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人类新史》
历史很重要。在关于雕像、奴隶制以及帝国的争议中，我们已习惯了围绕过去展开无休止的争论。但有一个历史领域，至今尚未受到质疑：那就是人类最早起源，亦即“人类黎明”的故事。然而，对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来说，这一共识恰恰是个问题。在他们这本充满颠覆性和挑战精神的著作《人类新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两位作者认为我们对这段遥远历史的认知大多是一种神话——实际上，它是我们的起源神话，堪比现代版的亚当夏娃和伊甸园。这个神话的核心，是关于文明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的诞生。像所有起源神话一样，这种叙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广泛流行和顽强存在使我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当下的危机。
他们指出，这种神话可以在所有畅销书中找到，比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Sapiens）、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些书的共同假设是：随着社会变得更大、更复杂、更富有、更“文明”，不平等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增加。据说，早期的人类像卡拉哈里沙漠的采集者一样，生活在小型的、流动的群体中，社会结构平等而随意，民主且自由。
然而，这种原始的田园诗般生活（或霍布斯式的地狱，视角不同的解读）随着定居和农业的出现而消失。农业要求对劳动力和土地进行管理，早期城市和国家的出现则带来了更为陡峭的社会等级体系，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整个配套系统——领导者、管理者、分工和社会阶级。由此得出的结论很明确：人类的平等与自由必须为进步而让位。
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这种“阶段论”的叙述起源于启蒙思想，它之所以如此持久吸引人，是因为它既可以为激进派服务，也能为自由主义者所用。对于像亚当·斯密这样的早期自由主义者，这个故事是一个积极的叙述，可以用来为商业带来的不平等和现代国家的结构辩护。
但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提出的另一种版本，同样受到了左派的青睐：在“自然状态”中，人类最初是自由的，但随着农业、财产等的发展，他最终被束缚于枷锁之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则将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神话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结合，形成了一种更为乐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原始共产主义被私有财产和国家取代，最终现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会成为历史的归宿。
正是这种叙述——无论是自由主义版本还是更为激进的版本——格雷伯和温格罗试图通过近期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予以拆解。比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发掘表明，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美洲原住民曾建造巨大土堆用于大型集会，吸引了数百里外的人前来，这一证据推翻了所有采集者过着简单、孤立生活的观念。
与此同时，所谓的“农业革命”——即人类用财富、地位和等级交换平等的简单生活——根本没有发生。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是缓慢且不均衡的，许多曾被认为是农业的活动实际上只是小规模的园艺，与平等的社会结构完全兼容。同样，城市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国王、祭司和官僚机构。像哈拉帕（鼎盛于公元前2600到公元前1900间）这样的印度河流域定居点并未显示出任何宫殿或寺庙的痕迹，反而暗示了权力是分散的，而非集中的。尽管格雷伯和温格罗坦诚这些证据有限，且对其解释存在争议，但他们依然构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论证。
然而，他们特别鄙视的另一个神话是：认为“野蛮人”不仅高贵，而且愚蠢的假设。在这个崇拜硅谷科技之神的时代，我们容易相信自己比遥远的祖先更智慧。但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在试图皈依美洲原住民温达特人时发现，他们的智力之敏捷令人挫败。事实上，温达特人的口才甚至超过了“法国最聪明的公民和商人”。这种智慧被归因于温达特人的民主会议，这些会议几乎每天都会在村庄中举行，讨论各种事务，并且提高了他们谈话的能力。格雷伯和温格罗指出，正是这些技能和习惯，实际上使得所谓的原始人比我们更真正地成为“政治动物”——他们参与的是日常的社区组织工作，而非无力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59岁的格雷伯仍是全球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想领袖。《人类新史》无疑延续了反国家主义的人类学传统。早期的例子包括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论》（1902年），该书为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进化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并为“野蛮人”辩护，反对帝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苛刻批判。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在1972年的文章《原初丰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曾质疑，卡拉哈里采集者每天仅需工作两到四小时，是否真的比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或工厂工人更糟糕。
这本书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书中不断呼吁读者“重新思考”“重新想象”，甚至“重新审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有认知，认为我们已经被“卡住”了，无法再想象如何“重塑”自我。
重要的是，格雷伯和温格罗并未理想化某个特定的“黄金时代”；他们并非鼓励我们回归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强调早期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混合性——有的社会等级分明，有的则平等；某些方面平等，某些方面却不然。事实上，像切诺基人或因纽特人这样的群体甚至会根据季节的不同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交替切换。尽管如此，作者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欣赏社会实验、想象力和游戏精神，以及“如何不被统治”的艺术，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言。
格雷伯和温格罗毫不掩饰他们的政治倾向与对无国家社会的向往。《纽约时报》曾报道，格雷伯的一个口头禅是：“我们要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过去开始。”《人类新史》读来让人心潮澎湃，但它是否有效论证了无政府主义，仍然存疑。怀疑的读者可能会追问：如果现有形式的国家真的如此多余，为何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占据主导地位？
若要回应这一点，格雷伯和温格罗本应提供更为详尽的解释，说明为何现代国家得以崛起，以及我们该如何在不依赖现代国家机制的前提下共同生活。这正是克鲁泡特金曾试图回答的问题，而在当今全球挑战日益复杂且紧密相连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紧迫——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能力，而非更少。
即便如此，打破神话本身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随着我们探索新的、可持续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需要全面理解祖先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对我们不加检视便接受的历史叙述，更是必须深刻质疑的对象。
时青靖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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