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Graham Teasdale和Bryan Jennett提出了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这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发明，专门用来评估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的昏迷和意识障碍。GCS通过评估眼睁、语言反应和运动反应三个方面，并给出具体的分数，提供了一个标准化和客观的框架，用来判断患者的意识水平。在此之前，医生们往往用“昏迷”或“昏睡”等模糊的术语描述患者的意识状态，导致不同医生之间的沟通不一致，且常常延误了临床变化的发现。
自GCS推出以来，它迅速被全球广泛采用，最初主要用于急性创伤性脑损伤的评估，后来逐渐被应用到所有有意识障碍风险的患者中。由于其简单易用，经过短期培训即可掌握，GCS和其总分被纳入了全球许多分类和分诊系统，包括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GCS作为一个“共同语言”的评估工具，帮助改善了急性创伤性脑损伤的治疗和研究。
尽管GCS总分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但每个总分可能是由GCS三个组成部分的不同组合得出的，而这些组成部分对预后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单一的临床表现或患者特征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创伤性脑损伤的严重程度。GCS的运动反应、患者的年龄、瞳孔反应以及CT检查结果是最能反映患者预后的几个关键因素。
最初，GCS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广泛评估意识水平，并很快用于定义重度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即无法遵循命令、无法发出可辨识的词语或无法睁开眼睛）。直到1981年，GCS分数为13至15首次被用来定义“轻度”创伤性脑损伤，1982年，GCS分数为9至12则被正式划分为“中度”创伤性脑损伤。然而，尽管这种基于总分的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分类方法被广泛使用，但它对于许多患者来说依然过于简单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伤性脑损伤的长期后果与最初的严重程度无关。例如，有些患者最初的GCS分数为15，但却在创伤后立刻出现创伤后遗忘症状，或在长期内持续出现脑震荡后的症状。此外，还有一些患者的预后与初期的GCS分数不符，例如那些酒精中毒时入院的患者。
因此，评估创伤性脑损伤的严重性和预测患者预后，应该采用更全面的评估策略，除了GCS之外，还应包括其他临床特征。一些多因素的创伤性脑损伤预后模型已经被提出，其中包括更复杂的计算工具，如IMPACT计算器，以及一些更为简单的评估方法，如GCS-瞳孔反应-年龄-CT图表。这些简单的工具能够快速帮助医生做出判断，但它们通常牺牲了一些细节信息，相比更复杂的模型，它们的预测准确性可能稍逊。
随着我们对创伤性脑损伤的病理生理学理解的不断深入，医学界也在提倡采用更全面的方式来评估TBI的严重程度。除了现有模型中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外，新的方法还可能加入更多的临床和生物标志物数据。这些血液标志物和影像学技术的标准化将对准确评估创伤性脑损伤的预后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实施这些技术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更精确和个性化的患者病情描述和预后预测，但这需要通过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这些新模型的有效性。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不同预后轨迹理解的不断深入，评估标准将需要不断更新，这也增加了将这些新技术引入临床实践的难度。
与这些需求相一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NINDS）于2023年启动了一个国际共识倡议，旨在提出一种新的评估框架。该框架提出了一种多维度的方法，除了将GCS和瞳孔反应作为临床评估的核心，还将整合影像学特征、血液标志物数据以及患者个体因素。该框架的目标是提供更全面、可操作的创伤性脑损伤评估，帮助医生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
GCS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它的简便性，这也是它能够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医疗系统的原因。然而，如何在不同的医疗环境中，尤其是在资源不足的地区，推广更全面的创伤性脑损伤评估，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随着我们庆祝格拉斯哥昏迷量表50周年，GCS依然是评估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基石。未来的多维度评估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可能会帮助我们更精确地预测患者的预后，并推动个性化精准医学的发展，改善未来临床试验的设计，从而为创伤性脑损伤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希望这一方法能够在未来的50年内促进该领域的持续进步。
此图展示了创伤性脑损伤评估的发展过程，从传统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到拟议的多维度框架。左侧面板展示了GCS作为唯一评估意识的工具。右侧面板则展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估模型，它不仅包括GCS，还整合了更多的临床因素、影像学检查、血液标志物以及患者的个体化因素。这个增强的框架旨在克服仅依赖GCS总分的局限性，以便为患者提供更加精细化和个性化的评估。这一方法是近期研究和NIH-NINDS倡议的推荐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