈余与价格水平呈负向关系，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令价格水平上升。案例：
美国次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为应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大规模的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的刺激性财政政策。 2009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实施《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执行总规模约为7870亿美元的财政扩张，相当于2008年美国GDP的5.6%，其中，约2880亿美元用于税收减免，约2240亿美元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约2750亿美元用于州及地方财政援助。
2008年底起，欧盟也采取了总额达2000亿欧元的《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占欧盟GDP的1.5%。
我国在2008年年底宣布实施40000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总规模约为5860亿美元），占2008年GDP的13.3%。同时，我国也开始实施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措施，2009年，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政府财政扩张要有对应的项目可支出（就好比货币政策扩张虽创造了流动性，但没有好的项目，依然无法形成投资）。换言之，要有可投向的项目。比如，道路桥梁该修的都修好了，就很难从这个角度考虑政府支出项目，从而刺激增长。
财政乘数大小受以下因素影响：a.漏出要小，即财政支出所增加的收入尽可能大的产生需求（漏出包括进口、储蓄和税收，即尽可能少的转化为储蓄和进口）;b.货币条件要配合（即财政支出不会带来利率大幅上升）;c.财政要可持续，即今日扩张不能让公众产生经济恢复后会加税。
财政要可持续，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涉及大规模的赤字，就会对长期实际利率产生压力（财政赤字过大意味着将来要借新帐还旧账，长期利率会上升）
政府为什么要欠债？政府拿什么来还债？多大规模的政府债是合理的？
1.政府为什么要欠债？
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发行国债和降低税收来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和应对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政府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医疗救治、防控措施和经济援助。2.政府拿什么来还债？
税收收入，比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未来可能的财政盈余等。
3.多大规模的政府债是合理的？
国际惯例是按照债务占GDP比率，通常债务占GDP比率在60%左右被认为是较为安全的标准，超过这个比例可能会增加偿债风险。对财政赤字警戒线，国际上通常有四个指标：一是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3%为警戒线（AAA评级国家通常赤字是3%的平均水平，AA评级国家平均6%的水平）。
二是债务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以不超过60%为警戒线。
三是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一般以不超过30%为警戒线。
四是国债偿还率，即当年国债还本付息/当年财政支出，一般以不超过10%为警戒线。 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了欧盟财政政策的基本规则：区内各国都必须将当年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并且各成员国必须将国债/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
G20主要发达国家债务（%GDP）![]()
金砖五国债务（%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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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十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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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债务最高的十大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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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澳大利亚，发达国家政府累计债务基本上都超过GDP的60%，其中德国超过不多，美国和意大利该指标达到100%。新兴市场中，印度的政府债务最高，其他都在60%范围之内，中国为50%不到。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赤字规模较大，超过3%GDP的红线，法国在次债危机后赤字超过红线。其他发达国家赤字在合理范围内。印度年度赤字一直超过红线，阿根廷、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15、16年赤字问题凸显，超过红线。 总的来看，美国是债务问题严重的发达国家，印度是债务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
债务趋势：
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绝对规模在过去30年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由1981年底的9948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底的13.53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2.60倍。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率由1981年底的33%上升至2010年底的93%。不过，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率在过去30年并非一直上升。由于克林顿政府任内实施了成功的赤字削减政策，导致该比率在1997～2001年5年间一度连续降低（从64%降到55%）。自次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支出扩大，导致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比率迅速攀升。该比率由33%上升至64%花了26年时间(1981～2007年)，但由64%上升至93%仅花了3年时间(2008～2010年)。2016年达到GDP的108%。
美国政府都欠谁的钱？（债务结构）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主要包括如下两个部分:一是联邦政府向公众发行债券，为已经出现的预算赤字融资，这被称为公众持有的国家债务。二是联邦政府因某些支出增加了债务，向财政的透支。这些支出包括军费，社会救灾、安保、医疗和运输等，这被称为政府账户产生的债务。
2010年底13.53万亿美元的联邦总债务：联邦政府机构持有的约占33%(4.51万亿美元)，由公众持有的约占67%(9.02万亿美元)。2016年底15.98万亿美元的联邦总债务：联邦政府机构持有的约占5%(7175亿美元)，由公众持有的约占95%(15.28万亿美元)。2010年在由公众持有的债务中，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系统(FedReserveSystem)持有的债务与由其他主体持有的债务。在2010年底9.02万亿美元的由公众持有的债务中,由美联储系统持有的约占9%(0.81万亿美元)，由其他主体持有的约占91%(8.21万亿美元)。2016年底，在由公众持有的债务中，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系统(FedReserveSystem)持有的债务与由其他主体持有的债务。在2016年底，由公众持有的债务中,由美联储系统持有的约占16%(2.46万万亿美元)，由其他主体持有的约占84%(12.82万亿美元)。2010年底，由联邦政府机构、美联储系统与其他主体持有的联邦债务占联邦债务总额的比率分别为:33%、6%与61%(1981年是21%、13%与66%。即联邦政府机构持有的联邦债务占联邦总债务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年底，由联邦政府机构、美联储系统与其他主体持有的联邦债务占联邦债务总额的比率分别为:4%、5%与91%，官方持有的联邦债务比例在下降。
2018年，在美国国债约有42%被外国人持有。中国、日本是其第一和二大债主，分别占其外债的19%和17%（中国1.18万亿，日本1.03万亿）。
美国国债持有人分布图：![]()
2010年6月底，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元资产的规模由高至低排序，则中国投资者最青睐的资产依次为长期国债、长期机构债、股票、长期企业债与短期债券。
从中国投资者购买长期国债规模占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元资产总额的比率来看，2005年6月底至2008年6月底，该比率由53%逐渐下降至43%，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加快了投资多元化的步伐。然而，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随着房地美与房利美陷入了运营危机以及美国股市显著下跌，中国投资者从2008年6月底起，显著减持了长期机构债，也一度减持了股票，而明显增持了长期国债。这导致长期国债占投资总额的比率由2008年6月底的43%显著上升至2010年6月底的69%，投资多元化倾向明显逆转。
与其他投资者相比，中国与日本投资者似乎特别热衷于购买长期国债与长期机构债，长期国债占两国投资总额的比率分别达到69%与53%，而其他投资者的该比率平均仅为12%。中国投资者在风险偏好与收益率之间的纠结，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投资者的结构所决定的。截止2011年9月底，中国的海外资产为4.67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就高达3.20万亿美元，占海外资产总额的69%。这意味着中国海外资产的2/3强是外汇储备。作为外汇储备管理主体的外管局，本身的风险偏好是很低的。自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成立以来，外管局与中投公司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这导致外管局也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视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收益率。
美国从法律上确定债务上限始于1917年。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每当需要借款时，都要向国会一事一报，在获得国会批准和授权后，方能实施筹融资计划。
这一原则是对当届政府或将出现过度透支，而对下届政府不负责任行为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应对战时经济之需，国家财政必须有更大的灵活性，美国国会也因此授予政府一揽子借款权限，条件是，联邦政府(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借款总额要小于国会当下规定的总量限制。1917年，国会通过《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以立法形式确立国债的限额发行制度。
美国调高债务上限的历史与现状自1939年开始，美国债务上限已上调了105次，几乎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2000年后就被提升了18次，额度提高了约100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1年至1945年，美国债务上限被限制在3000亿美元。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债务上限一度有所下降，一直到1962年，才又重新回到接近3000亿美元的水平。但1962年以后，这一上限不断提高，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时期的盈余转为赤字，债务也随之增加。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近几年，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和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和12.10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比重为70%和84.1%。
而2010的情况更加恶化:按2010年财年计算，美国GDP总额为14.62万亿美元，而债务上限达14.2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总额的98%;2010年的财政收入为2.16万亿美元，支出为3.56万亿美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接近10%。
奥巴马2009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10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约7.6万亿美元。2015年11月，美国国会《2015年两党预算法》，决定2017年3月16日前不再设置债务上限，此时的债务上限为18.9万亿美元。 2018年2月9日，于2019年3月1日结束，美国债务上限突破22万亿美元。根据现行美国宪法，当联邦债务接近上限时，政府就必须与国会达成提高上限协议。因此，每次提高债务上限也通常伴随着与当时经济政治相关的附加条件，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党派便可以向政府施压，以贯彻自身的政治意图。
由于债务违约会造成政府停摆、美债信用评级下降、拖累经济复苏等严重后果，因此在最后期限两党总能达成一致调高上限。
近年来，债务上限谈判已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关键点不在于是否调高上限，而在于具体的赤字削减方案。两党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也在谈判中屡屡发生矛盾冲突。
传统上讲，美国民主党重视平民阶层的利益，寻求通过建立“大政府”，以保障平民阶层的利益。从财政收支方面来看，他们重视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号召通过“劫富济贫”式的税收体系来为财政支出融资。
相比之下，美国共和党更加信奉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应该信守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本分，过度增税与过于优厚的社会福利会挫伤美国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力，因此应该通过削减财政支出，以压缩政府部门规模。特朗普财政政策的最大动作是实施大规模税收减免，重点在于减免企业所得税，并通过改变税制引导美国的跨国企业把海外留存收益汇回本土。他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来刺激美国企业投资，把获得的收益用于再投资，并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创造利好。在财政政策方面，除税改外，特朗普还力推大规模基建。美国很多基础设施日益老化，的确需要一个大的基建方案，但由于从预算中拿不出钱来，共和、民主两党也一直无法达成完整共识，至今没有实质性推出，这有可能成为特朗普2020年竞选比较突出的议题。除此之外，特朗普支出政策还包括扩大军费开支（提出旨在取消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中有关国防开支的封顶，从而逆转军费开支近年下降的趋势。）税制改革是特朗普财政政策的核心，减税涵盖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与遗产税。（1）公司利润税率从35%大幅下调至15%（这使得美国公司所得税从世界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降低到低税率国家）；（2）对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返还的利润给予10%的优惠税率，并允许税款分十年分批延迟支付（这个低税率将激励美国跨国公司从爱尔兰等避税港转会美国）；（3）允许公司对投资支出进行一次性税收减免，同时取消现有公司利息支出税收减免（鼓励公司增加投资，以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4）合伙制企业的业主收入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以低于个人所得税的15%公司税率纳税（激励中小企业家创业和扩大生产）；遗产税：废除现有遗产税（免征额500万美元，超出这个值的部分缴纳40%的边际税率），取消遗产税，但超出1000万美元的遗产资本力利得按照收入税纳税。
（1）大幅下调，各收入阶层的税负都将降低，高收入人群降幅大于低收入人群。将现有7级累进税制简化为3级谁知，分别征收12%、25%与33%的税负。最高边际税率将从39.8%降为33%。（2）提高最低标准起征额，增加子女税收减免，但取消其他多种减免。（1）短期（低于1年的）资本利得按照下调的3级联邦个人所得税率进行征收；（2）取消奥巴马医改对投资收入额外加收的3.8%税率；（3）长期（高于1年的）资本利得税率降维持现有的3级低税率（0%、15%、20%）。
我国政府债务由两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
根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截止2013年6月末，全国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0.27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12.3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为17.89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59.1%，相比2008年底5.35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30.77%。2016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为17.18万亿元（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6.47万亿元），分别占GDP（74.41万亿元）的16%和23%，累计39%。 外界对政府债务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上，因为中央政府债务的构成相对透明，而且中央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较强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累计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距离60%的红线有很大距离。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较低，为此对我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官方数据有众多质疑。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估计和地方政府违约风险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我国债务风险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根本原因：财权事权不对称。1994年开始实施的财政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又层层下放，造成二者不对称。直接原因：“四万亿”投资计划。2009年，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这4万亿政府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资1.18万亿，其余部分需地方财政自行筹措。由于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只能通过大规模举债的方式实施政府投资项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向商业银行借款，且在2014年新《预算法》出台前也不能发行债券，因而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设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间接方式借债。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90382.23亿元，财政支出为238874.02亿元，财政赤字为-48491.79亿元，占GDP比重达4.91%（超出3%的红线）。
201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之2019年需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有人提出适度上调财政赤字率的建议。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什么是潘多拉魔盒？
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以其他方式将财政赤字转化为货币供给，以便为其财政支出提供资金。
这通常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印钞来填补财政赤字，而不是通过借款或增税来筹集资金。以前是借钱用税收来还债，现在是印钱来还债。信用货币无信用，诸卿还记得提着一捆钱买大米的金圆券吗？
另外，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削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更易受到政治压力，无法独立制定货币政策。
高通胀和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能导致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下降，抑制长期经济增长。
最严重的后果是是通货膨胀。直接“印钱”对于政府来说基本不用还，最后兜底的还是老百姓，“印在哪”，“用在哪”都难以考量。
货币超发的结果不仅是物价上涨，还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到时候央行再想通过抽出流动性来抑制通胀或者资产价格泡沫是十分困难的，很可能动摇社会的基本稳定。
再加之过去十年地方债务的快速上升，各地都迫切想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财政压力，如果放开这个口子，各地会搭配怎样的经济刺激手段也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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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可追，往者可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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