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与创造生活 |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书札记
文摘
2024-12-15 22:40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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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4年12月14日旁听了川大举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学者们集中讨论了马恩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背景，特别是集中梳理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对于马克思的影响。究竟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论，仍然是一个鲜活的思想问题。讨论中国社会之未来可能是一个当下不合适宜的问题，因为人们集中讨论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解决？如何应对内外不断变化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的信心究竟应该从何而来？下面是听了学术讨论后笔者阅读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摘录，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恩格斯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他和马克思所面临的任务时写道：“我们两人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政治运动；我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在西德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了信徒，并且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多的联系。我们有责任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同时我们必须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确信我们的观点的正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一条中扼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包括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过去的哲学的根本区别，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的能动的、改造的性质以及它同革命实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占着主要的地位。这一著作的第一章初次详尽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着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对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作了简短的分析。例如，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在这里是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术语来表达的；“所有制形式”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国家的作用，指出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写道：“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畴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经济规律和范畴是受到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其后又逐渐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生产力发生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可见，在这里已经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经济规律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一规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获得了经典性的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轮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将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从而有能力支配生产，支配交换，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的才能和天资才会得到充分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样，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